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汉奇，又名京实，(1907-1986年)，辽宁省昌图县人，是著名作家端木蕻良的兄长，中国民主同盟盟员。
1921-1931年，在天津南开大学求学。在校时任中学班长、大学学生会主席。擅长演说，爱好运动，曾任南开校队篮球队长。是我国著名教育家张伯岑的得意弟子。大学毕业后，在南开任高中世界史教员，训育主任，他积极支持学生的抗日爱国运动。
1935年，患脊椎结核，手术失败，卧床十年才愈。在病榻上，继续博览中外历史和文学史，于《中德学志》上发表过：《政治人格为教育目的》、《老年哥德的思想》，《汤若望与中国天历》，《哲学王大菲得烈》、《德国莎士比亚学会书评及介绍》、《莎士比亚戏剧中表现的国家》、《德国小说之艺术》，还用英文发表了《中国古代的爱情》等文章，并翻译了《俾斯麦》、《石太因》两书。
抗战胜利后，1945年冬到浙江吴兴县报馆任副总编辑兼副社长，写了十多篇社论，如：《论战犯冈村宁茨》，《垃圾一定要扫除》、《论混水摸鱼》等抨击时弊的文章。因与社长兼总编辑思想不合，辞职后于1946年2月到上海，经老师蒋廷黻介绍到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工作。同时在冯友兰先生的《哲学评论》上发表了《新理学》文章。旋与阎宝航结识，参加阎领导的“东北政治建设协会”；又以“东北同乡会”常务理事的名义与地下党员积极配合，为团结上海广大民主人士，宣传党的统一战线而工作。他利用在善后救济总署的身份，掩护过地下党员，保管运往解放区的药品；以“东北同乡会”常务理事的身份，否决了东北人于斌、王德溥等要在上海举行反苏、反共的示威游行。
1947年，任东北善后救济分署副署长、代理署长职务。利用联合国章程“不分党派，不分宗教信仰……”以职务身份，对发往解放区的物资，一反前任的刁难、拖拉行为，并各方奔走，营救被沈阳陈诚部队逮捕的进步人士袁东衣。
1948年1月，东北分署结束，曹汉奇回上海述职，总署署长霍宝树要他到美国去，他未同意，同时国民党行政院委任他为“设计委员”，他把聘书退回，继续与中共地下党员合作为统一战线而工作。三月，胞弟端木蕻良到上海，与杜国庠取得联系，按杜老指示，筹办《求是》杂志，曹汉奇出资协助，并与张慕辛，沈子复办《银色批判》，完全由曹汉奇出资。是年秋天，上海白色恐怖猖獗，进步作家纷纷去港，端木也撤离上海，曹汉奇接过《求是》继续办下去，并给《求是》加了一个题头：“革新”号，在封面写下了如下的话：“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我们的灾难深重极了，唯有科学的态度与客观的实践能够引导我们到真正民主自由之路”。1949年2月，石啸冲同志交给他林彪和平解放北平的约法八章一文，曹汉奇以"北平通讯"形式原文在《求是》杂志上发表，这是白区第一份登出解放军进北平城的情况。上海特务们惊慌失措，到处搜查该杂志，被迫停刊。五月，上海解放。
1950年，应大同大学聘任政治课教授，任政治教学委员会副主任、主任。他讲《新民主主义论》、《社会发展史》，深受学生欢迎。
他参加土改工作，是七个队的队长之一，土改结束，在上海高等院校会上作土改总结报告，受到好评。
1952年，他为了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主动要求到苏州"政治研究院"学习，他被选为全院学习委员会主席，学习部部长。上海各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大同大学撤销。学习结束，他被组织上分配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任中国史教授，后兼文物资料室主任。在教学过程中，他编写了《中国古代及中世纪史》、《先秦史》、《明清史》，为外系编《中国通史》；完成了专著《郑成功》、《明清史》。给研究生班作专题报告。1955年，参加北京召开的“全国大专院中国通史教学大纲讨论会”，受大会委托，编纂大专院校共同课的《中国古代中世纪史教学大纲》。受到周总理的接见。
1957年，党开始整风，曹汉奇此时正教着本系和政治系的课，整理两部专著，师大出版社《历史教学问题》编辑正催着他一篇科研文章，他整天忙得足不出户。政治系学生要罢课，他坚决反对，说：“如果你们罢课，我还是到讲堂上课。”结果没有罢课。一天领导到家来，要他参加小礼堂的会议，他在会上说：“学生有过激行为和言论，不要怕，乌云散了，就是晴天。英美是假民主，我们党实行的是真民主，难道我们不及帝国主义的假民主吗? ”(大意如此)。万万没有想到这成了他的罪名，说他污蔑共产党象“乌云”，说他攻击共产党不及英美“民主”……被错划为“右派分子”。
1978年“右派”改正，恢复了原职原薪。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来人告诉他，原来这“右派”帽子是给一位姓史的戴的，因为走了“后门”，曹汉奇就做了二十二年的替罪羊。
1958年，曹汉奇曾到哈尔滨师范大学(原师院)历史系任教。他还多次到外县给中学教师作巡回面授。1963年摘掉“右派”帽子后，他对科研抱了极大的希望，然而只发表了一篇《作爰田》的论文，因为还是“右派”，祗不过加了“摘帽”二字而已。
“文革”期间，仍因“右派”问题被批斗，身心俱受摧残，病卧床上又达十年之久，但他仍编写了《先秦史》讲义，并构思为建立一个新的“中国古代哲学史体系”记下了十多本笔记，但时间和健康都给“极左”路线夺走了，1986年10月4日他带着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遗憾告别了人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