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是启蒙时代的产物，最早可以追溯到孟德斯鸠在《波斯人的信札》中提出，真正将罪刑法定上升为刑法基本原则是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他在其传世名作《论犯罪与刑罚》中首次将罪刑法定上升为刑法基本原则。罪刑法定原则由两个基本方面组成，其一是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其二是法律没有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第一个方面可称之为积极的罪刑法定原则；第二个方面，可称之为消极的罪刑法定原则。积极的罪刑法定原则和消极的罪刑法定原则都有其各自的含义。积极的罪刑法定原则与消极的罪刑法定原则的统一，运用刑罚权，惩罚犯罪，保护人权与约束刑罚权，防止滥用，保障人权的统一，这就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全面的正确的含义。罪刑法定原则的这两个方面的含义集中到一点，就是对人权的维护，这是我国罪刑法定原则的真谛。
罪刑法定原则是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简单说来就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即“罪要法定，刑也要法定”。由此派生出以下几个原则：成文法主义；排斥习惯法；排斥绝对不定期刑；禁止类推；禁止重法溯及既往；刑法的明确性。
罪刑法定的思想基础传统上认为是自然法理论、三权分立学说及心理强制说，但现在通说认为是民主主义与尊重人权思想，或者说是民主与自由。民主主义要求刑法法律主义，即刑罚必须由法律事先规定，不可滥刑。尊重人权意味刑法要保障人权，不致阻碍国民的自由行动，就必须使国民能够预测自己行为的性质与后果，必须事先明确规定犯罪与刑罚。罪刑法定主义是现代社会保障人权的要求和体现。刑法的机能，站在国家的角度要打击犯罪，保护公众；站在公众的角度要限制国家权力，保障人权。罪刑法定主义，一方面，法律规定为犯罪的，必须要依照法律定罪处罚，体现了国家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另一方面，对于法律没有规定为犯罪的，不得定罪处罚，这体现了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和对人权的保障。所以说，罪刑法定主义是刑法机能的有机结合，它最终的落脚点是要保障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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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nullum crimensine lege, nulla poena sine lege），这是对罪刑法定原则涵义的经典表述。我国刑法第3条将其概括为“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本条从正反两个方面阐明了罪刑法定原则的双重价值蕴涵，一是强调犯罪及其刑罚的法定性，体现法律的权威和国家对危害社会行为的定罪处罚权；二是强调非罪行为的自由性，即对国家刑罚权的限制，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由此派生出以下原则：排斥习惯法，刑法无溯及力，禁止类推，否定不定期刑，否定绝对的定期刑。
一般认为，罪刑法定的早期思想渊源是1215年英王约翰签署的大宪章第39条，它确定了“正当的法定程序”（Due process of law），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自由民的生命、自由或财产。在17、18世纪经洛克、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系统的阐述，形成一股不可抗拒的思想潮流，与封建的罪刑擅断相抗衡。较为明确表述罪刑法定思想的是意大利刑事古典学派创始人贝卡利亚，在起名著《论犯罪与刑罚》中，贝氏对封建社会的法外用刑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只有法律才能为犯罪规定刑罚......超越法律限度的刑罚就不再是一种正义的刑罚”。罪刑法定真正成为刑法的基本原则，还是近代刑法学家费尔巴哈倡导的结果，他在《刑法教科书》（1801年）中首次使用“罪刑法定原则”这一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