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称“说因果”，曾称“农民书”，1956年定名“平湖钹子书”。据《松江县志》记载，形成于清道光年间（1821—1850），道光末年传入浙江平湖县，衍变为浙江独有的曲种。有说有唱，分“开篇”和“正书”两类。用平湖方言说唱，唱词通俗生动。曲调节奏明快，有长调、慢调、急调、哭调之分，具有简练、纯补的地方特色。传统曲目均为一人表演。“钹子”（行话称‘响子’）为民乐打击乐器中之小钹的单面及一根竹筷，演唱者自行击节伴奏。传统曲目有《田十景》、《八窍珠》等一百余本（篇）。现能唱传统长篇曲目的老艺人仅存一、两人，并年近古稀，民间职业艺人甚少。
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流行于平湖乡村里的一种民间说唱艺术。那时没有电视，连收音机也不多见，在乡下业余生活更单调，除了几个人凑在一起打扑克，几乎没有其他的娱乐可言。于是在小镇上的茶馆里，由民间艺人说唱的钹子书，大受农民群众的欢迎。
农民吃过中饭都要提一只竹篮子到镇上来，在茶馆里喝茶。一壶茶喝白，再沿街走一圈，捎带买些油盐酱醋回去，这叫“上镇”，也是一种生活习俗。每天中午，几家茶馆里总是顾客盈门，人头济济。说唱钹子书的艺人就是在这个时候，在茶馆里泡一壶茶，占茶桌的一角，摆出他的一扇、一碟、一筷、一木四样道具，开唱他的钹子书。
我是在新仓镇上长大的，记得我11岁那年正在上小学，有一天走过一家茶馆旁，被里面传来的一阵欢笑声吸引住了，原来是唱钹子书的艺人，在演唱时插进了一段逗人的笑话，引得听书的众人哄堂大笑，我忍不住走了进去，靠在一根木柱子上听起书来。这是我第一次领略钹子书这门民间艺术。那天唱的书名叫“双枪陆文龙”，讲的是宋朝一个抗金名将的故事。我被那个说书艺人的说唱艺术吊住了胃口，此后每天必到，总要听完了下回才恋恋不舍地去学校上课。以至于影响了下午的功课，因常常迟到受到了老师的批评。在这几年里，我先后听了《三国演义》、《水浒传》、《彭公案》、《小五义》等许多部钹子书，使我获得了不少古典文学方面的知识，并养成了看小说、故事的习惯，可谓受益匪浅。
记得说书艺人开头总是一边用一根竹筷敲一面破铜碟，一边拉着腔唱：“三王五帝开乾坤，一朝天子一朝臣，朝朝出了忠良将，代代为官出奸臣。”唱完这几句开场白后，拍一记惊堂木，就用说评书的腔调讲说故事，往往是接着上一天留下的悬念讲下去。说到精彩处，每每插进一段自编的笑话或野文，造成新的悬念，待听众们一个个张大嘴巴听得入迷时，又突然拍一记惊堂木刹住，俗称“卖关子”。说书人到这时就拿着他的破铜碟，走到一张一张桌子前来兜听书钱。每当听书的人往他的铜碟里丢下几分钱，说书艺人总是满脸堆笑地点头称谢。每唱一场书，说书艺人总要停下来兜两三回听书钱，如果没钱给，说书艺人也不恼，因为只要来听他唱的书，就是给他捧场。茶馆落市后，他就一个人坐在茶桌边数钱。每当这时，开茶馆的人总是提着把大茶壶站在边上笑嘻嘻地说一句：“今天生意好来！”说书艺人就笑着答一句：“托您的福！”接着掏出香烟来，弓着腰敬开茶馆的人，并殷勤地给他点上。
说唱钹子书的艺人，不像唱评弹的艺人，有的上过评弹艺术学校，有的参加了评弹团，属于科班出身。说唱钹子书的民间艺人，大多是半路上出身，虽然也有从师学艺的，但一大半是自学成材。往往先是喜欢听钹子书，坐在茶馆里听，听的遍数多了，对故事情节烂熟于心，就换个地方学着唱，几遍唱下来就得心应手了，于是就成了一种赖以养家糊口的职业。那时新仓镇上有个瘸子叫阿明，没有上过学，可谓一字不识识扁担，是个无业人员，闲着没事，每天坐在一爿叫“红绿”的茶馆里听钹子书。后来文化大革命，钹子书被定为“四旧”不许再唱了，那个阿明仗着自己是个残疾人，又是光棍一个，没人能拿他怎么样，每逢有人家喜庆，就找上门去唱钹子书，活跃喜宴的气氛，让喝喜酒的的人开心开心，竟然很受欢迎。唱完后东家总会请他喝酒，待酒足饭饱后还会给他一笔说书钱。
平湖钹子书这门民间艺术，不但给人带来了欢乐，还传播了一些文学和历史的知识，有些老农民不识字，讲起“三国”、“水浒”来却是头头是道，这都应该归功于听钹子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