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前这位84岁的老人名叫马旭初，他儒雅、矍铄，只是稍显驼背，走路略微迟缓。
这两年，故宫、北海、颐和园、天坛、恭王府轮番大修，无论哪家都会请他去看上一看，提提意见。马老年事已高，深居简出，但这样的邀请他从不回绝，因为他放心不下——北京城里的古建，大半儿都由马家人建造或者修缮过。
马家的传奇历经明、清、民国以及新中国，前后六百余年。马旭初正是这个六百年哲匠世家的第十四代、也是最后一代传人，他的人生注定是一幕传奇大戏，起落不由人。
“慈禧太后欠我家不少银子”
马旭初的故事得从六百年前讲起。公元1403年，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变，夺了侄子建文帝的宝座。他自己当上皇帝，定都北京。当时，为朱棣营造北京城和紫禁城的工匠不计其数，但在史料中有名有姓的只有4人:蒯祥、阮安、梁九和马天禄。紫禁城盖好了，明成祖朱棣挺高兴，要给这4人封赏。蒯祥他们3个就当上了“造匠长班”，抵得上二品官员。惟有马天禄有官不做，他说，当官一辈富，经商辈辈富。他将自家的家兴隆木厂(后在民国年间改名为恒茂木厂)，渐渐做出了名堂。这个马天禄就是马旭初的先祖。
明清两朝，兴隆木厂曾是京城12家官木厂的首柜。但凡涉及皇家的工程都由朝廷转给兴隆木厂，兴隆木厂再分发给别家官木厂。宫阙殿堂、皇家苑囿、祭祀天地日月的庙宇等等，都照此办理。拿今天的话讲，兴隆木厂就算是“总承包商”。
兴隆木厂在第12代掌柜马辉堂手里登峰造极，他是马旭初的祖父。时逢清末，马辉堂得到慈禧太后的赏识，先后承揽了颐和园、慈安陵、慈禧陵、光绪陵的营造工程。据说，兴隆木厂到户部支领工程钱的骡车队一眼望不到头，头车都到了西四牌楼附近的兴隆木厂了，尾车还在户部，也就是今天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历史博物馆。即便如此，清政府还该着马家不少工程款，仅仅光绪皇帝陵一项就拖欠了兴隆木厂白银20多万两。马家的富甲京城由此可见一斑。
马家到底有多富？马旭初三言两语，语调特平常:“北平一解放，我就把家产都捐了。有魏家胡同的近千间房、恒茂木厂、东安市场上百家铺面和摊位，还有同济堂药店、北京饭店、北京和天津电车公司、自来水公司、开滦煤矿的股份。”事实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全北京的私家小汽车加起来也不足100辆，马家有7辆，马旭初学车时太小，脚下垫着木块才踩得着油门刹车；恒茂木厂存料场和厂房在美术馆后街，从西扬威胡同一直到山老胡同；魏家胡同的房产是马家私宅，历时三载修建，厅堂用金砖墁地，墙壁磨砖对缝，山石林立而不繁琐，荷池灵秀而不造作，在老北京有响当当的名头。
如今，马旭初手里保存的“祖业”只剩一张单据。那是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朝廷主管财政的户部给兴隆木厂开的单子，上面写着:“据呈请兴隆木厂商人马德春，请将十一年、十二年两年的筹垫，实银三万两千二百九十四两六钱一分四厘，勿恳请照数赏罚。”这其实是张欠据，欠的是中海、南海、北海的修缮费。当时国库空虚，慈禧太后只能给马家打了“白条”。
这张欠据的原件已经进了博物馆，复制件一直保存在马家后人马旭初手里。马老将其小心翼翼地收藏着，轻易不给人看。钱自然是再也要不回来了，但随着世事变迁，这张欠据反倒成为另外一种见证，见证着一个哲匠世家的兴盛和荣耀。
“我可不是少爷秧子”
马旭初朗目剑眉，生得一表人才，自然是爷爷马辉堂的心头肉。“但我可不是少爷秧子。”马老说。
他念的是育英学校，小学六年级就开始住校。每回离家，爷爷给预备的不是大包小包的吃食，而是针线包和一块干净的抹布。寒暑假回家，爷爷先得检查，看看针线用了没有，看看抹布用了没有。“就是让我锻炼自立自理的能力。”
爷爷马辉堂很有远见，在那个封闭的年代里，老人坚持让儿孙们出国留学。马旭初的父亲马增祺就是这个古建世家出的第一位留学生。爷爷要求马旭初自立也是为将来出国做的打算，可惜后来抗日战争爆发，马旭初只能进了辅仁大学，学的是社会经济学。
马旭初的成长岁月也记录着老北京民族资产阶级的过往，那些创业和守业的故事听起来新鲜而有趣。20世纪初，在老北京的商业界，“八大家”赫赫有名。据马老回忆，“八大家”里有仓韩家、梳刘家、钟杨家、盐业银行岳家、五老胡同查家、西鹤年堂刘家、瑞蚨祥孟家，当然，还有兴隆马家。“同仁堂”这样的老字号，当时都没排上号。
马老讲起身为大商人的爷爷一身灰布衣、布鞋、布袜，打扮节俭、为人低调，但家里经常为穷苦人开粥棚、舍棉衣。爷爷喜欢带着家里的小孩子出门，从魏家胡同一直走到隆福寺。出门前，每个孩子背上个布口袋，巴掌那么大，里面装着好几百铜子。老老小小前面走，后面还有佣人跟着。见到路边有要饭的，爷爷就让孩子们用小手抓一把铜子施舍出去。
前阵子刚刚拆掉的前门全聚德以前也是马家的店面，那会儿叫福聚德，卖点心、罐头之类的副食品。马旭初和弟弟在店里一人拿了一包口香糖，爷爷马上翻荷包给钱，说就算是自家买卖也得付账。年终分红利，马家从来不拿，全部投进买卖里。
辛亥革命之后，满清王朝的一座座宫殿庙宇也变成了文物古迹。马家的恒茂木厂顺势改营古建的维护和修缮。上世纪30年代，恒茂木厂先后维修了天坛祈年殿、阜成门、东便门角楼、雍和宫牌楼、国子监牌楼、北海公园、中山公园、中南海……那段时间里，马旭初念完了小学、中学。爷爷经常带着他到工地转悠，不许他做“十指不沾泥”的大少爷，这使得马旭初小小年纪便对古建行业耳濡目染。
爷爷常常跟马旭初说，“人是攥着两把指甲来，攥着两把指甲走，要留好名声”；还说“不要学赌博，有钱你可以请人吃饭，就算吃个烧饼，人还念你的好呢”；还说“谁都有母亲、媳妇、姐妹、女儿，你的亲人被糟蹋了你什么感觉，所以你不要胡来。”爷爷活了88岁才去世，马旭初当时18岁已经长大成人。爷爷的教诲，马旭初记了一辈子。
1944年，马旭初大学毕业，紧接着就迎娶了当时北京市市长家的千金余益华。小两口并不是自由恋爱，双方父母交换了“龙凤帖”，生辰八字挺合适，所以就由父母包办结婚了。那场婚礼轰动了全北京，婚礼当天包下了全北京所有出租汽车行的小轿车接送宾客，婚宴在北京饭店举行，所有出入婚宴场地的道路全用黄绫子围起来。这是只有马家才能做到的事情，那些代表皇家的黄绫子以前也是拿来遮挡道路的。只不过，只有皇帝和王公贵族到工地巡视时才能用。
在以后几十年的岁月里，马旭初和余益华相濡以沫，享受过富贵，也共同经历了人生的悲苦。那些劫数，在那场轻歌曼舞的婚礼上是没人能想到的。
“这世道不对，我得活下去”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马旭初捐出了所有的家产。“当时心里也挺害怕，觉着不献也得给人没收。”马老说，这是实话。1949年3月5日，马旭初正式参加工作，在当时的地方工业局建筑工程处生产技术室当了名工程师。新中国成立初期建成的北京制药厂、汽车制造厂、第一机床厂、内燃机厂都有他的心血。马旭初还评上了二级工程师，工资108元，过了几年安生日子。
可惜好景不长。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马旭初被定为右派分子，原因是父亲解放前去了台湾，再有就是海外关系太多。马旭初那年35岁，他被开除公职，交街道管制监督。
为了养家糊口，昔日的古建行少掌柜不得不到处给人当临时工、当瓦匠、当木匠，一天能挣2元5角5分钱。这段艰苦岁月反倒成就了马旭初的一双好手艺。
“我以前是理论知道，但手艺不灵啊。”说起其中的过节，马老还真有点不好意思。“小时候，爷爷也让我上工地干活儿，为了培养我跟工地的感情。”但是，谁又真给堂堂的少东家活儿干呢？马旭初一伸手，工匠们就过来拦:“得了，得了，您别弄了，您弄完的东西我们还得拆。”一听这话，小孩子当然巴不得。等人再想起他的时候，马旭初早骑头小毛驴游天坛的外坛去了。所以，马旭初的手艺活儿是35岁起从头学起，而且得偷偷地学。
后来，北京市的高级工程师里，会手艺的只有马旭初一位。有人形容他的手艺是“红毡子铺地”。这是句营造行里的老话儿，意思是夸他手艺绝好，别人见了只有用红毡子铺地、磕头拜师的份儿。马旭初知道，他这手艺全是当右派那些年里一点点练出来的。
“文革”是马旭初一生中最难熬的岁月，连泥瓦匠都不让他当了。马旭初开始卖血，一次卖800cc，能得40元钱。有时抽血化验指标不合格，他就听人指点偷偷喝点白糖水，再回来卖。“卖血卖了一年多，整个人都灰了，没一点血色。”马老说，有一天他终于倒在了卖血的医院门口，身体极度虚弱，医院再也不接受他的血了。
老伴儿余益华一看心疼得要死，她说:“这样不成，还是我出去给人当保姆挣点钱吧。”曾是北京名媛的老伴儿给人当保姆，马旭初就开始捡废纸。当时，马旭初住朝阳门外，每天早上四五点钟出门跑到城里，挨家挨户地翻人家堆在门口的垃圾。小女儿当时读小学六年级，也陪着父亲捡。捡回的破烂纸头由老伴儿拿去卖了钱，再买回点儿棒子面。家里根本没余粮，所以马旭初最怕下大雪。一下大雪白茫茫一片，看不见地上的废纸，一家老小当天就得饿肚子。
他也想过走绝路。“想过跳河，可我会游泳，游得还挺好，估计也淹不死。”这是何等的心境，近十年的艰难岁月，今天的他竟能当成半个笑话来讲。
后来，马旭初碰上一件事，真正救了他的命。那一天，他正在王府井大街上捡烂纸，看到红卫兵小将们在搞批斗，而批斗的对象正是一位赫赫有名的国家领导人。“我就想，这个完全不对头，世道不会是这样的。我咬牙也得活下去，我喝口凉水充饱也得活着，我倒要看看事情会怎么下去。”这位大少爷犯了倔脾气，反倒使自己和一家老小挣扎着活了下来。
文物局顾问“聘字第一号”
“文革”结束后，马旭初觉着心灰意冷，就想早点办离休手续，好回家安度晚年。但因为档案一直找不到，他迟迟没能落实政策。这个时候，北京市开始了一场空前的城市改造，一些老建筑都被拆除，还有一些亟待保护和修缮。有好心人嘱咐马旭初:“北京城里所有黄琉璃瓦的建筑都是你们家盖的、修的，你得好好想法把它们都保护起来呀。”
一句话点醒了马旭初。他随后找了当时的市委建工部部长张世济，在张部长的帮助下成立了北京市古建质量监管站，还把建筑各行的能人都请到监管站当顾问。“这个监管站一成立，整个古建业都轰动了，大家一看能人全聚在我这儿啊。”马老特自豪地说。
那段时间里，监管站开设了古建培训班，请了许多老瓦工、老木匠来讲课。学业结束，考试合格还给发证，由市建委、市文物局和监管站三家联合发。马旭初负责主考木工和瓦工的等级考试。他的要求很严:检查木工开料锯木头，他要看木头的正反两面，因为正面打着墨线，翻过来看背面才能看出使锯人的手上功夫；瓦工考级得砌一米高的砖墙，不准使靠尺板、不准使线坠儿吊线，全凭人的眼睛和手法，45分钟内，要砌出3种规格，而且砖一放上就不能再动，必须一次成功……
可惜，家传的图纸、老照片在“文革”时通通付之一炬，马家的传奇历史也再无佐证。原故宫博物院院长单士元老先生知道这个情况后，提笔写了“哲匠世家”(哲的意思是有智慧，富有才能。哲匠是明达而富有才智的匠人，手艺和才学在一般的传统工匠之上，其实就是传统社会里杰出的建筑师、工程师。)一幅字送给马旭初，就是要给马家的功业做个证。马旭初的儿女们再没有从事建筑的，马旭初就成了这个“哲匠世家”的最后一代人。
1976年，马旭初终于获得平反。
1986年，由马旭初牵头制定的《文物建筑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出台了，它使得千百年来口口相传的建筑秘诀有了一个和现代施工相吻合的操作规程，此后北京市的古建修缮都得按着这套标准来。
1988年，马旭初作为市建材局总工办高级工程师到市里开会，议题是古都风貌保护。在那次会上，马旭初见到一位自己以前的老同学。这位老同学已经当了市里领导，他一见马旭初激动得不得了:“老马，你还活着呀，来市政府上班吧。”第二天，马旭初就调到市政府基建办工作，管各个局的基础建设。马旭初的精神头儿又回来了。他白天工作，晚上就熬夜审核工程图纸，有时一个礼拜才回一趟家。为了改善18个局职工的生活条件，他还动员各局出资盖食堂、盖宿舍。各种审批项目都是他一个人跑，因为老同学多，关系也多，他办事往往跑一趟就能成功，所以得了个外号叫“马一趟”。
1996年，老伴余益华则在撒手人寰.
照理说，管基础建设肯定是个好差事，但马老最痛恨贪污腐败，他坚守清廉，至今还住在一套80平方米的两居室里，靠着自己的离休金过活。他说:“这样即使死了，到八宝山也踏实。”
现在，碰上沾钱、沾物的事儿，老人更不乐意管。他手里的红色聘书一大摞。一本本翻开看，北京市著名的古建几乎全齐了:故宫、颐和园、恭王府、北池子、北海、景山……还有市文物局聘发的“古建修缮工程技术顾问”，那可是“聘字第一号”。
马老说，当这些顾问，他一分钱不要，就图有生之年活个踏实，对得起祖先，就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