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合楼：惠阳淡水百年酒家
在餐饮业发达的淡水，大鱼街的珍合酒家在某种意义上已不仅仅是一个百年酒家，而是淡水近代餐饮业发展史的一个缩影。
这是一幢4层高的青砖房，二楼以上那破损不堪的窗户可以直接告诉那些对它感兴趣的人：人去楼空。仍在营业的一楼，卖饼的店铺除了那会冒烟的炉子多少有点意思外并没什么特别，而卖云吞面的那家却装潢一新，食客甚多。
珍合酒家在当地通常被称为“珍合楼”。早在上世纪初期，珍合楼就有了。珍合楼的创始人叫高斌， 从楼下走到楼上，又从楼上走到楼下，目之所及都是厚厚的灰尘。七字形的掌柜台、锈迹斑斑的钱柜、横七竖八的桌椅、摇摇欲坠的壁灯，都似乎披着上个世纪的尘埃。我依稀可以辨认出，二楼是摆早市的，包括厨房；三楼的大厅可以用来摆喜酒；四楼则是旅舍和旧时代的酒吧，天花板上还悬挂着残旧的彩灯。在这里，我们无法停止的是对当年珍合楼歌舞升平的想象。
曾执淡水餐饮业牛耳
上个世纪20年代之前珍合楼便已建成，其第一任主人叫高斌，大家都叫他高亚斌，相传是一位很有魅力且开明的商人。他出身贫困，小时候给地主放牛，小小个子能挥动锄头的时候就开始种田，攒了点钱就开饼店，生意越做越大，最后经营起珍合酒家。高斌深谙经营之道，始终坚持“薄利多销，真材实料”的原则。凡是珍合楼烘出来的饼，一没有华丽的包装，二没有调味剂，有的只是真材实料和价格便宜。靠着价廉物美，珍合饼一下子就征服了当时的淡水。
说起珍合饼就离不开闻名海外的珍合月饼。每年还不到中秋，珍合月饼就被抢购一空。这个传统传到现在的陈秋明手里也没什么走样，现在的珍合楼一年中能赚大钱的也只有在中秋。
一度成革命“后勤基地”
高斌白手起家的传说可谓鲜为人知，略知一二的仅限于那些年逾古稀的老者。高斌并不满足经营饼业，综合性的饮食服务才是他的目标。创业之初，珍合楼内包括高斌只有5个人。每天刚打完三更他们就起来生炉、擀面，有时候一忙就是通宵达旦。上世纪30年代珍合楼达到其鼎盛时期。那时的珍合楼已经有了当地一流的餐饮业和旅业，工人最多时有30多个。由于经营得当，高斌短短几年便积攒了大量财富，他也因此成为当时大鱼街首富，是红白两道都展得开手脚的名人，“高老板”的雅号也在这时传遍淡水。
在抗日时期，社会局势急剧动荡，但不管是日本鬼子还是军阀土匪，都没动珍合楼一根毫毛。有钱能使鬼推磨的道理高斌比谁都懂，他不断用钱财消灾，让珍合楼躲过一次又一次的劫难。高斌的心向着当时的红色革命政权，在抗日游击队困难的时候，珍合楼俨然就是革命者的“后勤服务基地”。他为革命者提供食宿，安排撤退路线，有时候还冒着生命危险营救身限囹圄的地下工作者。
曾改造成公私合营企业
随着1956年惠阳地区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完成，珍合酒家也被改造成公私合营的企业，店名前面多了“惠阳县供销综合贸易”几个字。政府为进一步挖掘珍合酒家的“生产潜力”，特派专员接管珍合酒家，而年事已高的高斌被列入了退休的名单。开明的高斌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放心地离开了他倾注了一生心血的珍合楼。
陈基来到珍合楼已经是上世纪80年代初了，那时候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到淡水。陈基抓住珍合楼要承包给个人的机会，毅然和一位专门从事餐饮业的邱老板挑起振兴珍合楼的重担。陈基负责“甜档”，专营饼业，邱老板负责“咸档”，专营餐饮。
陈基早在解放前就是高斌的工人之一，他抱着“赚钱得学艺，学艺准赚钱”的想法，加上能吃苦，把珍合楼的工艺学了个八九不离十。高斌离开珍合楼之后，陈基投身戎马之中，直到1980年才退伍。为了使珍合楼重振旗鼓，再现当年风采，陈基克服种种困难，靠着高斌传下来的技艺和真材实料的优良传统，使珍合楼的珍合饼，尤其是珍合月饼再次畅销淡水。许多老淡水现在只买珍合月饼，除一贯物美价廉的理由外，此间还浸润着一种源于传统融于血脉的情愫。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珍合楼的效益稍有好转，陈基和邱老板就将一楼装修一番，二楼以上的装修，因资金不足而搁置下来。进入上世纪90年代，淡水的酒楼如同雨后春笋，一下子就多了起来。地处老街，又交通不便，专营餐饮的邱老板最终没能将珍合楼的经营坚持下来。
陈秋明继承父业的时候正是当年淡水“热翻天”的时候，许多年轻人都忙着去“炒地皮”，但这并未让陈秋明放弃对珍合饼的热爱。在他看来，把饼卖下去，把饼卖好，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对自己父亲陈基，对已过世的高老板，乃至对珍合酒家这个百年老字号的一份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