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伟章，男，1967年生于四川省宣汉县，1989年毕业于重庆师范大学中文系，现就读于上海首届作家研究生班。著有长篇小说《饥饿百年》、《不必惊讶》、中篇小说集《我们的成长》、《奸细》等。曾获人民文学奖、小说选刊奖、中篇小说选刊奖、小说月报百花奖、四川文学奖等。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居成都。
罗伟章主要作品年表
长篇小说
《饥饿百年》：《小说界》2004年8月长篇小说专号。
《寻找桑妮》：《小说月报·原创版》2006年8月长篇小说专号。
《在远处燃烧》：《江南》2007年第1期。
《不必惊讶》：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文艺出版社2007年3月出版。
中篇小说
《姐姐的爱情》：《青年文学》2003年第6期。
《生活的门》：《当代》2003年8月中篇小说专号。
《我的同学陈少左》：《青年文学》2004年第1期。《小说选刊》2004年第3期转载。
《我们的成长》：《人民文学》2004年第7期 。《中篇小说月报》2004年第8期、《小说选刊》2004年第9期、《小说精选》2004年第9期、《中篇小说选刊》2004年第5期等转载，多家报纸连载；收入由《小说选刊》编选、漓江出版社出版的《2004中国中篇小说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21世纪年选系列·2004中篇小说》，进入2004年下半年全国中篇小说排行榜。
《故乡在远方》：《长城》2004年第5期。《中篇小说选刊》2005年第1期转载。
《我们的路》：《长城》2005年第3期。《作品与争鸣》2005年第11期、《小说选刊》2006年第1期转载，被《文艺报》、《文学报》列入专家推介榜，《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等多家媒体评介，入选取中国小说学会2005年度全国小说排行榜。
《夏天过后是秋天》：《清明》2005年第3期。收入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写实小说系列”丛书，改标题为《代价》。
《谁在喧哗》：《芙蓉》2005年第4期。
《大嫂谣》：《人民文学》2005年第11期。《中篇小说月报》2005年第12期、《小说选萃》2006第1期转载，多家报纸连载；《南方文坛》、《当代文坛》、《光明日报》等多家报刊评介，被称为“底层叙事”的力作；入选北京大学编辑出版的《北大年选·2005小说卷》，进入2005年度下半年全国小说排行榜。
《狗的一九三二》：《十月》2006年第１期。《中篇小说月报》2006年第2期转载，《文艺报》等评介，称这部小说“全篇始终在奇异的想象中展开”。
《水往高处流》：《清明》2006年第１期。《中篇小说选刊》2006年第2期转载，收入“2006年度中国优秀中篇小说选”。
《心脏石》：《长城》2006年第１期。《文艺报》等评介，称该小说“现实的眼光，批判现实主义的写作立场，都让小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尊严”。
《变脸》：《人民文学》2006年第3期。《小说月报》2006年第5期、《小说精选》2006年第5期、《中篇小说选刊》增刊、《小说月刊·选刊版》转载；《文艺报》等发表评论。
《我们能够拯救谁》：《江南》2006年第2期。《小说选刊》第4期、《小说月报》第6期转载，《小说选刊》发表评论《无奈中的挣扎与坚忍》，认为该小说在表现知识分子方面，找到了“第三种方法”。入选中国小说学会2006年度全国小说排行榜。
《世界上的三种人》：《中国作家》2006年第4期,《小说选刊》2006年第5期、《小说月报》2006年中篇小说专号转载。《小说选刊》发表评论，认为“这是一部久违了的好小说”，“触及了当代人文伦理的敏感处，对当代人的生活有重要的反思、反省和启示意义”。
《水》：《上海文学》2006年第5期，《中篇小说月报》2006年第7期转载，《文艺报》等多家媒体发表评论，认为“小说以缜密的叙述演绎了人性的残酷与阴暗”。
《舌尖上的花朵》：《青年作家》2006年第6期。该刊评论认为，这部小说“体现了作家对人性深刻的洞悉，安静、从容不迫的叙述，让我们找到久违的亲近大地、天空和自然的方向，让小说有了更高的品质和视野”。
《路上》：《红岩》2006年第4期。
《奸细》：《人民文学》2006年第9期。《小说选刊》2006年第10期、《中篇小说月报》2006年第10期、《中华文学选刊》2006年第10期、《小说月报》2006年第11期、《小说精选》2006年第11期转载，多家报纸连载。
《明天去巴黎》：《现代小说》2006年立秋卷。《中篇小说选刊》2006年第6期、《上海小说》2007年第2期转载。
《潜伏期》：《十月》2006年第6期。
《漂白》：《清明》2007年第1期。《小说月报》中篇小说专号、《中篇小说月报》2007年第5期转载。
《最后一课》：《当代》2007年第2期。《中篇小说月报》2007年第4期、《小说月报》2007年第5期、《作品与争鸣》2007年第5期转载。
《红瓦房》：《北京文学》2007年第3期。《中篇小说选刊》2007年第3期转载。
另在《天涯》等发表短篇小说和散文随笔多篇，其中短篇小说《独腿人生》收入《中学语文实验教材》。
小说集
《我们的成长》：作家出版社2007年4月出版。
《奸细》：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文艺出版社2007年3月出版。
获奖情况
《我们的成长》：获2004-2005年度中篇小说选刊奖。
《奸细》：获2006年度人民文学奖；第十二届小说月报百花奖。
《我们的路》：获2003-2006年度小说选刊中篇小说奖。
《大嫂谣》：获第五届四川省文学奖；第十届巴金文学院小说奖。
近年来，罗伟章的小说频频在全国重要文学刊物上发表，许多小说占据大刊头条，而且多被转载并收入各类选本，仅去年，他就先后获得中篇小说选刊奖、人民文学奖、小说选刊奖等多种奖项，并被有关专家称为“在近年活跃的同辈当中，分量最重、最突出、最值得关注的作家之一”。
罗伟章最受关注的小说《我们的路》、《大嫂谣》等写的都是底层生活，因而在人们的言说中，他有了一个特别醒目的身份:“底层作家”。也似乎只有作为“底层写作”的“主力作家”的命名，我们才能在众多的青年作家中轻松找到罗伟章的身影。然而，罗伟章坦言自己并不接受这样的文学命名。他说:文学只有好坏之分，与题材、地域、流派等等无关，文学没有边界。而且他对“作家”这个称呼表示警惕，显然他更喜欢“写作者”这个词。“‘作家’给人一种功成名就的印象，‘写作者’却是在行动，而所谓作家也无非是为人的心灵找到一条通向自由的路径。”
“大多数走上文学道路的人，生命里都留有一块伤疤，你不得不面对它，当你把它倾吐出来形成文字，就是一种表达。”
在给一位朋友的小说集所做的序言中，罗伟章写道:大多数走上文学道路的人，生命里都留有一块伤疤，这块疤别人看不见，甚至写作者自己也看不见，但它活着，它不断提醒你去舔食初始的疼痛，不断挑战你的尊严。你不能不管它，你得面对它，当你倾吐出来，形成文字，就是表达。对罗伟章而言，这块伤疤或许就是记忆中童年经受的饥饿和苦难。
罗伟章老家在四川省东北部，那里勉强属大巴山系，土黄天青，出石头和荒草，不大出庄稼，更不生钱。在他很小的时候，那里发生过一场天灾，庄稼最需要雨水的时节，却是七十三天滴雨不下，害得方圆数百里颗粒无收。这段饥饿的日子，在罗伟章的生命中留下了无可磨灭的印记。他说:“许多人都在赞美蓝天，但我看到蓝天，就会想起那段日子，就有饥饿的感觉，分明刚刚吃饱了饭，这时候又饿了，厉害的时候还饿得肚子痛。饥饿对人的打击相当大，它展现出的力量，超过了革命和战争。”
对他打击最大的还是母亲过早地去世。罗伟章回忆说:我母亲得病的起因仅仅是感冒，她不愿意花一分钱弄药，还像男人那样挣工分，结果病越拖越沉，终于很快就起不来了。母亲去世那年我六岁，正是往母亲怀里扑的年龄。而那时我的妹妹，只有两个月大！妹妹吃不到母亲的奶，闻不到母亲的体味儿，醒来就哭，哭累了就睡，父亲抱着她去村里寻奶吃，那些正奶孩子的妇人，乳房瘪瘪的，自己的孩子也吊不住，哪有多余。她是怎么活过来的，我至今想起来是个奇迹。现在，妹妹也是过三十的人了，而且是个高个子，可我每次看到她，都听到一个婴儿微弱的哭声。
苦难的童年生活对罗伟章的小说创作起着决定性的影响。谈到所谓“底层写作”的缘起，罗伟章说:“我过着那样的童年，看到的是那样的人生，不写那些该我写的，你叫我写啥呢？现在，我的亲人和村里的绝大部分年轻男女，都到外地打工去了，他们的故事我经常听到，他们的感情我能够理解，不仅仅是理解，还感同身受，很自然地就会在一个恰当的时候将其表达出来。”落实到具体的文本上，不说他那些主要写“底层生活”的小说，即使中篇《奸细》、长篇《寻找桑妮》、《在远处燃烧》这些看似与“底层写作”有距离的小说，在罗伟章看来，其中对世界的缺乏安全感，对价值判断的疑惑，都很显然还是受着童年记忆的影响。
“小说是要表达某种意义的，而这种意义，不是某一个人也不是某几个人的意义，而是能够引起共鸣的意义。”
有评论家说，罗伟章的小说总是轻轻地打开一扇门，读者只要进了这扇门，就会发现，里面是一个越来越深广的世界，从对现象的考察，深入到对价值疑难的剖析以及对灵魂的追问；罗伟章总是在沉着的叙述中，从容不迫地展示出引人深思的艺术说服力。尽管我们有理由认为，近些年来，不少作家无意也无力对社会、时代做出发言，甘心于自我玩味的历史叙述、风花雪月的私性写作中编织自己的文学版图。不过就“底层生活”的书写而言，它作为一种文学表达始终存在，打工文学的兴盛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但罗伟章在众多“底层生活”的写作者中脱颖而出，却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而这个“奇迹”的谜底或许就在于他不仅仅是为底层而写底层，他的笔触抵达了更深远的境界。
比如饥饿、苦难，可以说是“底层写作”中很难绕开去的文学命题，有了苦难的童年记忆，罗伟章似乎更有资格在自己的小说中对此做出有力的反映，而事实上他却表现得非常谨慎，他无意于为“底层”代言，他相信文学创作是个体心灵的回声，只写自己眼睛里和心灵中的世界。罗伟章说:我们需要不时回到自己的内心，想一想我们走过的路，想一想时间的问题，生命的问题，死亡的问题，宇宙的问题，再想一想这个大地上的事情，也就是跳出自己，想一想你的近邻，想一想远方的人们，想一想正在迁徙途中的野马、正在消失的森林和灭绝的物种，好好想吧，想出味道来了，你再问问自己: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这样的思索，在他的众多小说中都得到了清晰的、富有力量的表达。罗伟章在小说中把对底层的关照上升到某个高度，由是读了他的小说总能让读者产生一种久违的崇高和厚重的感觉。
在长篇《饥饿百年》的后记中，罗伟章引用瓦尔特·惠特曼的话说:“那种插科打诨和表面虚饰，即使搞一百万年也不会奏效。”这意味着他的文学观是“向外”的，他强调小说是要表达某种意义的，而这种意义，不是某一个人也不是某几个人的意义，而是能够引起共鸣的意义。人类走过了这么多万年，生存状态变了，生活方式变了，而人类的同情、悲悯、牺牲精神等等真情实感，却是亘古不变的。罗伟章就希望自己既要写出变化的东西，更要写出不变的东西。
“所谓‘底层写作’，其实彰显的是一种眼光，一种角度，一种情感和思想的方向。对于写作者而言，在任何条件下，保持心灵的真诚才是最主要的。”
罗伟章的出现似乎为“底层写作”找到了一条好的路径，文学界为此感到惊喜，不过也有评论家对此表示了质疑。在《放弃耐心的写作》一文中，评论家邵燕君就以罗伟章去年发表在《人民文学》第3期头条的短篇《变脸》为例，对罗伟章的写作技巧提出了委婉的批评，进而引申出“底层写作”如何在文学之路上走得更长更远的命题。罗伟章对此表示坦然。他说:不管是什么主义，什么流派，具体到文本，都免不了有一个文学品质的考量，他的某些小说，也确实存在一个不够空灵的问题。“在那里看到的是腿，看不到的是翅膀，至少是翅膀不够坚强，这样，拥有了大地，就可能失去天空。而失去了天空的小说，就够不上现实主义的格。”
对眼下正在讨论的“底层写作”，罗伟章表示自己感到困惑。他说，在所谓“底层写作”中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有些人认为，似乎写了底层人生，就是立场站对了，另一些人认为，你立场虽然站对了，却丧失了艺术立场。“这当中让人不可解的地方有两点:其一，立场应该是在写作者一边，而不是在被写者一边，写底层与站对立场究竟有什么本质上的联系呢？其二，写了底层，怎么又必然地丧失了艺术立场呢？”
作为一个倾心“底层写作”的作家，似乎免不了受到在物质上“脱离”了底层生活以后，如何与底层继续真诚沟通的追问。罗伟章说:所谓“底层写作”，彰显的是一种眼光，一种角度，一种情感和思想的方向。写“底层”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是底层中的一员，或许物质上越朴实，越简单，越能保持住精神的稳定。但对于写作者而言，在任何条件下，保持心灵的真诚才是最主要的。
赞赏也罢，批评也罢，对罗伟章而言，他似乎从来就没在意过别人怎么评价他，对文学理想的忠诚，使他深知自己的使命，他柔和谦逊的外表底下，有一颗倔强的心。这颗心放得很远，不设边界。说到将来在写作上的打算，罗伟章淡然地说:当然还是写，至于写些什么，还是等写出来之后再说吧。
罗伟章访谈录
□ 李永康
罗伟章简介：1967年生于四川宣汉，1989年毕业于重庆师范大学中文系，现居成都。先后做教师、编辑、记者、自由撰稿人。出版有政论《北京关注下岗》、艺术论著《毕加索》（与刘华合著）、《跨世纪对话》（与张育人等合著）、长篇小说《妻子与情人》、《怀念爱情》、《指向死亡的宝藏》等五部。近两年主要从事中短篇小说及小小说创作，在《天涯》、《当代》、《青年文学》、《长城》、《芙蓉》、《百花园》等国内十余家刊物发表作品。
李永康（以下简称李）：罗伟章先生，尽管在读者的眼中，你发表的长、中、短篇小说的数量（仅指篇目）比小小说的数量多，甚至影响更大一点，但我这次采访你的话题还是要局限在小小说的范围内，这有点削足适履的做作，对你不公平，可也没办法，因为我有私心——偏爱小小说；另外，我的报纸读者也大多是小小说爱好者。
我最想知道的两个问题是：你是怎样想到写小小说的？你写第一篇小小说之前系统研读过类似的作品吗？
罗伟章（以下简称罗）：首先说明，我的创作还谈不上什么影响，从事写作的人那么多，而且高手如林，无论从哪方面说，我都无法与他们相比。
至于为什么写小小说，我没刻意去想。写成啥样是根据素材来定的，这个东西只能写成小小说，就不把它弄成短篇。勉强打个比方：如果小小说是一粒石子，扔过去伤不了人，却能给人痛感；如果把这粒石子用一团棉絮包起来，连给人痛感的力量也消解了。其中的道理大家都懂。虽然懂，但很多人还是愿意在石子外包上棉絮，比如我那篇《拾荒者》的小小说被《文艺报》转载后，一个作家朋友看到了，提醒我说，以这些情节为线索，再加些人物进去，就可以弄成中篇甚至长篇。我知道这是一片好心，但不会这么做。对多数创作者来说，“数字”不仅成为诱惑，甚至成为标准，然而数字本身不能带来荣光。艺术需要直达生活的本质，需要挤奶而不是发水；“发水”给创作带来的最大伤害，是把那一点有意思的东西淹没和稀释了。很多人之所以能够终生从事创作，就因为觉得“有意思”，从大处说，只有诚实的劳动和诚实地给予才有意思，“发水”只是敷衍，不会有意思。认真一辈子难，敷衍一辈子也不会轻松。
我至今没有系统地研读过小小说，但读到一篇有力度的小小说总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许多人都向往并追求“精悍”这种人类最高级的思维，我也是。
李：应该说你是幸运的，高中毕业考大学，大学毕业很顺利地走上了工作岗位，有了固定的职业和不菲的收入，让很多人羡慕。突然间，你却自己打碎了这个“铁”饭碗，举家迁居，远离故土，去到一个陌生的城市，过起了“隐居”的生活，这让人大惑不解。你能谈谈离职的原因吗？
罗：这问题以前也被人问起过，我的回答是：对文学的热爱，是惟一的原因，所有的原因。当然在单位上也能搞创作，现在写得很好的那批人，很多都是业余作家，但我以前在一家报社，又负点儿小责，类同于部队上当连长的情形，在某个范围内你是头儿，但凡事又必须冲在前面，这占据了我的白天，有聊和无聊的应酬又占据了我的夜晚，我没法写作。我多次想调到宽松一些的单位，但均告失败。如此，留给我的只有一条路。你看我已是三十大几的人，再不拿出点手段，我就白活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路，其他一切道路对你都是宿命的道路，如果我不认真写点东西就老，就死，我就只是在舔生活的盘子。这样说好像我在文学上有多大的志向，其实不是。人生只有一次，从人道的角度讲，只要不违法乱纪，不妨害他人，每个人都该做自己想做的事。当然，你脱离了别人为你规定好的轨道，其艰辛就自不待言，但既然选择了，就必须有勇气付出代价。世间的每一种选择都需要付出代价。
李：你是怎样中文学的“毒”的？文学究竟给你带来了什么？还有，你写的东西又会给读者什么帮助？
罗：我想，大多数中文学之“毒”的人，都因为事先喝了苦水，生活逼使他把苦水吐出来，形成文字，就是表达。我六岁就死了母亲，母亲没死几天，别人就拆了我家的房子，说地基是他祖上的。那时候我妹只有两三个月大，虽然乡亲们把本就不充足的奶水喂她一点，但毕竟吃不饱，而且嗅不到母亲的气息，醒来就哭，哭累了就睡。那种哭声至今还常常刺痛我的神经。母亲是个能干人，她去世前，父亲里外不管，她这一走，所有的担子都扔给了父亲。父亲领着一家人，把日子一步一步地扛。那时候农民的主要任务是保命，一般不太重视读书，但父亲硬是让我念了大学，为给我借钱，父亲神思恍惚，曾三次摔下数丈高的悬崖，虽都幸免于难，但每次都在床上呻吟一二月之久。父亲的勤劳、执著和坚韧，是我一生的榜样。活到现在，我做得最好的一件事情，是念初中的时候——厨房一个认识我的师傅见我终年吃不上肉，便偷偷把一份烧白扣进了我碗里，我舍不得吃，把肉刨出来锁进木箱，要给父亲带回去；那是春末的一个星期三，我们要星期天才能回家，肉身上长了很深的白毛，父亲用开水把白毛洗去，流着眼泪，一绺一绺地撕下来，分给我的兄弟姐妹们吃。
文学给我带来的，是让我知道一个人要明白地活，所谓明白，就是知道自己是谁，再就是福克纳说的，要有荣誉、同情、自豪、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等等人类永恒的真情实感，归纳起来就是爱。我的作品能给读者什么帮助，我不敢说。
李：有一次，大概是在你家里同你聊天的时候，听你说过，你上大学的时候曾将但丁的《神曲》倒背如流，至今也有“黎明前的阅读”习惯。也就是说，在阅读方面你是深有体会并下过一番苦功夫的，那阅读的乐趣又在哪里？你都喜欢读哪些书？
罗：《神曲》也不是都能背，只限于其中的《炼狱》篇。阅读给我的乐趣超过任何东西，包括写作。我一直认为，人类的智慧跟科学不一样，它不随时间的推进而发展，许许多多美好深邃的思想，埋藏在历史的河流里，许许多多“每日都面对永恒”（海明威语）的著作家，在时间的深处孤独地吟哦。通过阅读，我认识了那些思想，成了书的朋友，也成了著作家的朋友。你问我喜欢读哪些书，我就喜欢读那些能够成为我朋友的书，它的基本格调不是斗争的，而是宽爱的抑或忧伤的，是与万事万物荣辱与共的；其中最高级的部分，是能引领我走向自然，回到童年。
李：读到你发在《江南》杂志的随笔《黎明前的阅读》时，我对你的思考不是很在意，却对以下的这段话兴味颇浓：“通常情况下，我不喜欢那些以著书数量来衡量自己成就的人，当然也不大读那些人写的书。每当我看见有人把自己写的书摆在最显著的一角，有人去他家（不管这人是谁），就拉着客人站在书前炫耀一番，客人临走前签名送上一册甚至几册（不管客人要不要），我的心情就很不好。”这让我也很不好受：我也曾经自费印过两本书，也是不管别人喜不喜欢（有些是朋友索要）就赠了出去。当然结果是：别人（包括朋友）也不会轻易把时间花在这些书上，尤其不能在“黎明前阅读”，浪费了时间和资源。难怪你要呼吁《抢救对季节的感觉》。浪费资源等于破坏大自然，破坏大自然等于扼杀生命。这种现象在快餐文化和通俗文学里面比较严重，小小说界也出现了苗头：以创作数量（多是自我抄袭）和纸本印刷册数取胜，真正的精品微乎其微。
罗：哪怕才华丰沛得如大江大河的作家，精品也不容易产生，但对精品的渴望却应该成为一个好作家必备的精神素质，这种素质最可宝贵的地方在于“不妥协”。我上文所说的那类人，与这种素质刚好相反，不仅向世俗妥协，还向自己的无能妥协。向自己的无能妥协的极端形式，就是凡出己手，便字字珠玑。我认识一个作家，出了一部可以说很不好的长篇，请朋友写评论，那评论员说：该书展示了《悲惨世界》一样壮阔的生活图景。见报之后，作家大发雷霆，并跟那写评论的朋友绝交，原因是他的小说是独创，不应该和《悲惨世界》扯到一块儿。我认为人活到这份上，也就够凄惨的了。我的所指是这类人。说到你，事实上，我找你要书不下三次，可惜你就是不给我。
你说的小小说界出现的苗头，一点不假，全国每年出产小小说数万篇，但真正有质量的太少，除了自我抄袭，还模糊文体；许多以小小说标榜的其实是小品。这个问题，我曾向你提起过的河北作家杨金平多次在电话上跟我讨论过。小小说的中心词是小说，这一点把握不住，小小说就不可能成为与长、中、短篇并列的小说品种。那种买一回菜就写一篇小小说、跟办公室的同事聊几句天就写一篇小小说的弄法（发现了特殊的意义除外），展示给人的不是小小说的繁荣，而是小小说的廉价；其直接后果是戕害这种本来就不成熟的文体。
李：你和你夫人现在是靠写作生活——也算得上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以自由写作者为职业的特殊家庭（毫无其他收入）。有没有生存的紧迫感和压力？有没有计划每天必须写多少字？
罗：生存的紧迫感无时不在，有时我正写到兴头上，突然想到马上有一笔什么开销或者可能的开销，就停下手，垂下头，半个小时一动不动。但老实说，这并没从根本上动摇我们内心的安宁。我觉得定居法国的越南僧人一行禅师有一句话说得好：“我们的力量来自我们的安祥，内心深处的安祥。这种安祥使我们坚不可摧。”由于此，我们不可能规定每天必须写多少字，只是知道每天必须劳动。“劳动”这个词是所有词汇中最让我感动的一个。
李：还是回到小小说的话题吧。你去年在《百花园》发表的小小说《独腿人生》，不仅被多家刊物转载，收入多种选本，而且还连续获了两个大奖：一是《小小说选刊》两年一度的优秀作品奖；二是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主办、《金山》杂志承办的年度评选一等奖，你是如何看待评奖和作品被转载的？
罗：得奖和作品被转载，都让我快乐。但如果下笔之前就想到这些，那就没法写了。
李：你对小小说这种文体是怎样认识的？
罗：对此前面已经说到一点，说过的就不重复。除了把握文体特质之外，就是小小说必须有亲和力。这有读者的因素，更是小小说的“小”字决定的。有亲和力的东西都必须是明朗的，那么短的篇幅，对作者的要求就是一针见血，如果针尖一挑，流出来的是水而不是血，小小说就败了；如果流出来的不仅是水而且是脏水甚至脓水，那自然更不在我们讨论的范畴。明朗跟明确不同，跟单薄更不同。比如一棵树，我们清晰地看到了它，但也摸到了它的温度，闻到了它的气息，同时也感受到了阳光的照耀、枝叶的扶疏、鸟雀的呢喃甚至这棵树生长的力量——这是明朗；如果我们看到一棵树，它就仅仅是一棵树，没有自己的生命，也不与其他生命发生联系，就与明朗无关。另外，我曾在《百花园》发表短论，名叫《气氛大于故事》，是针对有人说“故事是小小说的灵魂”而言的，论者不仅认为故事是小小说的灵魂，还认为小小说都必须有一个出人意料的结尾。我觉得，有一个精彩的故事当然幸福，但如果把给故事一个超常规的结尾作为标准就很可怕，生活中没有那么多“超常规”，悲苦哀愁，赏心乐事，早就融入我们的生命体内，如“水消融于水中”，小小说的谜人之处，就在于捕捉那“消融”之前一瞬间的态势，即“内心的冲突”；在这里，故事已退居次席，作品的气氛成了主宰——我把这作为衡量一篇小小说是否具有艺术含量的试金石。有一次我俩谈到欧•亨利的小小说，你说虽然知道他结尾要变，可怎么也猜不中他将如何变，这当然是高手，另当别论。
李：最后，请你谈谈创作长、中、短篇小说及小小说的感受。
罗：有人说写长篇是智力长跑，但必须是写好长篇才有资格这么说，我已经出版的那几部长篇，都说不上好，自己感觉满意的却遇到出版方面的诸多困难，至今搁置在电脑里。写长篇的最大诱惑在于“打楔子”（也就是把一些多余的东西往里面挤），因为它给予你那么多机会，所以对于一个严肃认真的写作者最需要提防。写中短篇对一个作者的磨练是全方位的，除了结构的因素，还有角度、语言特别是对描写细节的悟性——当然只要是搞小说创作，无论写哪一个品种这些都离不了，但我觉得中短篇对这方面的要求似乎更高些，所以每写一个中篇或短篇小说，我都让自己紧起来。小小说是凝练的艺术，是智慧的闪光，我认为其关键因素在于善于发现，一粒沙里看世界事实上不可能，但一双敏锐的目光和一个会思索的头脑，却能看出曾经有人带着歌哭悲欢从此走过，而且还会有人从远方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