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宣侠父(1899.12—1938.7.31),原名尧火,号剑魂,诸暨湄池长澜人。革命烈士。中将军衔,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第二军师长、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参议。高高的个子,长的黑黑的,气宇轩昂,仪表非凡。说起话来干脆儒雅,对人热诚,端的是人见人爱。但要是认起死理来,也是一个犟脾气。
生平简介1899年12月出生于浙江省诸暨县,1920年夏,宣侠父以总成绩第一名自浙江省立甲种水产学校本科毕业,公费入日本北海道帝国大学学习。因为参加留日学生爱国运动,于1922年被迫回国。1923年在杭州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4年,宣侠父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宣侠父虽然在黄埔军校只待了3个月,但他可是黄埔军校历史上的最牛的知名人物。关于这一点,萨苏在“漫谈西北军”中有精彩的描述:“宣侠父是黄埔军校一期生,风流潇洒,文武双全,但老蒋看来则是脑后生反骨不可救药的人物。蒋介石对黄埔一期生爱护有加,轻易舍不得处罚,而宣侠父就是唯一被蒋介石开除的黄埔一期生。”事情的起因是蒋介石想加强党务控制,以黄埔军校校长和国民党特别党部的名义下文,规定黄浦军校内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党小组长每周都要直接向校长报告党内活动及工作情况。说白了,就是要以枪带党。这一下犟脾气的党小组长宣侠父不干了,他认为孙中山的意思是要以党治国,以党治军,而不应当是枪指挥党!于是宣侠父就直接写报告给黄埔军校特别党部。由于蒋介石在党部属于绝对少数,看了宣侠父的报告后勃然大怒,脸气的象猪肝,娘希匹也骂了半篓子。骂完了蒋校长还亲自下命令让这个浙江小同乡,要认清形势,道理也讲了不老少,还威胁利诱了一番。偏偏这个宣侠父是个魏延式的脑后面长有反骨的(蒋校长怎么开始就没有看出来?),更加上后面有一只黑手在撑着,不仅不写悔过书,三天后还愤然离开了军校,到了北京,去找李大钊。愣是把后来的三军大元帅亮在了场上。这是黄埔军校历史上最早的一例,大概也是唯一的一例退学风波,史称宣侠父事件。牛吧?
随后,被军校开除了的宣侠父受李大钊的派遣,到西北军冯玉祥部任国民军联军宣传处长。宣侠父的嘴巴很能白话,再加上打仗不要命,同冯玉祥的部将吉鸿昌和梁冠英混了个脸熟。宣侠父曾留学日本(仅2年),又就读于黄埔(也只3个月),能诗能文。用现代的话说,是一个海龟,因而也颇受行伍出身的冯玉祥的厚爱。不久机会来了,1927年5月,冯玉祥军要军出潼关,准备北伐,就把个白面书生宣侠父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军衔为中将(你说这不气死人吗)。随国民军二师西征到兰州。同年冬,参与创建甘肃第一个党组织———中共甘肃特别支部,任支部委员。1927年7月,蒋介石托人给大哥贡上白花花的银子,正缺钱花的冯玉祥于是便拥蒋反共。宣侠父、刘志丹、邓小平,还有冯玉祥最喜欢的那个刘伯坚,统统被押送到湖北境界。
无事可做的宣侠父,于是就回到浙江老家,作起了新郎官。有时也跑跑上海的书局,支持和参加“左翼作家联盟”的活动,并取了“今秋”、“石雁”等做马甲,撰写了《西北远征记》和《入伍前后》两本书,一时间洛阳纸贵,宣侠父也于是在文坛声誉鹤起。负责特科的潘汉年和负责左联的冯雪峰、阳翰笙、夏衍、阿英、田汉等人一撮合,认为党内人才难得,遂发展宣侠父为"左联"的特别盟员。不知是看了宣侠父的宣传西北军的书,抑或是念足了圣经,回过味来的蒋介石的大哥冯玉祥,又记起了共产党人宣侠父。
于是冯玉祥就从张家口派了个弟兄到浙江,说宣侠父已经带了个叫林伯修的小年轻到了梁冠英部,来人追到梁冠英部,说因为梁冠英不听劝阻,宣侠父到了小军阀孙殿英部。来人就再追到孙殿英部,碰上孙殿英也是个行伍出身的主儿,对宣侠父这么个海龟更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听说冯玉祥派人来要宣侠父,孙殿英就咬咬牙,给冯玉祥派来的人说:“冯长官要宣侠父也可以,但我这里可缺少两百盒子炮”。冯玉祥也是个爽快人,加上用人心切,就对孙殿英说:“哥们,你行!”就给孙殿英送了不多不少两百门德国造盒子炮(驳壳枪)。结果是两个大老粗,愣是生生地捧红了一个共产党人宣侠父。当时连大半个中国的小孩都知道,说:冯玉祥说啦,“浙江出了个宣侠父,他的一张嘴,能顶二百门大炮。” 呵呵,象这样的怪才,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能找到几个?
1933年,察哈尔民众抗日盟军成立,冯玉祥是总司令。宣侠父任该军中共前线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常委,兼吉鸿昌的二路军政治部主任和主力先锋第五师师长。 抗日同盟军失败后,冯玉祥宣告下野。宣侠父和南汉宸、康生一起又鼓动吉鸿昌和方振武等在天津组织“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不久大同盟也失败了,宣侠父就介绍吉鸿昌入党,并陪吉鸿昌赴上海履行入党手续。
1934年,宣侠父化名杨永清,在上海参加中央特科工作,为特科负责人之一。宣侠父的公开身份是上海申报的记者。不久风声走露,宣侠父的活动被人盯梢。正巧在香港的陈希周和梅龚彬来信说十九路军陈铭枢和李济深要有大行动,请派能力强的政工干部到香港。于是潘汉年就报请中央,派宣侠父到香港。
1935年,宣侠父化名宣古渔,到香港进行统战工作。担任中共华南工委书记,推动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组织反蒋抗日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并通过他们推动两广地方势力抗日。在宣侠父、梅龚彬、和陈希周(这两个和宣合成情报战线中三杰)的协助下,李济深等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成立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会议推选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冯玉祥等12名中央委员。李济深任主席,下设七个部,发行《大众日报》。宣侠父、陈希周、和梅龚彬等共产党人,分别担任了同盟的不管部长、群运部长、和宣传部长。
1936年,两广地方势力陈济棠、李宗仁和白崇禧等发动“两广事变”,邀请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的人参加。宣侠父、陈希周就随李济深和蔡廷锴奔赴南宁。在广西半年多的时间里,宣侠父任重建的十九路军政治部主任兼六十一师参谋长。后任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悟州市委主任。“西安事变”时,宣侠父正在李济深处,帮李济深草拟了对西安事变的通电。
不久,宣侠父奉周恩来、叶剑英"速来西安"电示,到西安红军联络处工作。不久北上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1937年9月,宣侠父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高级参谋,以八路军住西安办事处的身份和当年在黄埔军校的关系,继续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进行统战工作。宣侠父的名气大,活动能力也大,不但共产党记掂着他,他的校长和老师蒋介石也时刻忘不了他。1938年7月31日,宣侠父在西安被国民党军统特务徐一觉秘密绑架和杀害,牺牲时年仅39岁。宣侠父遇害后,周恩来曾三次要求蒋介石追查宣侠父下落。蒋答复说:“宣侠父是我的学生,他背叛了我,我愿意怎样处理就怎样处理。”对宣侠父的死,李济深深感悲痛,多年后老人回忆说:我身边有个秘书,代我写文章的,也是共产党员,以后派去西北联络, 被胡宗南枪毙了。 看起来这个蒋校长,先是没有知人之明,接着没有用人之能,最后没有容人之量,安能不败!。[1]
大事年表1916年夏,考入台州浙江省立甲种水产学校本科渔捞科学习。
1920年夏,以总成绩第1名毕业,公费留学日本,入北海道帝国大学学习水产专业。期间,对社会科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兴趣,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像暑天嚼冰一样痛快”。
1922年回国,任教于台州水产学校,并与俞秀松、宣中华等一起从事革命活动。
1923年,在杭州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任团杭州地委秘书。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员。
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1期学习,任学生会干部国民党3中队区分部党小组长。后因与校长蒋介石意见相左,愤而离校。
1925年春,受李大钊派遣,以国民党员的公开身份,带一批共产党员到西北军冯玉祥部当宣传员,颇受冯玉祥推崇。10月,随国民革命军第2师西征甘肃省会兰州。冬,参与创建了中共甘肃特别支部,并整顿了国民党省党部。
1926年春,任国民革命军第3路军总政治处处长。在西安举办西北军政治工作训练班,为西北地区培养了一批革命干部,并深入甘肃藏民聚居地区,宣传革命。1927年5月,随冯玉祥出师潼关,任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领中将衔。7月,冯玉祥拥蒋反共,被“礼送”出境。
1928年8月,宣侠父回诸暨,与金城等党员开展农民运动。9月,在诸暨城南滴水禅院召开中共诸暨第1次代表大会,成立中共诸暨县委,被选为委员,兼军事部长。年底,县委决定实行“二五”减租,他与党员一起,首先组织全村农民向国民党县政府请愿,提出减租要求。同年秋,又参与领导全县农民减租抗租斗争,迫使县政府答应农民的要求,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1929年,宣侠父入国民革命军梁冠英部,任25路军总参议和南京政府军事参议院参议。此时,与“左联”党团书记阳翰笙取得联系,参加“左翼作家联盟”,并以“今秋”、“石雁”为笔名撰写《西北远征记》及《入伍前后》两部自传体长篇小说。
1932年秋,去张家口支持冯玉祥建立抗日同盟军。冯玉祥十分佩服他的理论修养和雄辩才能,曾对部下说:“宣侠父的口才能顶二百门大炮。”
1933年5月,察哈尔民众抗日盟军成立,他任该军中共前线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常委,兼2路军政治部主任、第5师师长。抗日同盟军失败后,与吉鸿昌等在天津组织“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
1934年3月,介绍吉鸿昌加入中国共产党,并陪吉鸿昌赴上海履行入党手续。
1934年夏,宣侠父奉调至上海,化名杨永清,参加中央特科工作,为特科负责人之一。
1935年,化名宣古渔,到香港进行统战工作。曾任中共华南工委书记,推动李济琛、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组织反蒋抗日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任不管部长。
1936年6月,李宗仁等发动“两广事变”后,他任重建的19路军政治部主任兼61师参谋长。后任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悟市委主任。“西安事变”后,奉周恩来、叶剑英电示,到西安红军联络处工作。不久,在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
1937年9月,宣侠父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高级参议,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进行统战工作。所撰写的《游击战争概述》一文使胡宗南赞叹不已,曾许以高官,竭力策动为其辅佐治军,但宣侠父谢绝说:“当官就应像林则徐,领兵就应像关天培,为的是民族,对得起百姓。”同时,他团结孙蔚如、杜斌丞、赵寿山、杨明轩等陕西籍地方名流,动员大批青年去延安参加革命。
1938年3月,他还周密安排丁玲等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在西安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国民党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对宣侠父的活动十分不安,劝他留学法国深造,但他拒绝说:“山河破碎,民族危亡,国家正值用人之际,本人不敢奢求个人前途而置民族利益于脑后,还是等胜利以后再提此事吧!”蒋鼎文见他软硬兼拒,就借军统之手杀人。蒋介石根据军统罗列的罪状,写手谕“将宣侠父秘密制裁”。7月31日,宣侠父在西安被国民党军统特务秘密绑架杀害。周恩来三次向蒋介石追查宣侠父的下落,答复说:“宣侠父是我的学生,他背叛了我,是我下令杀掉的。”根据军统西北区负责人张严佛的回忆,得知宣侠父被杀害后,尸体掩藏于西安郊外枯井中。
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时,为宣侠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