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族
魏晋南北朝时期地主阶级中部分享有政治、经济特权的家族所构成的一个特殊阶层。东汉世家豪族发展的延续,是士族的渊源;而魏晋统治阶级的政策是导致士族形成的直接原因。曹魏九品中正制规定门第为定品的主要条件,使当朝显贵子弟官运亨通;魏、吴给公卿客户和西晋官吏可按官品占田荫客,使显贵广占田地、佃客和奴婢。因此,魏晋士族必是当朝显贵,只有在魏晋获得政治地位,尤其是在魏晋蝉联政治地位的家族,才有资格列名士族。如琅邪王氏,王祥仕魏晋,累迁太常、司徒、太尉、太保;颍川庾氏,庾嶷为魏太仆,从子峻为晋司空;陈郡谢氏,谢缵为魏典农中郎将,子衡为晋国子祭酒等。东晋是士族势力发展的鼎盛时期。东晋政权是司马睿倚仗琅邪王氏之王导、王敦等的策划和支持建立起来的,故谚称“王与(司)马,共天下”(《晋书·王敦传》)。其后门阀士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等轮流执政,而形成庾与马、桓与马、谢与马共天下之局。这时士族势力平行甚至超越皇权,皇权政治演化成门阀政治。士族为维护自身利益,故修撰族谱,禁止与非士族的寒门联姻,拒绝与寒门往来。南朝刘宋时,寒门出身的中书舍人狄当、周赳并管要务,有一次去拜访士族张敷,敷命移座远客,不与接触。士族不做事繁务剧的小官,即所谓“浊官”,以标榜门第高贵。东晋以后,士族与寒门的界限基本凝固,只有极少数的寒门能够上升为士族。而士族在发展中也有分化,如清河崔氏门第高于博陵崔氏,琅邪王氏后裔的门第也有高下之别。南朝士族渐趋没落。由于皇权压抑,虽授高官而不给实权;也由于士族日益腐化,士族子弟“上车不落则著作(郎),体中如何则秘书(郎)”,生而富贵,遂不思进取,纵情声色,穷奢极欲,乃至“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在侯景之乱中,南朝士族死亡殆尽。北魏孝文帝为巩固统治,制定了严格的士族制度,依官位定士族为 4 个等级,据等级享受政治经济特权。士族制度在魏晋南朝是习惯上形成的,而北魏始由朝廷以法律形式规定。北魏士族也很快腐化,在河阴之变时遭到沉重打击。
早期"士"的阶级性质
中国古代社会中具有一定身分地位的特定社会阶层,后演变为对知识分子的泛称。原来可能指原始社会末期与氏族部落首领和显贵同族的武士,进入阶级社会后,他们成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因古代学在官府,只有士以上的贵胄子弟才有文化知识,故士又成了有一定知识和技能之人的称呼 。春秋时代,各国之间征战不休,步卒作用增加,车战及武士的作用减小士的地位也出现了上升或下降的变化。有些卿大夫为扩大影响,巩固地位,设法招徕士众以张声势,很多士便投靠到他们那里。还有部分士为解决经济困难去为人办丧事,当赞礼,或经营工商业;也有人从事私人讲学,传授文化知识,从此中国历史上又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文化活动的士。他们游学各国,思想活跃,为中国古代学术领域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促进文化科学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战国时代,争霸和兼并战争更为剧烈,于是朝秦暮楚的游说之士应运而生。他们穿梭于各国间,充当说客,纵横家便是其代表。这时各国封君权贵的养士之风也很盛行。秦汉时期,士的内涵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士,称为士大夫时,可以指军队中的将士,也常常是在中央政权和州郡县供职的官吏的泛称;称为士人时,则一般特指具有较高封建文化素养、从事精神文化活动的知识分子。汉代,士人特重士名(即人格名望、风骨气节及学识才能),一旦成为名士,功利官位会接踵而至,故士人或着意正心 、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恪守封建纲常名教;或浮华交游,广结朋党,相互吹嘘,以沽名钓誉。东汉后期,在士人中间清议品题人物之风极盛 。这种人物品题属于民间范围。魏晋时期,九品中正制确立 ,品评士人之权收归政府。凡由中正品评者,皆据其德行才能、家族阀阅而给予不同品第(乡品),然后授予各种官职。未经中正品评者,不得仕为品官。于是,士人遂具有了某种特定阶层的含义。士庶对立,渐露端倪。凡九品以上官吏及得到中正品第者,皆为士,否则为庶。士人中,又出现凭借父祖官爵得以入仕清显并累世居官的家族,是为士族。士族在东晋时达到极盛,至南北朝始衰。隋唐以后,士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士作为一特定阶层的观念仍然保留。宋以后 ,士或士人一词逐渐成为一般读书人的泛称,不再特指品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