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东南约40公里的阿斯塔那及哈拉和卓附近，南邻高昌故城。阿斯塔那墓群在20世纪初遭英国的A.斯坦因、俄国人П.К.科兹洛夫、德国人A.von勒科克、日本人桔瑞超等盗劫。1930年中国学者曾到此地调查，收集了墓志和其他文物。1959年以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先后在阿斯塔那村北、哈拉和卓村东进行了13次发掘，清理西晋至唐大历年间的墓葬近400座，出土珍贵文物数以千计，在此基础上，开展了对墓葬的分期、出土丝织品、文书和其他贵重文物的研究，对恢复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面貌，揭示晋唐时期新疆同内地的密切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简介
阿斯塔那墓群是中国西晋至唐代高昌城公共墓地。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的阿斯塔那、哈拉和卓村附近。20世纪初发现，曾遭到多次盗劫。1930年中国学者曾到此调查。50年代起大规模发掘，已清理墓葬400多座，出土大量珍贵文物。
墓可分为三期。早期为西晋十六国时期。大型墓多斜坡墓道土洞墓，墓室为方形或梯形，四角攒尖顶或盝顶。多合葬墓。有的墓绘有庄园生活题材壁画。随葬木器、陶器、丝棉麻毛织物及纸质衣物等。小型墓为竖穴土洞墓，有的随葬陶器。中期为麹氏高昌时期。出现按辈份、长幼排列的家族坟茔。大墓墓顶渐趋平圆。流行在墓顶悬挂或尸上覆盖大幅绢地女娲伏羲彩绘像。有的尸体眼上放置波斯银币，口含波斯银币或仿制的拜占廷金币。墓道后侧多有砖制墓表，记墓主名讳、官职、入葬年月。随葬粗劣的彩绘陶器。竖穴土洞墓消失。后期为唐西州时期。墓葬形制未发生变化，但墓室规模扩大，四壁明显向外弧出。大型墓甬道两侧增设壁龛 。流行石质墓志 。8世纪出现人物 、花鸟题材的屏风式壁画与绢画。
从阿斯塔那墓群出土的纸质棺、鞋、帽、腰带中，整理出数千件晋至唐代的公私文书，包括契约、籍帐、官府牒状、案卷、私人信札、经卷写本等，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出土的大量纺织品为研究当时的织染技术、中西贸易等提供了宝贵资料。阿斯塔那墓群，西晋至唐代高昌城居民的公共墓地。
墓葬与分期
阿斯塔那墓群的墓葬皆为土洞墓，有的墓绘有壁画。墓主大多是居于此地的汉人，少数为汉化的兄弟民族。随葬品主要有陶（泥）、木质的俑和器皿、绢画、墓志及装饰品。同河西以至中原墓葬有不少相同之处。按照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的变化可将其分作3期：第一期，晋至十六国时期(3～6世纪初)。墓葬形制有斜坡（或阶梯）墓道土洞墓、竖井墓道土洞墓两种。墓室平面近方形，顶部作四角攒尖式或覆斗式。
普遍以木棺为葬具，也有使用梯架式葬具或仅以破毡、柴草裹尸者，有的则直接陈尸于席上。以木俑及火候高、质地硬的灰陶器皿为主要随墓品，陶器多素面。墓志甚少见。壁画以描写地主庄园生活为内容，绘画风格与河西魏晋墓壁画相近。第二期为麹氏高昌时期(6世纪初～7世纪中）。竖井墓道土洞墓消失，斜坡（或阶梯）墓道土洞墓的墓道加长，墓室四壁向外作弧形凸出，顶部渐趋平圆。以木棺为葬具者数量锐减。随葬木俑减少但制作稍精，随葬器皿趋于明器化，灰陶器逐渐被专门用以随葬的彩绘陶器所代替。这种陶器体小质劣，器表涂黑，每以红白绿三色绘出点、线组成的仰覆莲纹。墓内出现大幅伏羲女娲画像。
砖质墓志流行，也有用土坯、片石、木板为之者。从此期开始于地面建造家族坟院。坟院内的墓葬大体依死者辈分及长幼排列，体现了封建的宗法关系。第三期为唐西州时期(7世纪中～8世纪中)。墓葬形制与第二期基本相同，但墓道更长，墓室规模更大，四壁向外弧出更甚。一些大墓墓室前增置甬道，且有在甬道两侧凿壁龛者。还出现了带天井的前后室墓及刀形墓，仍有用木板或梯架式葬具者，陈尸于席上是最常见的葬法。
随葬品中，陶俑数量显著增多，其类别与中原地区唐墓略同。陶器以素面为主，一般烧成温度较低。彩绘陶器纹饰简化。陶俑和多数晚期陶器不加烘烧。墓内出现伏羲女娲的绢画。还出现一些形制较大、文字较长的石质墓志。长安年间(701～704)以后的墓中，发现一批表现贵族优裕生活的绢画和壁画，画面多用条幅式屏风，时间较早的以人物为主题，时间较晚的则偏重于描绘花鸟，其风格、技法与同时期中原地区唐墓壁画相同。
隋葬品中的重要文物
有各种织品、文书、少数民族文字木牌和雕塑及手工艺品。出土的大量晋至唐的丝、棉、麻、毛织物中，尤以丝织品最丰富，锦、绮、绫、绢、缣、纱、罗、轻容、刺绣、染缬，无所不有。（见彩图）东晋、北朝时期，工艺最复杂的织锦，主要品种仍是汉以来的平纹经锦，其花纹布局，虽沿袭汉锦花纹成行排列的传统，然其纹样已采用了流行于中亚、西亚的狮、象及佛教艺术的化生、莲花等。最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以斜纹组织纬线起花新工艺织成的纬锦，如联珠对孔雀贵字纹锦、联珠兽头纹锦，也是波斯风格纹样的纬锦标本。唐代的丝织品，无论出土数量、花色品种、工艺技术都在东晋、北朝之上。出土实物表明，早在唐代前期，传统经锦及新出现的纬锦即已得到长足发展，平纹经锦的精品，如联珠对马纹锦，达到了与斜纹纬锦不易区别的程度；波斯风格纹样的斜纹纬锦产量倍增。联珠禽兽纹纬锦的出土数量，比同时期其他纹锦的总数还要多，这意味着它既受到国内市场的欢迎，又是向西方输出的畅销品。唐代中期，新工艺新产品层出不穷，象彩条斜纹经锦那样的人字纹织物和晕提花锦，都是前所未见的新品种。在一座垂拱年间(685～688)的墓葬中，发现了两件特殊的丝织品，一为双面锦，一为缂丝，都是同类织物的最早实物标本。
纸棺
染缬是一种靠染色显花的织物，在阿斯塔那墓群出土的丝织品中占相当大的比例。西凉墓出土的绞缬绢，红色地上显一行行白色菱形花纹，北朝墓出土的蜡缬绢，蓝色地上装点白色圆点，都是丝织品染缬的最早实物。阿斯塔那墓群出土的唐代染缬，一般认为仍是绞缬、蜡缬两种。永谆二年(684)墓出土的绞缬绢，以淡黄色绢为地，连续折叠缝缀然后施染，现出有晕□效果的棕色菱花，是唐代绞缬中的精品。唐中期墓所出双丝黄地对鸟花束蜡缬纱、单色绿地狩猎纹蜡缬纱、绛地花云纹蜡缬绢等，图案工致，浸染均匀，均是唐代蜡缬中的精品。唐墓中还发现了两色蜡缬绢。其中一件土黄地上显黄、白两种花；另一件为茶褐色地上显绿、白两色花。对这些染缬标本的制作工艺，学术界尚有争议。有人用现代科学技术对一些蜡缬标本进行分析鉴定，认为它们不是蜡缬，而是分别采用碱剂印花法、防染印花法和直接印花法印制而成。唐代制造染缬，确已使用镂空花版，镂空花版很可能是用纸版。
汉文文书：张无价告身
阿斯塔那墓群的另一项重要收获，是从用以制作纸棺、死者的鞋帽、腰带、枕及部分佣构件的故纸中，清理出数千件晋至唐代汉文文书。文书大多残损，其种类有契约(租佃、买卖、雇佣、借贷等)，籍帐(户籍、手实、计帐、受田帐、欠田帐、退田帐、差科簿、定户等)，官府文书（符帖牒状、审理案件的辩辞和录案、授官授勋的告身、行旅的过所和公验、收发文簿、收支帐历等），私人信札，随葬衣物疏和经籍写本等。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既可为史籍作证,又可补史籍之缺文。
在哈拉和卓墓葬中，出土有18枚代人木牌，其上书写有少数民族文字。据研究，属5世纪前半者，系用粟特文字拼写的汉语“代人”;属5世纪后半者则是用粟特文字拼写的古代突厥语。
在阿斯塔那墓群中，还出土了一些雕塑及其他手工艺品，如建筑模型、彩绘泥俑、纸臂绢衣木俑、绢花等。
意义
阿斯塔那旁边还有哈拉和卓古墓群，二者合称“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姑母群”。“阿斯塔那”为维吾尔语“京都”之意；“哈拉和卓”为传说中怒斩恶龙为民除害的维吾尔古国一位勇士的名字。这两处现分别为当地两个相邻村庄之名。
阿斯塔在中外考古界、历史学界受到广泛的重视，素有有“地下博物馆”之美称。整个墓葬群共有古墓葬500余座，埋葬着西晋初年到唐代中期的贵族、官员和平民百姓，只是尚未发现高昌国王的墓葬。鞠氏高昌王国名将张雄夫妇及其子张怀寂，就葬在这里。阿斯塔那墓群的墓穴多系从夹有戈壁石的黄土层中掏挖而成。由于这里地势高敞，气候炎热干燥，墓穴内形成天然无菌环境；墓中古尸及随葬物品历经千年都不腐烂，从而保存了大量文物。很多绘画、泥俑及其他成千上万件出土文物色彩鲜丽如新，保存十分完好。出土的唐代水饺，形状与今无异，里面的馅，也完好如初。
发掘状况
建国以来，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先后进行了多次发掘，出圭了数万件文物，包括丝绸织品、壁画、陶器、木器、钱币、各种墓俑、墓表、墓志等，尤为珍贵的是这里还出土了2700多件各种古代文书。
在发掘过程中，工作者们清理了近400座古墓。近年当地文物工作者发掘了12个，只有一个墓未被盗，其余都遭到中外盗墓人的洗劫，墓室里找到的一个俄国火柴盒便是他们遗落的，文物遭到了极大的损害，令人扼腕。
但残存的文物仍极为珍贵：仅文书一项，经学者们多年精心整理，拼合出总数2700多种，文书上的纪年，最早是西晋泰始九年（公元273年）最晚的是唐大历十三年（公元778年），前后历时五百年，其中晋十六国时期高昌郡的文书100多件，约占全部文书的5%；割据的高昌王朝时期的文书700多件，约占全部文书的30%，其余为唐代文书，约1700多件。按文书形式分，有契约（包括租佃、买卖、雇佣、借贷等），籍帐（手实、计帐、户籍、受田帐、欠田帐、退田帐、差科薄、定户等帐等），官府文书（符沾状，审理案件的辩词和录案，授官授勋告身，行旅的过所和公验、收发文薄、收支帐历等），私人信札、经籍写本、随葬衣物等，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内容所及，大自典章制度，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活动，小到纯属私人生活的琐事，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第一手材料，其中高昌郡时代和曲氏高昌王朝的文书填补了本地区历史记载的空白。现这批文书已经编成《吐鲁番出土文书》，分十册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了。
墓葬中的尸体在当地特别干燥的条件下保存良好，有80%变为干尸—木乃伊，高500多号墓穴中，80％的尸体都没有腐烂，形成了干尸－木乃伊。干尸大多完整无损，有的连眼睫毛和眼缝中显露的黑白眼珠都历历可见。其中，昌国一代名将张雄的干氏身高1.9米左右，须发衣物，保存完好，大将风度犹存。从直观看，他们的人种族属问题引发了人类学家与考古学家极大的兴趣：即使研究分析他们的头发，也可了解当时的环境、饮食和人们疾病健康情况。
阿斯塔那的墓葬壁画从多方面反映社会生活面貌，如高昌郡时期的哈拉和卓第98号墓的壁画，画面分成五组九个方框格，中心是墓主人一男一女拱手跪坐，身后两名侍女站立，还有多人在劳作，有的执盆，有的推磨，有的牵牛执鞭，画上有高轮牛车和鞍马，有田地和葡萄园，是地主庄园生活的写照。高昌王国时期的墓有的张挂着大幅的人首蛇身伏羲女娲绢画，伏羲手中并持墨斗为其他地方不见。绢画还每以侍女为题材，画她们栾棋玩耍，一幅仅存头胸手的绢画，穿小袖翻领“西装”是古画中最美的妇女形象。
随葬的日用品多数是陶瓷和木器，有些是仅具形式的明器，波斯银币和少量东罗马金币及其仿制品含在死者口中，人们最感兴趣的还是镇墓兽和各色木俑，墓中还出土有墓表、墓志、墓砖，对研究工作十分有用。
阿斯塔那墓葬区看不到石刻、祠堂、树林之类地面物，甚至连封土都没有，迄今还未找到高昌王室墓地，有的判断就在墓区内某处，恐怕是要把探寻的目标移到山里去。当地的墓葬形制都比较简单，只是在深约四、五米的地下建一单室或双室的墓，及个别的有天井、土台子上陈放尸体，多数不用棺木，埋后填平墓坑并不起坟。但就在这一片空旷无物的戈壁下面，静卧着数千具干尸，人们设想在这里建造一所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木乃伊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