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端六(1885～1966年)，原名杨勉，后易名杨超。原籍江苏常州，祖辈落籍湖南长沙。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毕业于湖南省师范学堂。1906年赴日本留学，先在日本宏文学院学习现代中学课程和外国语。1908年考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后转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岗山第六高等学校。留日期间加入中国同盟会。
辛亥革命期间回国，担任海军陆战队秘书长。后回长沙，在《长沙日报》社担任撰述。回湘路过武昌时，黄兴以战时财政困难向他求教，杨建议募捐和征收战时特别税，以渡难关。
1912年暮春任《汉口民国日报》总经理。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案发，《汉口民国日报》发表申讨“袁贼”(袁世凯)、“赵犯”(赵秉钧)文章累月。黎元洪派人于法租界将杨与其同事周鲠生、皮宗石、李剑农等4人逮捕，拘禁于法租界巡捕房。经汉口法国领事会审判决无罪，杨被护送至上海释放。得黄兴资助，同年初到英国，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货币银行专业。1920年回国后即在吴淞中国公学兼任经济学、会计学教授，在商务印书馆担任会计主任，对商务的会计制度进行了改革，并迅速实现扭亏转盈。郭沫若曾称赞他“在商务管着银柜子”，中国会计界称他为中国商业会计学的奠基人。同年夏，杨到长沙代表中国公学和北京大学等4团体陪同到中国讲学的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和英国哲学家伯兰特·罗素巡回演讲。他自己也对长沙听众讲了“社会与社会主义”、“同业组织问题”和“介绍罗 素其人——与罗素一夕谈”3个专题。毛泽东当时是新民学会负责人兼任长沙《大公报》的 特约记者，特把杨的演讲记录下来，用“杨端六讲，毛泽东记”的署名，登在1920年10月31 日长沙《大公报》的第十版上。1926年杨任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社会科学研究所研 究员。在此期间，他着重研究中国对外贸易，与侯厚培等根据1864～1928年间的海关清册著 成《六十五年来中国贸易统计》，绘有图表40余幅，成为中国第一部国际贸易资料集。
1930年后一直受聘于国立武汉大学，曾任法学院院长、教务长、教授兼经济系主任、文科研究所经济学部主任。1938年，武汉大学由武昌迁往四川乐山，杨任迁校委员长。曾兼任国民政府参政员、军事委员会审计厅上将厅长，当选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
新中国建立后，任武汉大学教授，兼任中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委员。1956年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66年9月30日，在无人照顾的情况下去世，未留下骨灰，终年年81岁。
杨发表有关中国金融、币制和税制改革等各类文章160多篇，主要有《中国币制改革论》、《关税问题概论》、《财政上的防腐方法》等。在武大期间，讲授货币与银行、会计学、企业管理学等课，编有《货币与银行》、《工商组织与管理》、《现代会计学》等。武汉解放后，开始从事清代货币金融史的研究，50年代末期完成的《清代货币金融史稿》，深受国内外同行学者的好评，香港广角镜出版社于1977年重印此书。晚年编纂《中国近百年金融史》，
生平经历杨端六生于1885年6月18日，恰为当年端午节后一日，其母便给他取了个小名“端六”。年长后，为了怀念母爱，竟以此作为他的大名。他生于长沙县东乡，1900年祖父、父亲相继去世，家无恒产，考入由著名经学家皮锡瑞主持的善化学堂，次年转入完全免费的师范馆(后称中路师范学堂)，在旧学和新学两方面打下了较好的基础。1903年毕业当小学教员，在长沙和浏阳乡下任教，恰逢两湖有官费留日名额，可是农村消息闭塞，误了考期。亲友见他一心向学，便资助他于1906年自费赴日。他先到宏文书院学习中学现代课程和外语，1908年得以补为官费生，便考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后转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冈山第六高等学校。这时，他与同学皮宗石(1887年-1954年，30年代末期为国立湖南大学首任校长)等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他和同盟会留日学生赶回上海，成立“海军陆战队”，任秘书长。不久清帝退位，这支部队解散，他便回家省母。
辛亥革命后的长沙，先是焦达蜂、陈作新以同盟会员为骨干的军政府，后来是立宪党人谭延闿的新政府，从日本回来的学生，特别是有同盟会员身份的人，此时做官的机会多极了。比他早两年回国的表弟俞笏山，这时也参加了谭政府的工作，任外交司次长。另一方面，这时各种法政学校风起云涌，除公立、官，绅法政外，还有一些私立的法政经济专科学校。杨端六既不做官，也不去这些法政学校教书，而是选择了待遇菲薄的新闻工作，在一家叫《长沙时报》的报社担任撰述。
1912年的暮春，他在日本的同学、同盟会员宋教仁出任北京政府农林总长，宋为了在民间开展反袁活动，委托一批留日的同学办一张反袁报纸，即《民国日报》。参加报纸工作的有曾毅和皮宗石、周鲠生、李剑农等人，杨端六任经理。在报社里，杨端六最负责任，汉口的夏天热极了，杨端六整日在一间很小的房子里办公，常忘记休息。当时，设在汉口法租界的《民国日报》，既是一个反袁的言论基地，又是一个秘密的联络机关。在袁世凯派人刺杀了宋教仁以后，《民国日报》攻击袁氏不遗余力。袁世凯的亲信通过湖北当局，贿买汉口法国巡捕房，逮捕了曾、杨、皮、周、李等主要骨干，并要求引渡，准备引渡后“以军法从事”。由于这些被捕者都是懂得国际公法的，法国又是一个标榜自由、民主和维护国际法的国家，因此，法国驻汉口领事出面干涉，抵制了袁政府的请求，连夜把他们送到一艘英国轮船上开往上海。杨端六和周鲠生、皮宗石等人在上海得到黄兴的帮助，取得了湖南的一项公费，于1913年初到了英国。杨端六进入了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货币银行专业。
杨端六一去七年，主要在伦敦，也到过德国和法国寻师访友。那几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留学生在欧洲也和当地人一样，生活很清苦。1918年大战结束，不久举行的巴黎和会因在中国问题上偏袒日本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慨。五四运动就是以此为近因发生的。远在国外的中国留学生亦群情激愤。当时在英国的杨端六渡海与在法国攻读博士学位的王世杰、周鲠生、皮宗石等汇合，一道去巴黎郊外的凡尔赛宫，向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顾维钧请愿。
杨端六到英国时已是28岁，这个年纪的男子未结婚，在当时的中国简直是一个奇迹了。他到英国后便认识了袁昌英。袁昌英比他小10岁，在苏格兰爱丁堡大学攻读英国文学，她的父亲袁家谱(号雪庵，醴陵人)是湖南的名士，也是理财专家，杨端六在国内即受到他的赏识。他和袁昌英异国相逢，两人所学专业虽然不同，但志趣相似，由恋爱而订婚，直到回国后完婚。结婚时，杨端六36岁，袁昌英26岁，是前一代学人中晚婚的典范。
杨端六是1920年由英国回国的，还在英国时，商务印书馆办的《东方杂志》就聘他担任撰述，回国后即在商务工作，并在吴淞中国公学兼任经济学、会计学教授。这年夏天，他回长沙，把他的母亲和一个在湖南稻田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并留在母校任教的小妹杨润余接到上海，在闸北虬江路四达里定居。他这次回来，并不是专门为了接家眷，而是代表中国公学和北京大学等四团体陪同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和英国哲学家伯兰特·罗素到中国来演讲。他们于1921年l0月25日到达长沙，杨端六担任了罗素在长沙的第一回演讲的翻译，讲题是《德国布尔什维克主义与世界政治》。杨端六自己也对长沙的听众讲了《社会与社会主义》、《同业组织问题》和《介绍罗素其人——与罗素一夕谈》三个专题。由于他的满妹润余是新民学会的成员，而这个学会的领导人毛泽东当时又兼任了长沙《大公报》的特约记者，因而与之相识，毛泽东还把端六伯的一次讲话记录了下来，用“杨端六讲，毛泽东记”的署名，登在1920年10月31日长沙《大公报》的第十版上。尽管杨端六在一段时间中，对中国共产党并不了解，但在全国解放以后，他热爱党拥护社会主义的政治态度是与20年代起他同毛泽东的结识有一定的联系。
1926年，杨端六由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推荐，出任这个新成立的研究院所属的经济研究所所长。那时该院仅有地质、历史、经济三个研究所，其他二位所长分别为李四光(仲揆)和傅斯年。杨端六由他的同学、研究院主任秘书杨杏佛(铨)的介绍，参加了国民党。他在中央研究院的工作时间并不长。因为李四光授命筹备扩大武汉大学，他就和李一道离开中央研究院了。在中央研究院期间，他着重研究了中国对外贸易，与侯厚培等根据1864年至1928年间的海关清册，著成《六十五年来中国贸易统计》一书，绘有图表四十余幅，成为中国第一部国际贸易资料集，至今仍受到重视。
1930年，新的武汉大学(即由李四光任扩建委员长的武大)筹备基本就绪。作为这个大学的筹备人之一的杨端六全家迁到武昌，住在武昌昙华林街。1932年，罗家山(后来由闻一多先生易名为珞珈山)校舍初步建成，就搬进山前区宿舍，抗战前，他们在这里住了八年。杨端六先后担任教授兼经济系主任、法商学院院长和教务长等职务。他始终上课，教授“货币与银行”，他的著作《货币与银行》于1930年在商务出版后，一直作为教科书，以后每年修订，列为商务的“大学丛书”再版多次，40年代大多数大学经济系都用它作为教材。
钱昌照向蒋介石建议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聘请一些在野名流担任委员，共同讨论巩固国防，抵御外侮。后来这个委员会并未成立，而是由钱向蒋介绍胡适、钱端升、杨端六等23人分批地为蒋讲课，杨端六从这时起认识了蒋介石。后来，蒋介石在他的军事委员会里成立一个审计厅，通过王世杰的关系，要他去当厅长。他对此事感到十分苦闷。这个厅长的职务应由军人担任，他以不是军人推辞。蒋介石为了装饰门面，一定要他出山，他又提出：不离开学校，不离开讲台和不穿军装，仅利用假期去南京兼职。不料这些条件仍没有推掉蒋的请求，除全部同意外，并授与上将军衔。从1934年到1937年，杨端六在每年暑假中去南京任职二三个月。他去南京，仍旧长袍马褂，从未穿过军服。1938年因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这个闲衙门“审计厅”也就裁撤了。
抗战爆发后，杨端六夫妇和他的同事们积极地参加爱国捐献，还由袁昌英署名撰文表示毁家抒难的热忱。1937年冬，武汉大学由武昌迁到四川乐山，是由杨端六踏访地址、主持迁移的。乐山是个没有军事设施的小城，但日军并不放过，在一场狂轰滥炸中，杨端六的家被炸毁，加上货币不断贬值，这位理财专家却一点不会理自家的财，不做生意也不会囤积生活资料，工资还是存入银行，结果生活十分拮据。
解放后，杨端六的儿子也考进了武大。虽然他是院长，但从未过问儿女、侄子、侄女考学校的事。1944年6月，经济系的同学为他做六十大寿，那时，物质条件十分困难，同学们不知从哪儿找来一些彩色纸，做了一个大寿字，寿字下有祝寿者的签名，请他坐在茶话会的中间，合影留念。在武大，这样的尊师盛会是少见的。1948年冬，杨端六接受他的同学陈剑修的一再邀请到桂林去讲学。杨端六是带着他的研究课题“中国货币史”去的，因为太平天国最初起义于广西，太平天国钱币在别处罕见，而桂林甚多。他们一家住在桂林南郊将军桥的一个教授宿舍里，夫妇俩都没有开课，杨端六应同学请求，作过几次“中国货币史”的演讲。解放后，他们一家搬回珞珈山，杨端六仍任经济系教授。那时，他已有60多岁了，平素就有腰痛的毛病，有一次去上课，跌了一跤，以后，学校就照顾他不上课了，在家里做研究工作。
杨端六对自己，诚诚恳恳地接受思想改造；对国家，努力地从事著作，在50年代的末期，完成了《清代货币史稿》，后来由三联书店出版。50年代的初期，伯伯曾被任命为中南军政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委员。1956年参加了“民革”组织。1957年，杨端六和袁昌英被错划为“右派”，杨端六深知妻子在解放后努力思想改造，决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因而精神受到刺激。到60年代“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家又受到冲击，在身边的独生子杨弘远教授也被迫与他分居，这时他已身患重病，独自住在医院。1966年9月30日，享年81岁的杨端六在无人照顾的情况下去世。
理财专家中国旧时商业记帐是流水簿，这种方法只能简单地表述资金收付情况。随着商事日繁，不能不谋求改革了。1917年，有一个在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的留学生，在国内发行的《太平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商业与会计》，第一次把现代会计原理和商业活动有必要采用的现代会计方法介绍给中国商界。这篇论文的作者，就是后来成为中国经济学界名人的杨端六教授。
1921年9月，商务印书馆实行大改组，王云五出任商务编译所所长，他感到商务的财务制度是非改不可了，于是与深通现代会计的专家杨端六签订了全面改革商务财务工作的合同，着手改革。不久，立见成效，不仅商务满意，而且使中国旧商界耳目一新。后来杨端六正式出任商务的会计科长。被人称为商务的“金柜子”。中国的商业会计工作者们称他为中国商业会计学的奠基人。
货币学与银行学研究
自19世纪中叶以来，由于鸦片和其他工业品的输入，一方面是白银大量外流，另一方面外国的钱币如鹰洋等也在市面流通，中国一直为货币问题所困扰。20世纪开始，首先从日本引进一些现代货币学知识，当时进行币制改革，使得理论研究更加有的放矢。20年代末，国民党政府从垄断金融入手，为对付世界经济危机造成的又一次白银外流，取消金银本位制,发行不兑换的法币，30年代末至40年代的战时物价波动以至爆涨，都使经济学家关心货币问题的讨论，这是杨端六所遇到的时代热点之一。
杨端六在1917年就翻译了卫士林的《支那货币论》，同年只有李翰章等合译了日文的《货币学》，以后要到20年代才有其他译作问世。1923年1月，他出版《货币浅说》，介绍了货币的起源、种类和作用，批判了当时有人主张废除货币的论点。这虽然是一本小册子，却是国人自撰的最早的货币学著作，以后要到1930年才有叶作舟的《货币新论》等大批著作陆续出版。1923年1月，他出版了《银行要义》小册子，分概论、银行之种类、商业银行之业务、银行之协同与垄断几章。关于银行学，此前已有七八种著作面世，不算领先之作，但是他的《信托公司概论》(1922年1月初版)，对于信托公司这样的金融机构，却是最早的介绍性著作之一。
会计、统计、审计活动
杨端六在会计、统计和审计这几个领域的活动，体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优势，既是一位经济学家所具备的素质的反映，也出于他担任的公职需要完成这些实务，可以认为是一位管理学家的业绩。
早在1917年，他就在李剑农等人编辑的《太平洋》杂志上发表了《商业与会计》一文，论述商业应当采用现代会计方法。1920年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他发现作为全国比较先进的这家股份制企业存在“事权不统一，馆中无人懂得商业，无人能通盘筹算”等问题，而且“编译所待遇甚劣，设备(图书、房子)甚不完备，决不能得第一流人才。”深以为忧，使前来考察的胡适认为这些看法“极中肯要”。后来该馆的负责人高凤池、张元济、高梦旦和所长王云五也认识到一些问题，任命杨端六为会计主任，全面改革财务制度，不久便见成效，新式记帐方法推动了近代化管理，也引起其他企业的仿效。
杨端六在1922年10月出版了《记帐单位论》一书，副标题是“中国会计学之根本问题”。通过杨端六此书的论证，以及单位如何选择、应用，到1933年政府宣布废两改元和1935年的法币政策，才变得简化。1923年10月，他的《商业薄记》出版，这在当时是内容丰富的一本教材，此前早在1907年就有留日会计学家谢霖、孟森的《银行薄记学》、1913年杨汝梅的《最新商业薄记》，都是参考日本的教材；以后留美回国的潘序伦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和会计学校，才大量出版欧美派的会计书籍，杨端六的著作可说得风气之先。1943年，他的《现代会计学》出版,这属于会计核算理论，包括整理帐与统驭帐、单据制度、分店会计、银行会计、成本会计、标准会计、政府会计、外币处理方法、国币价值变动问题等9章，作为大学教材是很全面的了。尤其是成本会计，使得管理者能及时发现运营中的问题，大大提高管理的效能，在当时是比较新颖的知识。
杨端六在中央研究院期间，查阅和统计了历年来的海关档案材料，与侯厚培合作完成1864年-1928年间《六十五年中国贸易统计》一书，8开精装巨册，汉英对照，全部是图表。如“历年来对外贸易总值比较图”、“历年来入口货净值比较图”、“历年来出口货值比较图”等19幅统计图，“六十五年来出入口货价总数统计表”、“六十五年来出入口货价折成美金统计表”、“出口货总值分类统计表”等21种统计表，按商品性质分为饮食物、原料、制品、杂类等4大类，共120小类。反映了杨端六等人进行统计研究的功力，填补了当时中国对外贸易研究的空白，成为重要的外贸参考书，也是宏观管理外贸的依据。
南京国民政府在1929年根据美国专家甘末尔(E.W.Kemmerer)等人组成的“财政设计委员会”意见，实行“超然主计”和“独立审计”制度，在管理上这是一个进步。1931年冬，九一八事变后，教育部常务次长兼国民政府秘书钱昌照向蒋介石建议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撇开政府官员和宋、孔、二陈的人，以财政经济、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专家为主。这样，杨端六出于爱国热忱，加之对蒋介石的拉拢、欺骗认识不清，也就进入了这个圈子，成为向蒋介石讲过学的二三十位著名学者专家之一。1934年这个委员会变为官僚资本产业集团的组织机构，杨端六没有参加，却被蒋介石任命为军委会审计厅厅长。杨端六为此十分苦闷，其实蒋介石只是借学者装饰门面，并不真要他去监督，所以对他的推辞之词，如不离开武汉大学、不离开讲台和不穿军装，仅利用暑假去南京二三个月等，全部答应，且授予上将军衔。杨端六成了军委会中唯一不穿军装的“上将”，直到1938年迁都重庆被裁撤。尽管如此，他卸任时，不到3天，就把一切工作交代得清清楚楚，表现了无论对什么事都踏实、细致、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
杨氏的《工商组织与管理》
20世纪初，首先是从美国，开始了科学管理运动，以泰罗(F.W.Taylor，1856年-1915年)的《科学管理原理》(1911年)出版为标志，在1916年已被穆藕初(1876年-1943年，后任工商部常务次长)译成中文。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德国和欧美日又推行合理化运动，是全国规模的产业部门管理科学化运动，1930年也由杨东莼(1900年-1979年，早期是李大钊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后成为知名学者)等人在中国介绍。中国的商科院校，从20年代即开设“工商管理”课程，涉及科学管理基本原理和方法的讲授，教本以翻译金布尔(D.S.Kimball,1865年-1952年)《工业组织原理》为主，也有几本自编的教材，但流传不广。
杨端六因为在经济系讲授这门课程，便编写了一本经过他精心消化吸收的《工商组织与管理》教材，于1944年正式出版，这时他已59岁了，可以说将大半生学习和参与公司及学校管理的知识及经验也融汇进去。该书不是专门谈科学管理的著作，而是全面介绍工商企业的组织与管理知识，适合一般大学生的教学需要，但又尽量汲取符合科学性的管理思想和方法。这在当年中国工商业设施相当落后的现实条件下是比较适用的。该书附载的参考书目相当丰富，杨端六这样做的理由，也表明他著述的严谨和认真。令人惊异的是，他采用的参考书约有120来种，包括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查尔斯·巴贝奇的《关于机器和制造业的经济》这样一些早期的科学管理的前驱性著作；马克思的《资本论》、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工业经济学》、《工业与贸易》，还有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车间管理》，迈耳斯的《产业合理化》、国际劳工局的《合理化概况》、德国国家工业资料处的《德国的产业合理化》这样一类科学管理权威著作更不用说了；甚至有苏联的《有效劳动法规文献选集》，还有作为科学管理中的专门讨论人的因素的《人事管理》等著作；还收入了西蒙斯的《工业中的个人关系》这样很早讨论人际关系的书籍；以及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1934年)，书中最早最系统地提出了“创新”理论，这是中国在20世纪末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也被杨端六在五十多年前就收入了。仅仅凭着这里所举的部分例子，评价杨端六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管理科学化的重要先驱者之一，是无可厚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