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文献记载，商代有“弃灰之法”。《韩非子 内储说上》说：“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而又有一些
说法“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针对此问题，沈家本在《历代刑法考察 律令》按：“此法太重，
恐失其实。”否定此法的存在，而且“弃灰之法”在战国时期有两种不同的传说，且所处之刑罚轻重相差甚远。
那么“弃灰之法”是否存在？我从以下方面可以论证“弃灰之法”是存在的。
（一） 孔子的看法的角度看
子贡以为重，问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夫弃灰于街必掩人，掩人，人必怒，怒则斗，斗必三族
相残也，此残三族之道，虽刑之用也。且父重罚者，人之所恶也，而无弃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无
离无恶，此治之道也。”孔子很认为这一种处罚方法，从他们的讨论中，我们可以证明弃灰之法的存在，而且
其处罚是严酷的。
（二）从记叙中刑罚轻重进行讨论
第一段记载是“刑弃灰于街者。”第二段记载是：“断其手。”从“刑”字入手，刑的古字是“ ”在金文
总出现过，又见于西周晚期的散盘铭文，战国时期的子禾子釜铭文中也有。《说文解字》曰： ，罚罪也，从刀，
从井。”本义即征伐，杀戮。此义源于古代“兵刑不分”的观念。后来引申为残害肢体的肉刑。如果从“刑”
字的这一含义出发，那就于“断其手”意思很相似，那么所处之刑罚就有一致的地方，那么我们就不能因为在
记载中刑罚程度不相同而否定它存在的可能性。
（三）从商朝的立法思想的角度来分析
（1）君权神授，替天行命
商王将对上天的崇拜和对祖先的崇拜紧密结合，并宣称他是承天继祖替天行命的天子。早在商汤讨伐夏桀
时，商汤就宣布自己是奉天命而行。其后，此种思想成为他们维护君权加强统治的重要思想武器。
（2）天讨有罪，恭行天罚
“天讨”“天罚”的神权思想在商代发展到高峰。商统治者以迷信鬼神而著称。《礼记 表记》说：“殷人
尊神，率民以事神。”商朝统治集团认为；上天洞察人们的一切罪恶，并对有罪者予与惩亦，其对罪人的惩办
交给受命于天的商王执行；商王对罪人的惩办是恭行天罚。商朝统治集团将商王制定的刑法和命令都纳入“天
讨有罪”的范畴，借以说明其立法有据，并将其对敌对势力的讨伐和对臣民的惩罚均称为“恭行天罚”，借以
说明其师出有名和压迫有理。于是，在当时社会思想还淹没在一片早期宗教混沌中时，统治者就可以在”神旨
意“的假面具下堂而皇之地制定实施严刑酷法，对“弃灰者”处以重刑，虽是过分，但在“神旨意”的默许下
它就是正确的，所有的人都要无条件地接受它，尽管你不认同，你也要无奈地接受。不过这种情况几乎很少会
有，因为当时的神权说为全国上下所接受，而且被人所崇拜。于是，在这种神权色彩十分浓重的情况下，出自
神旨意的“弃灰者，断其手”的法制就有了它可以生存和发展下去的空间，这样，又一次证明此条令存在的可
能性是极强的。
（四）再从商法律的组成因素来看，此法令也是存在的
随着奴隶制经济的发展和国家机器的不断强化，商朝的法律制度逐步得到充实。而商法律是由习惯成自然
法“礼”和“刑”及王的命令所构成的。在奴隶主贵族专制主义政体下，商王的命令如誓、诰、训等也是商朝
法的主要渊源。这是由商王居于高位，拥有最高专制权力决定。商王是最高立法者，其命令也是最高的法律效
力。在《竹书纪年》还记载了“令”的出现，甲骨卜辞中也有“王命”，“王令”的记录。这就更进一步地证
明了商王的命令是商朝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导商朝国家法律的重要依据，那么，商朝的法律于最高统治
的意识有一定的关系，那么刑法就具有“临事制刑”的特点，这样，在法律中所含有的个人主观意志的成分就
特别多。于是，出现“弃灰者，断其手”的法律条文就不足为怪了。
（五）最后，我们从商的统治方式来看，当时，虽然说从奴隶社会开始已经进入文明时代，但是整个社会意识
于人的思想仍然处在半文明半野蛮的状态下，商朝统治集团为了巩固其统治，镇压阶级暴动，就会想方设法地
制定一些严刑酷法来镇压人民的反抗，控制人民的行为，把他们的活动限制在有限的空间里，不要让他们的行
为活动越出限定的范畴，于是只有通过强制，严酷的手段来实现。
如《尚书 盘庚中》记载：“乃有不吉不迪，我乃 殄灭之。”“、、、颠越不恭，、、、我乃 殄灭之”
“、、、赞遇奸宄 ，我乃 殄灭之。”
《商书》“刑百，罪莫重于不孝”。还有五刑等，都是一些严酷的法律；所以“弃灰之道，断其手”跻身
于酷发中完全可以的。
由此可见，重罚“弃灰之道者”在当时具有其实际性和可行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