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生物猎人----屡遭挫折的生物学家巴斯德
这一试验并不能彻底驳倒自生论者。他们坐在巴斯德的书房里吵吵闹闹：“你在煮 沸酵母汤时，把瓶里的空气加热了。酵母汤产生小动物所需要的是自然的空气。你不能把酵母汤和天然的未经加热的空气放在一起而不产生酵母、霉菌、杆菌或小动物！”
面对对方的指责，巴斯德冥思苦想，决心设计一种只让天然空气进入而不许其中的微生物进入的仪器。在老教授巴拉的指导下，巴斯德终于设计、制作出了符合这一要求的仪器，即著名的曲颈瓶。实验取得了完全的成功。他喜不自胜。在一个有学者、才子、艺术家争相参加的巴黎盛会上，巴斯德讲述了他的曲颈瓶试验，高声宣布：“自然发生 学说，经过这简单实验的致命一击之后，绝不能再爬起来了”。
接着，巴斯德又创造性地做了一次大规模的、半公开的实验。他和助手们将煮过的装有细菌培养液的烧瓶分放在多尘的市区、巴黎天文台的地窖里和其他环境中打开。发现空气越是不洁，培养液变质就越快、越严重。这说明使培养液变质的细菌不是自生的，而是来自空气。他推测，海拔越高，空气一定越洁净，培养液受细菌的污染也越轻微。为了验证这一点，他和助手们又先后登上汝拉山区的浦佩山，爬上瑞士的勃朗峰，进行实验。结果，猜想得到了证实。
巴斯德向科学界报告了自己的实验结果。许多听众无不为他们的冒险献身所感动，为他们的证据所折服。可是坚持自然发生说的反对派仍继续起劲地谴责巴斯德，称他是“马戏团的演员、骗子和小丑”。攻击得特别凶的是博物学家布歇（Pouch-et，一译浦舍）等人。他们还采用以巴斯德之矛攻巴斯德之盾的办法，在一些瓶子里灌进干草浸液而不是酵母汤，并造成真空，赶往比利牛斯山脉的高山玛拉得塔，登上了比勃朗峰还要高出几英尺的山巅，打开瓶口。由于他们采用的是干草浸液，加之没有加热，结果在瓶中发现了微生物。借此，布歇攻击巴斯德是“以自己的瓶子作为对科学的最后通牒而惊世骇人”，要求在科学院作公开试验，而且说，如果他们的瓶子有一个打开之后而不立刻生长微生物的话，他们愿意承认错误。
公开试验那天，巴斯德应战准时在科学院委员会做了试验。可是布歇等却吓得没敢到场。于是委员会作出了赞同巴斯德意见的决定。
细菌致病理论和消毒法的问世与法国医学界的冷谈、攻击
巴斯德是一个对人民具有高度责任感的科学家。为挽救法国的酿酒业和养蚕业，他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从这些应用研究中，巴斯德发现了一条重大原理：在每一情况下，病都来自有毒和微生物或细菌。由此，他自然地联想到微生物和人类疾病的关系，联想到法国医院的现实。
当时，在巴黎的产科医院里，产妇死于产褥热者高达1/19；1864年，仅在巴黎产科医院就造成300多名产妇的死亡；产科医院被称为犯罪之家。外科手术的死亡率高达20％~30％，甚至50％~60％。
面对这样的状况，巴斯德感到自己责无旁贷。他决心迅速越过对医学无知的障碍，拯救同胞于危难之中，尽管他观手术而心悸，见尸体而惊怖，睹脓血而恶心，但仍继续深入医院，带领助手进行试验研究。结果发现，造成人类疾病的也是微生物。在法国医学会的一次会议上，巴斯德提出了细菌致病理论。他说：“开刀的伤口暴 露在千百万细菌的面前。这些细菌存在于空气中、手术医生的手上、洗涤伤口的海绵上、接触伤口的刀具上以及复盖伤口的纱布上”。在科学院的几次会议上，巴斯德还建议外科医生将他们的手术器械在火陷上烧一下再使用。对于这些，法国医学会的一些老医生们总是报以不信任的大笑，连连摇头，然后继续他们的老一套。
巴斯德的建议虽遭到了本国医学界的忽视，但却引起了英国外科医生李斯特的重视。李斯特将巴斯德的细菌致病理论运用于外科临床，实行石炭酸消毒法，取得了很大成功。尽管如此，法国医学会的外科专家们仍然不理会李斯特的经验，照旧反对细菌致病理论。他们的理由是：“它是一个新的观念，因此，也就是一个糟糕的观念”。法国的产科医生们仍继续讲他们的错误的产褥热形成理论。
面对医学界的顽固反对，巴斯德继续宣传细菌致病学说。有一天，在科学院，一位医学会会员向同行们用有关产褥热问题的报告。当报告人一一列举可能的病因时，巴斯德从后排站了起来，当即驳斥说：“胡说八道！产褥热完全不是由你提到的那些东西引起的，医生和护士才是应该负责的人。他们把微生物从一个受感染的病人带给了另一个未受感染的病人，从而造成了很多母亲的死亡”。被激怒的演讲者以攻为守，讽刺地问： “那么请你讲一讲，你说的那种微生物又是什么样子？”于是，巴斯德走上讲台，在黑板上迅速地勾画出一个念珠状的图形，告诉听众：“看，这就产它的样子”。会场顿时沸腾起来。年老的医生大骂：“巴斯德是捣乱分子、客串的外行、对医学一无所知的门外汉，最好还是搞他的化学药品和瓶瓶罐罐去吧”。
尽管顽固派们继续反对细菌致病理论和蒸煮加热消毒法，但年轻的医生却逐渐地接受了巴斯德的一套新观念，并将其付诸于医疗实践，医院不再是殡仪馆的前厅了。
围绕免疫学说的斗争
从1878年起，巴斯德和他的助手们又冲向了防治牛羊炭疽病和鸡霍乱的新战场。经过三年的实验研究，巴斯德提出了他的弱毒免疫理论，并开始用疫苗防治畜禽疾病。这一理论的提出，又一次触怒了医学界和兽医学界的顽固派。于是又展开了一场长达六年之久的惊人的激烈斗争。
一天，在医学会会议上，巴斯德谈起了自己关于免疫的发现，好心好意地告诉医生们，他证明了詹纳在天花上未能做到的一点，就是杀害动物的微生物正是保护动物不死的微生物。对巴斯德自以为比詹纳高明，老派医生们大为恼怒。八十多岁的著名外科医生儒尔士．奎茵（一译盖朗）尤其冷嘲热讽。巴斯德当即反击，斥责奎茵的一次得意手术毫无意义。于是，恼羞成怒的奎茵离开座位，对准60岁的巴斯德一拳打去。在场的其他医生连忙跑来劝阻，才制止了双方的拳斗。第二天，奎茵又向巴斯德提出决斗，妄图以拳打脚踢和头破血流来解决真理问题。巴斯德退还了他的挑战书，告诉来使：“我的职业是医病，不是杀人”。
巴斯德的免疫理论和医疗措施也触怒了兽医学界。一天，在默伦农学会，著名兽医兼兽医杂志编辑罗星约尔心怀叵测地要农会会提供经费和牛羊，让巴斯德作公天试验。妄图借此使巴斯德身败名裂。巴斯德毫不疑心，于5月5日至6月2日在默伦的普伊勒福尔农场，与助手一起进行了公开试验。6月2日的最后结果是：接种过的一组牛羊或吃食、或跳跃，情况良好；而没有接种过的一组牛羊中22头已经死去，剩下的2头显出炭疽杆菌病特有的症状。泰晤士报记者称：普伊勒福尔实验是一次十会十美的空前的成功。反对派被迫认输。如兽医比俄，原是一个最尖酸刻薄、主张引巴斯德上当的人。在最后一只未经接种的羊快死时，他奔向巴斯德：“巴斯德先生，用你的菌苗给我接种吧，就像你对这些你曾如此神妙地救它们性命的羊一样——然后我愿让你注射最毒的毒菌！人人都必须深信这个奇妙的发现呀！”
经验与教益
如上所术，巴斯德一生做出了许多重大发现，一再遭到科学界一些人的怀疑，抵制和反对。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是由于科学发现本身的革命性和科学界的保守性之间的矛盾造成的。1888年11月14日在庆祝巴斯德研究所落成大会上，会议秘书曾指出：“巴斯德先生是一位革新家”。“他对于发酵，对于极细小的微生物，对于传染病的原因，以及对于这些疾病的预防接种所做出的发现，对生物化学、兽医学和医学来说并非一般性的进展，而是完全的革命”。面对推翻旧理论的革命性发现，一些长期受旧理论熏染的科学家，当然不会接受，必然下意识地拿起旧理论向新发现进行抗争。正因为如此，其中年龄愈大、受旧理论影响愈深者，对新发现的抵制也就愈烈。例如对细菌致病理论，老年医生多半是反对者；而年轻医生则往往是拥护者，朱伯特、鲁和张伯兰等，还成了巴斯德的得力助手。当然，在革命性的发现面前，年龄大小并不是决定科学家态度的唯一因素。一般说来，科学家是尊重实验事实的。只要一个人的发现能为许多人，特别是怀疑者本人的实验所重复，怀疑者就会由怀疑变为相信、由反对转为拥护。例如毕奥态度的转变、李斯特的热烈拥护等，都是如此；而法国的博物学家们从来不做什么实验，完全以旧理论作为衡量真理和谬误的标准，因而很自然地成为新理论的反对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