生平介绍张劲夫，安徽肥东人，1914年6月出生。原名张世德。1934年秋在上海参加地下党外围组织“教联”，1935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上海国难教育社总党团委员、上海战区战地特支委员、安徽省工委常委、宣传部长、大别山、庐江、鄂豫皖区党委常委、民运部长、津浦路东省委书记、皖东新四军五支队政治部主任、江北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二师政治部副主任、四旅政委、淮南区常委宣传部长、华中建设大学副校长、鲁南二军分区政委、鲁南行政公署副主任、鲁中南行政公署副主任、鲁中南区党委委员。
1949年后历任杭州市委副书记、副市长、浙江省委常委、省财委主任、华东财委副主任、地方工业部党组书记、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国家科委副主任、财政部党组书记、部长、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副秘书长、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省长、省军区第一政委、国务委员、国家经委党组书记、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秘书长、中顾委常委。
历任党的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第一、二、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四届全国政协常委。
人生经历1914年6月6日出生。
1930年就读于陶行知创办的南京晓庄学校。
1931年后参与编辑《生活教育》杂志，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1932年冬到上海郊区大场山海工学团当教师，后任团长(即校长)。
1935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上海国难教育社中共总党团委员、中共战地服务团特别支部委员。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10月领导上海战地服务团在卢汉部云南部队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教育工作。上海沦陷后率战地服务团转入市郊打游击。不久调到中共江苏省委军委机关工作。
1938年初撤至武汉。4月任中共安徽省工作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部长。
1939年5月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并任中共鄂豫皖区党委常务委员兼民运部部长。
1940年1月任中共皖东津浦路东省委书记，兼任新四军第五支队政治部主任。参与领导创建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二师政治部副主任。
1942年2月起任新四军第二师四旅政治委员，兼任中共淮南区党委宣传部部长。率部坚持淮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中共鲁南第二地委书记兼鲁南军区第二军分区政治委员，鲁中南行政公署副主任。
1949年夏随军南下，任中共浙江省杭州市委副书记、杭州市副市长。
1949年秋任浙江省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1950年8月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兼省府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华东行政委员会财委副主任。
1954年9月任地方工业部副部长、党组书记（1955年1月起）。
1956年5月－1967年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书记、党委书记。兼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1960年1月任国务院业余教育委员会委员。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
1975年1月任财政部部长、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党组书记。
1979年3月任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
1979年6月－10月任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秘书长。
1979年12月任中共安徽省委第2书记、安徽省省长。
1980年3月任中共安徽省委第1书记、安徽省省长（－1981年3月）、安徽省军区第1政委（1980年6月起）。
1982年4月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党组书记。
1982年5月－1988年4月任国务委员兼国家经委主任（－1984年9月）、党组书记（－1983年7月）。是中共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在中共十三大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
重要事迹战火青春 百炼成钢
“七七”事变后，上海成为全国抗日爱国运动的中心。各地爱国青年，包括留日学生回国参加抗战，都要找上海救国会。全国救国会决定，由钱俊瑞和张劲夫负责对这些青年办短期训练班，两周一期。短训班请著名学者讲形势，讲哲学，讲群众运动等等，提高他们的认识，鼓励他们做抗日的实际工作，参加者非常踊跃。“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应国民党抗日将领张发奎的要求，救国会派战地服务团到张部从事战地服务工作，主要做政治动员思想教育工作。受张的影响，粤系部队纷纷要求各救国会派战地服务团去。张劲夫带队去了粤系66军，任该部队战地服务团团长。
不久，中共江苏省委成立军委，时年23岁的张劲夫从地方转到军队，此后的青春年华是在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中度过的。他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战火中百炼成钢，成为我军出色的青年高级政工干部。1937年11月，日寇侵占上海，张劲夫撤到武汉，与长江局接上关系。当时安徽省的党组织已被破坏殆尽，长江局派张劲夫回安徽开辟工作，先后任安徽省工委、鄂豫皖区党委常委。1938-1939年在皖西大别山地区，他通过安徽省动员民众委员会，组织爱国青年成立了数十个工作团，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贯彻中央关于“发展进步势力，团结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方针，取得很大成绩。1939年7月，他执行中央的指示，将大别山区党员干部及靠近党的进步人士，分批撤退到新四军活动地区，共撤出3000多人，这批人后来成为我党开辟和建立华中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骨干力量。
1939年底，中央派刘少奇到皖东，贯彻执行中央“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张劲夫被委以重任，历任津浦路东省委书记、新四军五支队政治部主任、新四军江北政治部副主任、新四军二师政治部副主任、新四军二师四旅政委。其间，张劲夫参加了“半塔保卫战”，开辟建立了党领导的第一块华中抗日根据地。不久，他奉命与罗炳辉一起，带部队主力打过南三河，开辟建立了维宝抗日民主根据地，牵制了韩德勤顽固派的部队，迎接、配合陈（毅）粟（裕）大军过江，在黄桥战斗中消灭韩顽数万人，打开了苏北的新局面。华中地区在建立淮南根据地之后，又相继建立淮北、盐阜、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约两年时间，在刘少奇领导下，就完成了党中央“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1944年他又主动要求到华中党校学习，结业后该校改为华中建设大学，张劲夫留校任副校长。这时，抗日战争胜利在望，这所学校为我党培养的干部，在后来接管城市工作起了重要作用。
在抗战胜利后的解放战争中，张劲夫要求到基层锻炼，陈毅分配张劲夫到鲁南二军分区任副政委。1947年夏，敌军重点进攻山东，鲁南地区被数十万敌军占领。鲁南地方政府、地方武装撤退到鲁中滨海，随后根据区党委书记傅秋涛的指示，张劲夫带领鲁南18团的三营及特务连，返回鲁南打游击，由张劲夫全权负责党政军工作。他率队在雷雨之夜急行军，一夜越过沭河、沂河，行程 100多里，通过了敌人封锁线。部队到达鲁南后，有计划地分批消灭还乡团，基本上做到每战必捷。数月之中，各县乡村都重建了基层政权。张劲夫又组织便衣队，夜间进入枣庄市区，向矿区小煤窑、小炭窑的窑主交待政策：这里是八路军的地盘，暂时被国民党军队占领，同意你们做两面派，允许你们明着应付敌人，但对八路军要暗中缴税，表现好的，将来解放了受奖励。他还召集商人夜间到山区开会，张劲夫亲自向他们讲形势，讲政策。因此，征税工作很顺利，很快解决了干部战士的冬衣和医药问题。张劲夫部与主力部队内外线配合作战，年底即将鲁南地区全部收复。张劲夫回忆往事时，认为回鲁南打游击，是他军旅生涯中最有收获的一次锻炼。
华中主力部队七战七捷后，成立华东野战军，简称“三野”，陈毅任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张劲夫被调任鲁南行政公署副主任，负责支前工作，后来在淮海战役中任华东支前司令部粮食部长、前方办事处主任。山东人民提出，即便倾家荡产，也要支援前线，解放军打到哪里，送军粮的小车推到哪里。陈毅司令员在淮海战役胜利后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山东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这其中也包含着对张劲夫工作的肯定。
在革命战争中，张劲夫也曾三度遭遇险情。第一次，是在炮火和子弹纷飞的战场，马夫朱大哥牺牲了，此刻他就骑在战马上；第二次，日寇飞机轰炸，他就近在墙跟趴下，不少同志就牺牲在他的眼前；第三次，是在鲁南打游击时过河，他不会游泳，骑在马上过河，马立起来用两个前蹄刨着游泳，他被抛来抛去，张劲夫死死抓住马鬃坚持到上岸，差一点被卷入山洪激流中。每谈及此，他都说，“与千千万万个革命烈士相比，我是一个幸存者。”
公心虎胆 科学院党组的好“班长”
中央决定取消各大行政区之后，张劲夫调到北京，先是任地方工业部党组书记、副部长。1956年春节，他接到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的电话通知，中央决定调他出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作为郭沫若院长的助手，主持全院的日常工作。在新的岗位上，他经常是第一个上班，最后一个下班，陈老总称赞说他是“劲夫有劲！”
张劲夫有“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和“人生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的情操和志向，善良无私，又有知人之明，是科学院党组的好“班长”。这突出表现在他团结院党组一班人，发挥党组织的集体领导作用方面。党组成员中，原来的有秦力生、郁文，新来的有裴丽生（院党组副书记）、杜润生、谢鑫鹤。张劲夫坚持党的原则，也用他的政治智慧和人格魅力，使院党组朝气蓬勃，极富战斗力。
他对郭沫若院长以及李四光、竺可桢、吴有训副院长等科学家领导极为敬重。他牢牢记住了陈毅的话：在郭老的领导下工作是一种幸运。郭老是国内外知名的学者、作家，又担任国家领导职务，国务活动繁忙，放心和放手让张劲夫主持科学院日常工作。张劲夫凡是科学院党组的重大事情，都亲自向郭老汇报，取得他的支持，彼此建立了个人之间的深厚友谊。在文革初期郭老很紧张，他写信给张劲夫讲了自己的心情，张劲夫及时建议中央对郭老采取保护措施，得到中央的认可。张劲夫在文革中遭到迫害，身体患病，需要回家医治的时候，他给郭老写信说明情况。郭老请示中央领导同意，使他得到了及时治疗和休养，比较快地恢复了健康。
在中央决定向科学进军的时候，他是和山西省省长裴丽生，原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杜润生同时调到科学院的。裴、杜年龄比他大。张劲夫很尊重他们，十分注意发挥其所长，后因工作需要，张劲夫建议中央将裴丽生升任为科学院副院长，做了大量工作，尤其是协助他主抓国防尖端攻关，抓有关国家下达给科学院“两弹一星”任务的落实。他还将郁文提拔为科学院副秘书长。张劲夫明知杜润生是在 1955年因为农业合作化运动中被毛泽东主席批评为“像小脚女人走路”而降职来院工作的，但当他在参加十二年科学规划工作的过程中发现杜润生有非同一般的才干后，就建议中央把杜润生留在科学院的领导岗位上，先是担任副秘书长，后来又于1960年接替裴丽生任秘书长，在党内，与裴丽生同为院党组副书记。他的建议均得到了周总理、聂总和中组部的同意。
提升杜润生，后来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事情是这样的：1960年苏联撤退专家期间,苏联科学院有一个电报给中国科学院，要求派一个科学家来中国考察人参问题。中国科学院分管外事和生物学部的一位副秘书长未经向院党组请示即擅自答复同意。电报按中苏两国科学院交往的惯例是用秘书长杜润生署名。毛泽东对科学院在苏联撤退专家的情况下还复电同意他们的人参专家来华，很恼火，要追究杜润生的责任。知道毛主席发了火，张劲夫当时也很紧张，但表示“总之是科学院的事,我负责。”他了解了实际情况，就去找周总理汇报，因这事批评杜润生是不公道的，并详细说明了事情的原委。周恩来听了以后，答复说：杜润生保留党组成员、秘书长，但不得不撤掉他的党组副书记。由于张劲夫据理力争，这个苏联人参专家事件，就这样化解了。这件事情的处理过程，像一面明镜，照出了张劲夫的公心虎胆。
张劲夫的领导艺术还表现在他能够团结和依靠各方面的骨干开展工作。当时中央为了加强科学院，调进了一批德才兼备的干部，副部级的、局级的、处级的，全都有。张劲夫安排他们皆各得其所，这批干部也深深信任张劲夫，上下级关系相处得很融洽。
张劲夫既有军人的果敢，又有文人的细腻。他总是“跑步”传达中央的指示，创造性地执行党的决议。他自己就像一块煤炭，燃烧自己，给别人带来温暖和光明。他把科学家看成是“国宝”，是“纵通专家”，他自己则充当杂家，是起“横联”作用的。他把后勤工作看作是党联系群众的“思想的桥”、“感情的船”，要由此把科学家联合起来搞“向科学进军”。他抓政治、抓科研、抓后勤，三手都很硬。正是因为他团结好了党组一班人，用好了这批骨干，所以中国科学院这盘棋能满盘皆活。
从1956年到1966年的历史实践证明：张劲夫率领院党组一班人，调动全院科学工作者和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团结奋斗，发愤图强，创造了科学院的十年辉煌，不负中央期望，使科学院充分发挥了在全国科技事业中的“火车头”作用。
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的秘书长
五十年代中期，世界处在新技术革命的时代。蓬勃发展着的高新技术，一方面带动了科学技术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也形成了少数大国以核武器威胁世界和平的局面。新中国的领导集体，在刚刚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之后，顺应新技术革命发展的潮流，提出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任务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及时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决定制定一个长远的科学规划。争取在几十年内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打破核威胁。并要求科学院成为新中国科学技术的火车头。
就是在这样的国际国内背景下，时年42岁的张劲夫，由陈毅举荐、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讨论通过，出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同时，也被指定为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的秘书长。
“天降大任于斯人焉”，中央作出这样的安排，是希望张劲夫成为中国科学事业火车头上的司机。这时正是他经过长期革命锻炼后的成熟时期，是他人生精力最旺盛的时期。他以一个“小学生”的态度走上新的岗位，赴任之始即表示：“我不懂科学，来当学生，向大家学习，一起做好向科学进军的工作。”他注意抓大事，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把科学院的日常工作托付给秘书长裴丽生，全身心地抓规划。他重视发扬民主，制订规划完全采用科学家民主议事的方法。他有尊重科学家的诚恳态度，按陈老总的嘱咐，不是把科学家当做下属，而是作为科学工作的将帅之才，真心实意向他们请教。他知人善任，闻知刚挨过毛泽东的批评的杜润生有邓子恢之“小诸葛”的雅称，就主动亲自登门看望，从一开始就建立了亲密共事的思想感情基础。
《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是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意志和中国优秀科学家智慧的结晶，也渗透着张劲夫的心血。在帝国主义封锁我们，在没有前人经验可以借鉴情况下，一个科学技术落后的大国，要制订出一个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长远规划，谈何容易！为了在规划中体现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战略意图，他做了非常出色的组织和协调工作，主要抓了四个方面。
第一，首先弄清什么是世界先进水平和中国需要那些科学技术。他组织各方面的科学家讲，组织各工业部门的领导讲，组织了几十次报告，像小学生听课那样，让大家听，使规划一开始就建筑在现代科技发展与国家的经济建设需要紧密结合的基础之上。
第二，组织对全国各地各部门上报的几十个科学规划进行讨论，广泛听取几百名科学家的意见，然后和办公室的杜润生、范长江、武衡等进行收集，综合、分析、归纳，解决了制订规划中必须解决的两大问题：一是确定了“以任务为经，以学科为纬”的编制规划的方法论，即通过国家重点和重大任务的解决，来带动各学科发展。二是确定了“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战略指导方针。
第三，建议中央请苏联派专家到中国进行帮助，并派代表团去苏联征求对我国规划的意见。苏联派来的18位“明星”科学家为制定规划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其他来华的苏联科学家也为规划的完善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使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封锁，在世界科学技术的大棋盘上成功地投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的棋子。
第四，经过半年多的紧张工作，制订出了一个全面的、先进的、可操作和可检查的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得到了党中央的批准。这个规划的制定，被公认为是我国科学技术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
曾经对中国科技政策做过专门研究的美国学者理查德·萨特米尔，在其所著《科研与革命》一书中，对我国十二年科学规划有过这样的分析：
这一规划“反映了当时科学研究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科学技术的创造力与大型组织（包括政府）的资源与目的的结合……首先，它阐明了许多研究部门中科学研究的重点；第二，指明了贯彻这一规划的不同阶段，实现规划目标所需要的财力、人力、物力和技术服务；第三，科学规划的制定同经济计划的制定和发展是紧密结合的；第四，中国科学院起了核心作用，规划有许多科学家积极参与 。”
从实际出发 以国防科技为中心任务
50年代中期，党中央对中国科学院寄予厚望，要求科学院成为国家发展科学技术的火车头。科学院党组为了不辜负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的希望，认真分析了世界上科学技术的发展情况，清楚地看到，美、苏等国的科学技术，特别是二战以来的尖端科学技术，几乎都是由军事需要带动起来的；而我国的国防高技术几乎是从零起步，因此，考虑科学院应该为国防建设服务，与国防部门紧密合作，一方面推动国防科技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可使科学院自身得到迅速的发展。张劲夫根据上述分析毅然决定：科学院要紧密地与国防部门合作，同时兼顾国民经济方面需要科学院解决的带全局性、战略性的重大关键技术问题，以及自然科学中若干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因此，为了完成十二年规划分配给科学院的任务，科学院从组织结构上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和发展部署。
科学院党组决定将国
防科技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其中最主要的是原子弹和导弹研制。张劲夫认为“这太重要了”，决定自己亲自负责。党组副书记裴丽生分管国防科研工作，组建新技术局，以谷羽为局长。计划局主要分管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的科研任务，在国家计划中列在文教口。新技术局负责国防尖端科技，在国家计划中列入国防口，科学院归这个口的研究所数目虽然不占很多，但是力量很强，其人数占全院总人数的一半以上。而全院承担国防科研项目的人数约占全院总人数的三分之二。
郭沫若院长嘱咐，科学院“本位主义不可有，本位责任感不可无。”张劲夫深刻理解此话的含义，在实践中时时处处从国家的全局出发思考和处理问题。譬如，国防部门把原子能所整建制地调出以后，也想把科学院其他与国防科研任务有关的研究所整建制划过去。张劲夫不同意，跟他们解释说：“调人我完全支持，但不可能把整个所的人都调过去。科学中的各学科是互相配套的，而且对军对民都有用，你们不可能把每一个学科都包括进去，它们在科学院可以更充分发挥作用。如果把它们都切断了，既有害于科学的发展，也有害于对国防的支持。”后来的事实证明，张劲夫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
张劲夫为我国的国防科研事业的发展，主要做了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从领导体制、思想政治工作、协作、计划、工作和生活条件等各方面，为科技人员钻研国防科技创造了宽松和高效的环境；二是为研制原子弹调兵遣将，组织与二机部协作，攻克关键技术；三是为研制导弹请缨探路，与国防部五院分工合作，两条腿走路；四是积极组织科学院研制人造卫星。第一方面的工作前面已经讲到，其他几方面分述于后。
陈伯达瞒天过海 张劲夫文革蒙冤
文化大革命开始，陈伯达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他在北京赞成刘少奇派工作组。1966年6月22日，在文津街科学院的小会议室里，当时聂总和其他几个同志都在场，研究科学院刚刚发生的“应地所事件”。陈伯达当时批评张劲夫说：“王××把有原子弹爆炸资料的保险柜都撬开了，你还不抓他？要当反革命来抓！你太软了，你失职了，你要坐牢！”张劲夫把陈伯达的指示编成了运动简报上报下达，并且把王××作为反革命进行了行政看管。
毛主席回到北京，反对派工作组，把矛头对准了刘少奇。陈伯达见风头不对，马上转了。关于处理应地所抓人的事，他装糊涂说：“我讲过了吗？”“我记不住哇，好象不是我讲的。”
7月30日，经中央文革小组策划，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科技界万人大会，他们让王××上台控诉张劲夫和院党组镇压科学院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群众”，陈伯达坐在主席台上，双手举过头鼓掌，表示支持。身在高层领导位置上的陈伯达，作如此恶劣的表演，把党性原则很强的张劲夫和院党组成员置于了困境。科学院也由此很快形成了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陷入了持久的动乱之中。
对于陈伯达的表演，很多人是难以理解的。倒是张劲夫自己首先想通了：陈伯达怕我总申辩王××的事，如果我张劲夫有发言权，万一把事实讲出来，就会有人说他在科学院执行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就当不成左派头头了，当不成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了。因此，他非剥夺我的发言权不可，非把我打倒不行。
1967年1月风暴，张劲夫等院领导被打成“反党集团”，夺了权，抄了家，人被关进了“牛棚”。 先是让张劲夫在力学所工厂劳动，有红卫兵监督。然后，又把他弄到地球物理所，再到北郊地理所。地理所有个造反派，是个复员军人，曾对他拳打脚踢。在那段时间里，他动不动就被拉出去批斗，每个单位的造反派都不甘落后，科学院在京有几十个单位，轮流批斗了好几年，他自己也记不清有多少次，有人计算先后达几百次。造反派说他是刘少奇的人，审问他从刘那儿领了什么黑指示，又是怎么样在科学院贩卖的，还要他交代同党的名单。他从不上推下卸，说是他自己理解有错误由他自己负责。他也和他的老师陶行知一样：“朋友我不卖”。
由于张劲夫在科学院多年来的工作成就突出，又具有的特殊人格魅力，因而深得人心，想在科学院的广大职工的心中抹掉张劲夫的良好形象是不可能的。张劲夫患肩周炎，需要到中关村医院理疗，监督他的红卫兵中就有人给予他尽可能的保护，不让其他造反派随便拉出去批斗他。大夫对张劲夫也很好，把他的肩周炎治好了。开批斗会时，经常有一批人保护他。工人们怕张劲夫不安全，有时有好多人跑到他的前边去，组成一个保护圈，以免退场时被其他造反派抢走接着斗。就在张劲夫住地理所“牛棚”最难过的时候，在进驻科学院的工宣队中，有一位老工人是从上海调到北京的，因为张劲夫在上海做过地下工作，这位工人师傅对他有一份特殊的感情。他对造反派讲，你们说他这个那个的，你要有证据呀！没有证据不行，我们工人可是实事求是的。并说“我看张劲夫将来还要工作，你们要把他的身体搞坏了，将来要负责的！”当时造反派只给张劲夫每月12元的伙食费，每顿饭只准吃5分钱的菜。食堂的炊事员经常偷偷往他碗底下多加一个菜，吃炸酱面时，就混着打两份给他。
过了那一阵子，张劲夫被转移到了通县的科学院印刷厂劳动。通县印刷厂的老工人主要也是上海调到北京的，他们对张劲夫更为了解，也有更多的关照。在厂里，人们教会了他打太极拳，每个星期让他休息一天，还允许他看书学习。工人排版遇到拿不准的字，就向他请教，他也有求必应，和大家相处得满不错。乐观豁达的张劲夫，认为自己在十年动乱中，能得到这么多群众的保护，与其他人比较，就算是不幸中的幸运者了。
1974年国庆节，张劲夫在家养病的时候，应邀出席了周恩来总理举行的国庆宴会。张劲夫的名字隔日见报，算是被解放了。被难时间长达7年又8个月。
出任财政部长 扫清中美贸易障碍
张劲夫恢复工作后，先是作为国务院联络员帮助铁道部解决交通阻塞问题。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讨论通过，任命他为财政部部长，在任四年半。
这时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后期，文革所造成的多年动乱，致使国家财政支大于收，欠帐尤多。职工工资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有所下降，日子十分艰难。他在李先念副总理领导下，顶着“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按小平同志的指示精神，从四大方面入手，狠抓财政工作的整顿。
第一，进行机构整顿，把文革中被撤消的财政部和人民银行的司、局建制全部恢复。撤消“五七”干校，将在那里劳动改造的干部大部调回机关恢复工作，恢复中央财政金融学院，财政部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分开两个部门等。
第二，抓思想整顿，强调贯彻毛主席关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张劲夫提出“政治挂帅要挂到业务上”，要划清“社会主义积累”与“利润挂帅”的界线。清除“四人帮”鼓吹贯彻规章制度就是“管、卡、压”的流毒，旗帜鲜明地纠正有令不行、有章不循、各行其是的混乱状态，理直气壮地促生产，抓社会主义积累。
第三，抓财政业务上的整顿，恢复正常秩序。他亲自主持起草了《关于整顿财政金融的意见》，即《财政十条》，要求扭转企业亏损，加强基本建设拨款管理，加强银行信贷管理，控制货币发行，严格财经纪律，以及改进财政和信贷管理体制等。尽管因为有“四人帮”的干扰，文件没有能够下发，但是，其基本精神还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贯彻。这对于促进我国财政复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第四，进行财政管理手段的改革，建立了计算机中心，结束了我国长期人工管理财政金融的历史。
正当国家财政情况有所好转时，“四人帮”又刮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国家财政金融再度陷入一片混乱。财政部中有一小撮人也扬言要批判张劲夫，但是，由于部里绝大多数人采取了不与之合作的态度，他们未能得逞。
1976年10月，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持续了10年的一场浩劫宣告结束。张劲夫兴奋异常，他在财政部党组会上，用手敲击着桌子侃侃而谈，感到政治上得到了彻底解放。已经是年过花甲的张劲夫，劲头十足，坚定地表示，文化大革命结束了，要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顿和改革，大力扶持生产，与全国人民一道，促进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结果，1978年国家财政收入突破1000亿元大关，1978年、1979年分两次对全国职工的工资进行了大规模的提资。
更值得提到的是，在他领导下，成功地解决了中美建交后历史上遗留的债务纠纷，扫清了两国开展贸易的最大障碍。
中美资产问题产生于1949年两国断交之时，中国将1949年以前美国遗留在华的不动产全部收归国有；美国宣布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关和公民的在美存款。1972年中美建交后，虽然周总理与基辛格就曾经提出过一个一揽子解决方案，即以美国冻结中国的资产抵销中国没收美方在中国的资产；两国民间资产，由两国政府自行解决。但美方以美冻结中国存款分散在许多银行而不易收回足额为由，将中方给他们的补偿差额一再提高，致使会谈搁浅。因为两国资产问题没有解决，使得中美直接贸易受阻。
为了突破中美贸易这道难关，1979年，张劲夫主动邀请美国财政部长布鲁门塞尔率团来华商谈。因为美国仍然坚持原来的条件不变，北京会谈没有成功。之后，张劲夫应美国财政部长的邀请，率团飞抵美国继续会谈。会谈的形式是双方的财政部长各指定三、四名专家进行磋商，财政部长在幕后指挥。专家小组连续谈判三天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张劲夫为了打破谈判僵局，组织专家进行了详细测算，中方需要向美方支付的，包括已经从法国取回的美国冻结的3000万美元，计8000多万美元。他提出一个新的解决方案：由中国政府向美国政府分三年共支付8050万美元，了结美方全部资产要求。对于中方的资产，则由美国政府正式宣布解除冻结中国的银行存款，由中方向各家银行具体核对帐目，收回存款。
当中美专家小组再次谈判时，美方接受了中方提出的方案。这时离中国代表团回国的日期还有一天的时间，双方专家小组连夜进行中英文各条文的磋商与推敲，确定了最终文本。在张劲夫临上飞机之前，两国财政部长才在机场草签了《中美两国关于解决资产问题的协定》，至此，这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得以解决。
在这场不动声色的较量中，充分显示了张劲夫机智灵活与多谋善断。以后的结果是，经过中国银行两年的积极努力，我国不但收回了本金，还收回了部分利息，共计一亿多美元，即我方分文未出，还净得2000多万美元。这次谈判的一个直接结果，是使中美贸易步入了健康发展的轨道。1980年到1989年，中美贸易额每年平均增长10亿美元左右，1987年双边贸易额达到了122．5亿美元。
1979年3月，党中央决定成立由陈云主持的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姚依林和张劲夫为专职成员，在陈云直接领导下，进行了清醒、稳妥的调整。
回故里任职 相信和支持群众的创举
1979年底，中央决定调张劲夫回故里任职，担任安徽省省长、省委第一书记。张劲夫很高兴接受这一任务，因为安徽是他的故乡，抗战八年又战斗在安徽，他对家乡人民具有深厚的感情，也很想为家乡人民做点事情，以报答家乡人民对自己的养育之恩。
张劲夫回到故里，他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儿子，不是做官，而是公仆，要伏下身子为人民服务。他每遇到熟人来，总是在家里加几个菜，自己掏腰包。安徽虽有些土特产，他从未拿公家和群众的东西向人送过礼。下去调查研究也是轻车简从，他和秘书、警卫、调研人员坐一个车，没有警车开道。有时做火车出行，他特意坐在硬席车厢，借此机会接近群众，了解民情。下到各地县时，一律不搞迎送，不搞宴请。到群众家里看看谈谈，除有关人员相陪外，不搞层层陪同。他总说“咱们安徽是个穷省，不能穷庙富和尚。”他心里想得最多的是，自己如果做不好工作就对不起家乡人民。他这样做，省委、地、县的其他同志也大致要照他的样子做。因此，在他任职安徽期间，全省除有少数进口的普通车外，县级干部都是坐老式北京吉普车。
他经常深入实际了解情况，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几年中，他跑遍了全省的角角落落。司机老惠告诉他，每年跑一万多公里，相当于一年一个二万五千里长征。在他下去调研时，发生过一个不仅让安徽人民、也让全国人民都很感动的故事：张劲夫有一次去马鞍山，在离市区还有几十里路的地方，看到路边躺着一个有病的妇女。他立即下车，要司机送这位妇女到市区医院看病，自己则步行到市区。此事很快传开了，张劲夫说，“这是我应该做的。”
他在家乡任职两年四个月，相信和支持家乡人民群众的创举，做了四件事：一是对农业，他积极赞成在贫困地区搞包产到户；对条件好的地区，则探索多种形式责任制，有统有分，不搞一刀切。二是提出淮河上、中、下游统一治理的建议，被中央采纳。三是抓整顿党风。四是倡导兴办地方工业。
其中比较突出的是搞多种形式农业生产责任制。有这样一件事情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一天，颖上小张家大队支部书记半夜来找张劲夫，说他们队的环境保护工作做得好，能减少干热风灾害，还搞了一个绿化小公园。支部讨论，有的主张分，有的主张不分。问他怎么办？张劲夫说：“你召集农民大会讨论，把利害说清楚，由农民决定。”结果大多数农民赞成有统有分，田地可以分到户，环保绿化公园不分。后来，这个村成为联合国承认的环境保护的好典型之一，闻名全世界。实践使他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是历史的创造者。遇到自己拿不准的事情时，要相信和支持群众的创举。在他工作的两年多时间，粮食大面积增产丰收了，绝大部分农民群众的吃饭问题得到了解决。张劲夫认为他和不少同志都是农业责任制的探索者。回顾这段历史过程，他深有感触地说，“我的思想认识，也是逐步提高的，这确实是一场深刻的改革。”
对发展安徽的地方工业，他提出要与上海联合，他亲自去上海联系，与上海在马鞍山联合办了一个纺织品公司，生产出不少优质名牌产品。
总之，张劲夫回故里任职，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工作把安徽的经济快点搞上去，使家乡人民快点富起来。1982年夏，中央调他到国务院工作，家乡人民也舍不得让他走，他自己也不愿意离开安徽，觉得为家乡人民做的事情太少了。
积极推进企业经济体制改革
张劲夫接中央通知，到北京见到了赵紫阳，本来想说说留在安徽的意见，赵把写给邓小平的信和邓小平的批示交给他看。信的内容是说，党中央决定改革开放后，国务院任务重了，要张劲夫协助姚依林副总理管国务院的经济工作，职务是国务委员兼国家经委主任。小平批示：“同意”。看了信以后，张劲夫觉得也不好再提意见了，只好回到北京任职。十三大以后，张劲夫被选为中顾委常委，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兼秘书长，主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直到1989年秋离休，历时七年多。
这七年多时间，正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高潮时期，他经历和处理的事情很多，其中主要的有：物价改革、企业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内河对外开放、关于特区是否发行货币、人才引进等新情况、新问题。尤其是物价改革成效显著，企业经济体制改革也探索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路子。
1982年他担任物价改革小组组长，从抓产销矛盾非常尖锐的纺织品价格改革做为突破口，进展顺利、成效显著。1983年，仅这一项，国家就比上年减少了46亿元的财政补贴，且净增19亿元收入。特别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沿用了30多年的布票，在改革大潮中退出了中国的流通市场。
积极推进企业经济体制改革，可以说是继农村改革以后，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全局中又一个最关键的问题，而且比农村改革复杂和艰巨得多。他坚持从实际出发，探索前进，主要做了三件事：
第一，抓经济效益。他针对很多国营企业只重视产值而不重视经济效益的状况，一针见血地指出：企业改革的核心问题是经济效益问题，是要用最小的投入，取得最大的产出，也就是以最小的消耗，取得最大的收益问题。张劲夫是我国领导人中最早提出股份制的人。他认为股份制是中性的，资本主义可以利用它，社会主义也可以利用它。因为，要改变小而全、大而全的不合理经济结构，须使每一个生产要素都要优化，所以，要打破地区部门界线，进行优化组合，组织企业集团。要政企分开，按经济规律办事，做到自愿、平等、联合。要采用股份制办法，尊重各单位的合法经济利益。
第二，抓技术改造。张劲夫经过到国外考察和调查研究，深感我国工业落后，与先进国家差距很大，须急起直追。怎么追？首先支持几个沿海工业城市上一个新台阶，国家要下大决心输血。为此他建议从不多的80多亿美元外汇储备中，每年拨给上海3亿，天津2亿，青岛、大连各0．5亿（包括人民币配套），连续三年。对上缴财政过多者，中央要让步，少拿多留，使他们能自己造血。再加上引进外资，使他们上一个新台阶。对这个超越常规的特殊措施，有人赞成，有人反对，争论很激烈。当时赵紫阳任总理，表示同意这么干，不必争论了，由三年后的结果做结论。三年过去了，这些城市果真上了一个新台阶，天津形成了新气候，小平同志要上海一年一小变，三年一大变，上海也真的做到了。
第三，抓技贸结合。当时，建设项目重复引进很多，如化肥已引进了13套，还要引进第14套。专家们意见很大，认为必要的引进是对的，重复引进过多是不好的。他们尖锐地指出：“四个现代化主要靠我们自己干出来的，不是靠买来的。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时，应该让我们自己的专家有机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激烈，顾客是上帝，我们买谁的设备，这本身就是与他们讲条件的有力筹码，为什么不借此提出让中国专家参加的要求呢？”张劲夫听取了专家们的意见，明确提出了“技贸结合”的方针。技贸结合，其内涵是要“三件”结合：设备是硬件，技术资料是软件，人才是“活件”。最后这一条，就是要让中国专家参加，共同设计、共同制造，尤其是关键设备要有中国专家参加，并同样享受专家待遇，费用由卖方出。我国在宝钢二期工程中率先实行这个方针，首先被德国接受，就由德国中了标。日本人检讨他们保守了，在宝钢二期工程的连铸项目招标时，他们也接受了我国的条件，中标了。此后，在引进比利时和美国贝尔分公司的程控电话时，都得到了顺利推行。美国麦道公司的飞机，同意在我国上海合作生产，推动了波音公司让出若干部件在我国生产，大大提高了我国的技术水平。总之，在技贸结合方面，明确提出：我让市场，你必须让技术，让中国专家参加，在国际上公开招标，让各家竞争，这是符合平等互利原则的。后来经贸委内成立重大设备办公室，由林宗棠负责，所有要进口设备的单位要经过该办公室的同意，一律采取“三件结合”办法。这样做，使“引进、消化、吸取、创新”的方针落到了实处。通过引进设备，提高了我们的技术水平，就可以用先进的技术提高我国产品研制的水平。后来，“重大办”改成了“出口办”。我国的机电设备产品可以出口了，而且由起初的每年出口10亿美元，增加为出口数百亿美元。出口设备产品的结构，也得到了大大的改善。
永远的小学生 永远的耕耘者
1958年，中共中央成立以聂荣臻为组长的科学小组，张劲夫是成员之一；1962年他兼任国家科委副主任；1965年补选为中央专门委员会委员，文革前一直参与国家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高层决策。他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至第十二届中央委员， 1987年召开党的十三大时被选为中顾委常委。从1934年在上海参加党的外围组织——中国左翼教育工作者联盟，到1989年秋离休，他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奋斗了65个春秋。
76岁的张劲夫开始过离休生活，光阴荏苒，转眼十年过去。张劲夫因为操劳过度，离休后帕金森综合症发作，严重时不能够走路，也说不了话。但是，就是凭着他那颗奔腾的心，以惊人的毅力战胜了病魔，奇迹般地又站立了起来。经过药物治疗，特别是有他夫人胡晓风的悉心照料，他那个聪明的大脑又恢复了记忆，说话清晰如前，经过锻炼，走路也比较稳健，仿佛又获得了人生的第二个青春。
恢复了健康、过着离休生活的张劲夫，并没有躺在功劳簿上赜养天年。他把自己学习和工作的日程表安排得紧凑而又有规律。他严格要求自己，每遇到工作，还像一个拼命三郎，追求尽善尽美。他已写出了一本《怀念集》，反映了一生中与他同行并曾经给了他教育和影响的亲人、老师、首长，乃至他的马夫等的感人思想和事迹，也折射出他自己“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的五彩光辉。86岁的张劲夫正在潜心研究我党、我国的两个根本问题：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和中国的所有制问题。他虽然年事已高，也有力不从心的感觉，但仍坚持学习马列主义的原著，仍然坚持锻炼身体，不时到外地看看。他亲眼看到改革开放后的大好形势，也看到一些消极现象。他认为我们国家总的形势是越来越好。他写了这样一首诗，“长江之水势激流，日夜奔腾那肯休。纵有关山拦去路，不到东海不回头。”表达了他此时的心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