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聂绀弩（nie gan nu）(1903.1.28—1986.3.26)
著名作家、现代诗人、散文家。曾用笔名耳耶、二鸦、箫今度等，湖北京山人。
五四以后，到福建的一个军队当录事，1923年在吉隆坡当了几个月小学教员，又到仰光《觉民日报》，《缅甸晨报》当编辑和新闻记者。
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二期，参加了国共合作的第一次东征。途中留在上海丰担任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官半年。1925年考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两年后回国任南京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副主任。九一八事变后，因参加文艺青年反日会，被迫离职逃往上海，参加了“左联”，曾任上海《中华日报》副刊《动向》的编辑。
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起先后在汉口、桂林、重庆等地当报刊编辑，并发表了不少文章。1948年撤退到香港。同年在《小说》月刊第六期发表中篇力作《天壤》。这期间，他还写了一些犀利的杂文，发表在《华商报》副刊和秦似主编的《野草》上，呼唤新中国的诞生。
解放后，历任中南区文教委员会委员、香港《文汇报》总主笔、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兼古典部主任，聂绀弩夫人周颖任民革中央常委。1957年夫妇二人被错划为“右派”，送往北大荒劳动。“文革”中又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无期徒刑。在山西关押10年后，1976年被“宽大释放”。1979年正式平反昭雪。
他性情耿直，开朗且富幽默感。文如其人，他的杂文嬉笑怒骂，鞭辟入里，深得鲁迅笔法，晚年有研究《红楼梦》等古典文学的论文多篇。
活动年表1903出生于湖北京山县城关镇。高小毕业后，因家贫失学在家，将自己的习作寄到汉口的《大晚报》，且时有刊用。同学们戏赠“聂贤人”这一雅号。
1920年，在上海国民党总部工作的孙铁人在《大晚报》上读到他昔日的学生聂绀弩的诗作，大为惊异，马上致信报社总编、好友胡石庵：此生颇有文才，但尚需开拓视野，这样才不至埋没乡间，并邀请聂绀弩去上海。次年，聂绀弩摆脱家庭的束缚，入上海高等英文学校就读。
1922年，由孙铁人介绍，加入了国民党，不久被介绍到福建泉州国民革命军“东路讨贼军”前敌总指挥做司书。
1923年，他又南下马来西亚当小学教员，后到缅甸在仰光《觉民日报》、《缅甸晨报》当编辑时，读到“五四”时期在北京出版的《新青年》,深受影响。
1924年考入广州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第2期，在这里，他与周恩来结识。
1925年，聂绀弩参加了国共合作的第一次东征，在彭湃主办的“海丰县农民运动讲习所”担任教官。东征胜利后，他又回到黄埔学习。
1926年初，从黄埔毕业后，他又考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这里，邓小平、伍修权等都是他的同学。大革命失败，对聂绀弩震动很大，他曾表示要加入共产党。
1927年回国后，他先任国民党中宣部总干事，又任南京中央通讯社副主任，以后又兼任《新京日报》副刊《雨花》编辑兼撰稿人。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宣传抗日，因此被迫逃亡日本，在日本被关进监狱几月后被驱逐出境。
1933年7月，他回到上海后，就参加了“上海反帝大同盟”加入“左联”并成为左联理论研究委员会的主要成员。从此投身到更为进步的文化斗争中来。
1934年3月，聂绀弩受聘国民党汪精卫改组派控制的《中华日报》。当时，汪精卫与蒋介石有冲突，所以报纸时有攻击蒋介石的言论，聂绀弩趁机在该报创办副刊《动向》，成为进步作家继《申报》的《自由谈》之后的又一重要阵地，在反文化围剿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鲁迅给予了聂绀弩积极的支持。鲁迅后来将他1934年的杂文编为《花边文学》，共61篇，其中载于《动向》的就有22篇。
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30年代中期，先后编辑《中华日报》副刊《动向》和杂志《海燕》。这时，他以短小精悍、犀利泼辣的杂文,引起读者注意。
抗日战争时期，聂绀弩在桂林与夏衍、宋云彬、孟超、秦似编辑杂文刊物《野草》。
“皖南事变”后不久，他在《野草》上发表了《韩康的药店》,从诙谐中体现讥刺，回击了国民党掀起的反共逆流,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杂文集《历史的奥秘》、《蛇与塔》，都是作为《野草丛书》出版的。前者杂论社会现象，后者评说妇女问题。后来又以二者为基础，编为《二鸦杂文》出版。解放战争时期，他的散文集《沉吟》和杂文集《血书》出版。《沉吟》通过人物记述表现了广阔的社会生活；《血书》是对黑暗现实的针砭、挞伐，并热情歌颂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公布的土地改革文件。
1948年撤退到香港。同年在《小说》月刊第六期发表中篇力作《天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聂绀弩在香港办报期间，仍以杂文为武器，批判各种怪现状、怪议论，宣传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聂绀弩在杂文写作上，有意学习鲁迅的笔法，但又形成自己的风格：行文恣肆，用笔酣畅，反复驳难,淋漓尽致,在雄辩中时时显出俏皮。他的作品多已收录于《聂绀弩杂文选》(1955)、《聂绀弩杂文集》(1981)、《聂绀弩散文》(1981)。
解放后，聂绀弩历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香港《文汇报》总主笔，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兼古典部主任等职。
1955年被卷入“胡风事件”，被隔离审查。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送往北大荒劳动。1974年又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无期徒刑。
1979年正式平反昭雪。 同年9月，聂绀弩受聘担任人文社顾问。
1981年1月，聂绀弩出版了《中国古典小说论集》。他研究《红楼梦》的系列文章，如《论探春》、《论小红》等篇，多精警之论，为很多人所激赏。
1986年3月26日病逝于北京，享年83岁。
著作书目邂逅（短篇小说集）1935，天马
语言·文字·思想（论文集）1937，上海大风书店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杂文集）1848，上海潮锋出版社
夜戏（短篇小说集）1940，改进
风尘（短篇小说集）1940，改进
历史的奥秘（杂文集）1941，文献
蛇与塔（杂文集）1941，文献
早醒记（杂文集）1942，桂林远方书店
婵娟（剧本、小说杂文集）1943，桂林文化供应社
姐姐（小说）1946，桂林远方书店
沉吟（散文集）1948，桂林文化供应社
天亮了（剧本、小说集）1949，香港人间书屋
两条路（短篇小说集）1949，群益
元旦（诗集）1949，香港求实出版社
二鸦杂文（杂文集）1949，香港求实出版社
血书（杂文集）199，群益
巨象（散文集）1949，上海学习出版社
小鬼凤儿（剧本）1949，新群
海外奇谈（杂文集）1950，香港求实出版社
寸磔纸老虎（杂文集）1951，香港求实出版社
绀弩杂文集 1955，人文
绀弩小说集 1981，湖南人民
中国古典小说论集 1981，古籍
聂绀弩杂文集 1981，三联
三草（旧体诗集）1981，香港野草出版社
绀弩散文（散文集）1981，人文
散宜生诗（旧体诗集）1982，人文
高山仰止（鲁迅论专集）1984，人文
脚印（回忆专集）1986，人文
聂绀弩轶事
聂绀弩落拓不羁，我行我素，不拘小节，周恩来说过他是“大自由主义者”。当年《申报》的《自由谈》上，有两个人的杂文与鲁迅神似，一是刻意学鲁的唐弢，一是随意为之的聂绀弩，他被认为是鲁迅之后的杂文第一人。晚年，聂绀弩运交华盖后又写起旧体诗来，古怪而又美妙，实为文坛一绝，堪称“我国千年传统诗歌里的天外彗星。”
有人说，若论武略，聂绀弩可以为将；如论文才，他可以为相。若单看一看他青年时代的传奇生涯，这一判断就不为过了。
建国后的第一次文代会，聂绀弩和楼适夷作为香港地区的代表参加。会议结束前，他们接到通知，某首长在北京饭店接见。到了出发时间，可聂绀弩仍高卧在床，楼三番五次叫他也无结果，只得动手揭他的被子。他坐起来，睁开睡眼说：“要去，你就去。”“约定的时间到了。”“我不管那一套，我还得睡呢。”说完，他又钻进被窝大睡去了。楼只得一人去见首长，还得为聂绀弩找一番托词。可是，直到会见结束，也没有见到聂绀弩的影子。
不久，聂绀弩调回北京。冯雪峰对人说：“这个人桀骜不驯，都嫌他吊儿郎当，谁也不要，我要!”就这样，他被安排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与楼适夷又成了同事。他自己说：我这个人既不能令，也不受命，要我做领导工作是不行的。那时，他一人住在办公楼后的一个大房间里。早上，别人都从远处赶来上班，他才趿着拖鞋在房门外刷牙，有事还得到他的房间去找他。
在出版社，他平时对很多事无兴趣，有时开会谈到与他无关的事，他就会不耐烦地走开；有时正在传达别人的话，他觉得与自己无涉，就不愿听下去。他的意思是，这类事什么时候都与他无关，用他常说的话是：“我不在内。”既然不在内，也就不必知道。
“三反”运动时，他认为自己不管钱，贪污浪费都不沾边，所以“我不在内”；至于官僚主义，他认为，自己不是出版社的主要领导，平时与人关系是嘻笑自如，谈不上什么官气，所以“我不在内”。但是，当有人借反对官僚主义攻击冯雪峰时，他却马上站起来，用自己杂文风格的语言将攻击者驳斥得哑口无言。这一次，他算是“在内”了。三在人文社，聂绀弩主持整理出版了包括《红楼梦》、《水浒传》等古典名著及一批古典文学选本。他自己则写了几十万字的古典名著的研究论文，又成了颇有影响的中国古典小说研究家。60年代初至“文革”前，在周恩来的过问下，他被安排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任文史专员，潜心研究中国古典小说。
那时，住在半壁街的聂绀弩已是60左右的年纪，但是生活仍毫无规律，有时通宵写作，有时整天睡觉，白天来了客人，只能先在客厅等候。其时，在北大荒一同改造的黄苗子，也已回到北京，虽然住家离半壁街有些距离，但为了抄一点美术资料，常常到聂府借书。看到他生活无律，书桌、床头、客厅四处是烟头烟灰，就用一句旧小说的套头来形容他是：放浪形骸第一，自由散漫无双。
聂绀弩不仅写了大量精彩的古典长篇小说人物论，而且他的咏《水浒》、《红楼》等书中人物的律诗也在朋友间传诵一时。如他的咏林冲的句子：“男儿脸刻黄金印，一笑身轻白虎堂。”写得慷慨悲凉，催人泪下。基于他对这几部古典名著的造诣，黄苗子给他的书房提了一个斋额：三红金水之斋，意思是：“三国红楼金瓶水浒之斋”。不想，“文革”一开始，这斋额首先受到冲击。一天，几个戴着红袖章的造反派来到聂府，指着那斋额问什么意思。毫无准备的聂绀弩急中生智，回答说：“思想红、路线红、生活红，谓之三红；‘金’是红宝书上面的烫金字；‘水’是旗手江青姓的偏旁，因为尊敬，所以不敢直接写出来。”几句话说得来人目瞪口呆，但还是一把撕碎斋额，骂道：“你是什么人，你也配!”斋额被毁后，聂绀弩特意跑到黄苗子处报告前后经过，然后说：“将来你另外给我写幅大的，我给你裱好再挂上。他们还没有抄掉我的钱，我有钱，几时我请你吃饭。”
从1929年在日本结识了自己的湖北同乡胡风，由上海、武汉、桂林、重庆而北京，两个人结下了终身患难情谊。1955年胡风事件中，所谓的“胡风分子”大多锒铛入狱，以聂绀弩与胡风的关系，自然也难脱干系，他被隔离审查。人们当时在他的一份交代材料中看到的第一句话是：“我比胡风分子还要胡风分子。”大概最终也没有找到什么蛛丝马迹，在给予“留党察看”和“撤职”处分后，1957年上半年又回到了出版社。
逃了初一，跑不了十五。1957年下半年整风反右中他还是被定为右派，原因是他为周颖修改了一份有关整风的报告，修改和增添了几句话，夫人被划为老右，他也沾光了。1962年初，刚从北大荒回来的聂绀弩找到胡风的夫人梅志，要她设法尽快与不知生死何处的胡风联系上。胡风被关押十年回来后，聂绀弩第一个上门来看望。胡风旋即被送往成都监外执行，还是聂绀弩赶来为他送行。此后两个人还常有书信往来，不断以诗作唱和。
在历尽磨难后，两个人先后出狱却成了又病又老的老人，只有好友萧军虽也经灾难却健壮如昔。他曾弄了一辆车，把胡风拉到聂绀弩的病房，三人合了一张影留作纪念，而他们却不能畅谈如昔了。初出监狱，周颖带聂绀弩上理发店理发，“览镜大骇，不识镜中为谁”。九死一生归来，形如鬼影，聂绀弩作《对镜》四首以舒怀；胡风80寿辰聂绀弩作诗云：“无端狂笑无端哭，三十万言三十年。”前句指胡风出狱后精神有时失常，“三十万言”指胡风关于文艺问题的三十万言《意见书》，“三十年”指胡风因这《意见书》而遭受的三十年的非人折磨。读来让人凄然。
在胡风事件中，舒芜因提供胡风给他的信件使势态迅速转向而成为人们眼中的“犹大”不被人原谅。但是，舒芜却是聂绀弩的密友，聂绀弩对他还颇有好感。人们说这源于聂绀弩的爱才，其实，也源于他对历史的洞察。
聂绀弩晚年向人讲了这样一个故事：1945年，胡风发表了舒芜的《论主观》一文后，就被认为是与毛泽东思想相冲突而受到批判，抗战胜利后在香港又组织了对胡风的文艺思想的批判。解放后，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在广西工作的舒芜写了文章批判自己的《论主观》并发表了《致路翎的公开信》，对胡风的文艺思想的批判也逐渐升级。1954年夏天，老友何剑勋来北京看聂绀弩，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院子里他们碰到已调到这里工作的舒芜，三人就一起出去吃饭。饭后，聂绀弩建议一起到离这不远的胡风家看胡风。进了会客室，胡风好一会儿才出来，他与众人寒暄后，就指着聂绀弩说：“老聂，你也太不像话了，随便把什么样的人都带到我这里来?”聂绀弩一听，就觉不妙，不想胡风当众就对舒芜表示不欢迎。
大家急忙出来，到北海去喝茶。
舒芜说：“胡风太自信了，我手头上就有他的几封信，拿出来大家看看，很可以说明问题的。”聂绀弩只得劝说：“你在气头上，这种事，非同小可，冷静了再说。”可能在这时候，上面又组织了对胡风的批判，舒芜就抛出了胡风的信。聂绀弩认为舒芜这样做是为了泄私愤，这样虽然不对，但是最后对胡风上升到反革命的高度，这是谁也没有想到的。
1982年，舒芜60岁时，聂绀弩写诗相赠，其中有句：“错从耶弟方犹大，何不讨廷咒恶来。”他认为，人们把舒芜比作胡风的门徒是不对的。认为人们恨犹大而不恨送人上十字架的总督，是一大怪事。
他说：犹大的故事是编造的，这样使人转移目标。正如他系狱十年，源于某人告密，而他出狱后从不去追查告密者一样。
临终前他对夫人说：“我很苦，想吃一个蜜橘”
漫长的监狱生活，严重地戕害了他的身心。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糟：腿部肌肉日渐萎缩，发展到手臂也不听使唤，一条腿已经不能伸直，直至自己一点也动弹不得，连脑袋从枕头上抬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每天只能静静地躺在床上。他拒绝住院，最后，连吃药也拒绝了。11月10日，在纸上歪歪扭扭、模糊不清地写下《雪峰十年忌》诗二首，遂成绝笔。
1986年3月26日，下午4点25分，聂绀弩终于走完了他的人生旅程，溘然长逝于北京协和医院。据说，3月26日这一天，他对守候在床边的周颖说：“我很苦，想吃一个蜜橘。”
周颖剥了一个蜜橘给他。他一瓣一瓣地把蜜橘全吃了下去，连核儿都没吐。吃完后，他说：“很甜，很甜。”接着，就睡着了，睡得又香又沉，再也没醒过来。
有人称聂绀弩为“才子”，也有人说他是典型的“文人气质”，还有人以为他是“名士派作风”。在现代中国，鲁迅那种“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的境界，罕有企及者，聂绀弩庶几近之。钟敬文《怀聂绀弩》有诗：“怜君地狱都游遍，成就人间一鬼才。”
聂绀弩的文采风流，聂绀弩的精神深度，聂绀弩的人格境界，已近乎绝唱矣。
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作者: 章诒和 来源:南方周末
2008年春夏之交，谢泳从厦门出差到北京，我约了几个朋友一起吃早茶。边吃边聊，你一言我一语，无主题地东拉西扯。坐在身边的谢泳低声对我说：“最近，我看到一份关于聂绀弩的档案材料，很吃惊。”
我问：“吃惊什么？”
他说：“聂绀弩的告密者，主要是像黄苗子这样的一些朋友。”
我瞠目结舌，半天回不过神来。事情太突然，太意外，太恐怖！
谢泳说：“告密材料一直汇报上去，罗瑞卿批示：‘这个姓聂的王八蛋！在适当时候给他一点厉害尝尝。’”
难以置信！我的脑子全乱了。
一年后，我在2009年2月刊纪实版《中国作家》杂志上，看到了谢泳所说的《聂绀弩刑事档案》(简称“聂档”)，全文十余万字。作者寓真，系山西省资深政法工作者。他用事实说话，以解密了的档案材料为凭，系统又完整地揭示出聂绀弩冤案的真相。“去马来船相上下，长波大浪与纵横”（聂诗），我一口气读完，大恸，大悲。泪如大河，决堤而下。文中之人，我大多认识，甚至很熟悉。但一部“聂档”使他们的面孔变得模糊不清，甚至陌生起来。事实就摆在那里，一切都是无法回避，也无可辩驳：长期监视、告发聂绀弩的不是外人，而是他的好友至交。我必须认同作者的结论——聂绀弩入狱不是红卫兵扭送的，也非机关造反派捣鬼，而是他的一些朋友一笔一划把他“写”进去的。
诗人邵燕祥看了“聂档”，内心非常沉重。他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里说：“今天的年轻人，看国外警匪片、国内电视剧，处处有线人、卧底、‘无间道’，谍影重重，英雄孤胆，看得紧张过瘾，甚至心向往之。他们想必是想象自己处于‘正方’，才能这般心安理得。他们不知道，他们的父兄一不是杀人放火的黑道，二不是走私贩毒的帮伙，却在很长时段里，曾经生活在被监控、被告密的恐惧之中……”（《牢头狱霸的前世今生》，载《南方都市报》2009.3.5）
聂绀弩戴上右派帽子以后，发配到北大荒劳动改造，于1960年冬季返回北京。告密行为是从1962年开始的。也就是说，聂绀弩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通过身边的人及时汇报上去，并进入专政机关的档案的。长年累月的告发检举，聂的问题性质日趋严重。依据事实，寓真把检举人分为两类。一类是戴浩（湖北人，电影家）、向思赓（湖北人，曾参加左联，1949年后为中学教师）、吴祖光（戏剧家）、陈迩冬（作家、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钟敬文（教授，民俗学家），他们与聂绀弩有着密切往来，到了“文革”时期，在人身自由被限制的情况下，被迫写有交代检举材料。另一类是几年来（1962—1967）一直“积极配合公安机关”的,包括王次青（先后在出版总署和版本图书馆工作）、黄苗子等。
1962年9月12日递交的第一份密告材料开头是这样的：“我昨天去找了聂，与他‘畅谈’了一阵……一个晚上我得到了一点东西，破去不少钞，总算起来在20元以上了。兹将他的谈话，尽最大真实地记录下来。”这第一段话里，单是“畅谈”、“破钞”以及“尽最大真实地记录”几个词组，其主动性就不言而喻了。一共写了10页。这里截取聂绀弩谈论反右的片段：“你要杀人，你就杀吧，但是杀了以后怎么办？章伯钧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只要对国家、对大局有好处，你们要借我的头，我也很愿意。’要借我（指聂）的头，我也愿意，可是我话还是要说的。（着重，声激愤）现在搞成什么样子，他们要负责，全国都要负责，只有我们不负责，只有我们（手指连敲桌子）！”不得不佩服人家的记性和手笔，写得形神兼备。
由于坐探当得出色，到了1964年，聂绀弩的反动言行和写作，就被频频搜集起来，摘编成专政机关的简报送到了高层。告密者行文如操刀，字字见血，刀刀入肉。于是，就有了那个“王八蛋”的批示。罗瑞卿还批示道：“聂对我党的诬蔑攻击，请就现有的材料整理一份系统的东西研究一次，如够整他的条件……设法整他一下。”
到了1966年春的“文革”前夕，聂绀弩的“反动”言论已有上百页之多。内容有关于写作的，有关于文化的，更多的是对时局的议论。2月18日的材料汇报聂的言论如下：“现在农夫也不好当。从前的农夫向地主纳了地租之外，那块地怎么种，他有完全的权利。现在的农夫一点权利都没有……这样的制度是无法搞生产的。”“现在主要问题是人的权利问题，自由问题……”像聂绀弩这样的在野文人、失意墨客、当代清流，即使发配北大荒，也不可能“出世”。他们打探的是朝廷，挂念的是天下，感兴趣的是政事。聂绀弩只要与同类聚会，三杯酒下肚，那议论与牢骚就一起冒出来了。他思想敏感，独具慧眼，在惊人之语中，有深刻，有调侃，也有偏颇。这是中国文人需要的心理安慰，也是十分渴望的精神释放。
都是几十年的朋友，都是头戴右派帽子，都是有才气的文化人，谁防备谁？时局尽管紧张，无奈聂绀弩是“潭深千尺歌尤好，酒满三巡肉更香”（聂诗）。好友加好酒，他说话就越来劲，话的分量也就越重。1965年8月4日，几个人在聂家一起吃晚饭。饭后，聂绀弩谈兴来了，大放“厥词”。他说：“有许多事情，我们会觉得奇怪，你想：一个普通人，总不能不看报纸吧，天天看报纸都看到自己怎样伟大，怎样英明，你受得了受不了？从个人来讲，不管怎么伟大英明，也总有不伟大不英明之处。从党和组织来说，不管怎样正确也总有不正确之处。都好了，都对了，都正确了，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完了。这是不可能的，是不辩证的。”我看得出来，寓真公布的档案材料是经过严格挑选、细心铺排的。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那些异常激烈的言论，其实并未刊出。聂绀弩和我父亲（编者注：章伯钧）一样，在私人聚会的场合，会直呼其名，会拍桌子瞪眼睛地大骂，还会讲脏话。出语刻毒和文风犀利是等量的，都是思想光芒的投射！这才是聂绀弩。
聂绀弩怎么会和这样一些人往来？理由太简单了：因为他只能和这样一些人往来，就像反右之后我的父母只能和罗隆基等人往来一样。1961年，聂绀弩刚从北大荒回京。为自己的工作安排，特意拜访老朋友、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邵荃麟。邵接待了他：斟了一杯酒，送了两包烟。随后说：“老聂，你不要再找我了，你的事我做不了主啊。”后来，聂绀弩写下这样的诗句：
空屋置我一杯酒，也无肴核也无糖。
其时三年大灾害，谁家有酒备客尝。
举杯一饮无余沥，泪落杯中泪也香。
临行两包中华牌：
老聂老聂莫再来，我事非尽我安排。
独携大赧出君门，知我何世我何人！
知我何世我何人——读着这样沉痛的诗句，我能想象出聂绀弩的狼狈与赧然，能体味到他内心的屈辱和愤然。现实的处境及困顿，他只得与同类为伍了。
因为都以现行反革命罪入狱判刑，我与聂绀弩是难友。1978年我出狱后，在聂家有一次痛饮和畅谈。我与他互相交换“案情”。
他问：“小愚，你是因为什么进去的？”
我说：“两条，一是反动言论，二是写反动日记。”
聂大笑。说：“好哇，小愚和我犯一样的罪。我是说反动话，写反动诗词。”
我说：“我的反动话，主要是攻击江青。”
聂大悦。叫道：“李大姐（编者注：章诒和之母李健生），小愚和我恶毒攻击的是一个人！来，为了这个，我们要单独喝一杯。”
我告诉聂绀弩：当时专政机关认为，章诒和光有别人检举的反动言论还不够，要把她钉死在罪行上，还必须有文字。于是，指使剧团造反派出面抄走了我的所有日记、札记、手稿，共17大本。他们终于找到所需的证据。白纸黑字，跑不掉了。聂绀弩也如此！“王次青写的检举材料，主要是关于聂的言论”，还需要白纸黑字的东西。这东西，就是诗了。诗是要人欣赏的，特别需要有鉴赏能力的人欣赏。所以，聂每有新诗，都要出示于人或寄赠好友。黄苗子既是识者，又是好友。“聂绀弩赠诗较多的是给黄苗子，但送给黄的诗篇，不知为何都进入了司法机关。”可惜，公安机关的人不懂诗，于是上面又指示：“这些诗要找一些有文学修养的人好好解释解释，弄明白真实的意思。若干典故也要查一查。”诗无达诂，古体诗含蓄、工整、优雅，内涵无穷的寓意。你可以从正面理解，他可以从反面来分析。大量的聂诗，找谁来破译？公安机关负责人还是聪明，说：叫诗的提供者来当诠释者。黄苗子也没有辜负他们，把每首诗里的“反意”都抠了出来。书中，寓真列出许多首诗。这里，仅举三例。
冰 道
冰道银河是又非，魂存瀑死梦依稀。
一痕界破千山雪，匹练能裁几件衣。
屋建瓴高天并泻，橇因地险虎真飞。
此间多少降龙木，月下奔腾何处归。
这首诗作于北大荒。前面六句是描写利用冰道运送木材。问题是最后两句，大意是：当年为了保卫大宋江山，杨家将费了许多劲，去找降龙木，降龙木这种宝贝在北大荒这里却有的是。意指在那里劳动的“右派”都是天下奇才。但是，在这月色茫茫的夜里，一任它在冰道上滑走，它们将滑到哪里去呢？
吊若海
铁骨钢筋四十年，玉山惊倒响訇然。
半生两袖多奇舞，一死双冠够本钱。
不信肠癌能损尔，已无狱吏敢瞒天。
只身携得双儿女，新妇飘零何处边？
若海是指黄若海，青年艺术剧院的演员，1957年的“右派”兼反革命，在劳改中患肠癌，于1960年死去。诗意是：40年来你的身体像铁骨钢筋一样结实，可是忽然就死去了。你这半生是个演员，剧演得好（多奇舞），死的时候又戴着“右派”和“反革命”两顶帽子，真是够本钱了！我不相信单是肠癌就能要了你的命，是那些“狱吏”平日不早向上面报告，不替你医治，才使你丧了命！直到你死了，他们再不敢隐瞒上面了。可怜的是你那孤孤零零的妻子带着一双儿女，他们在这茫茫人海中飘零到哪里去呢？
轱辘体之一
紫伞红旗十万家，香山山势自欹斜。
酒人未至秋先醉，山雨欲来风四哗。
岂有新诗悲落木，怕揩老泪辨非花。
何因定要良辰美，苦把霜林冻作霞。
1962年秋，聂绀弩与麦朝枢 （“民革”成员，戴过“右派”帽子，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等游香山，麦以诗寄聂，中有“紫伞红旗十万家”之句，聂取之作轱辘体五首，这是其中一首。这首诗似有所指，有可能是影射国际或国内形势，主要意思包含在后面六句。大意是：在这深秋的时刻，秋风飒飒，山雨欲来的前夕，面对这落叶萧瑟的景色，伤感得写不出诗来，也怕拭清我这昏花老眼去辨认那些是非。秋天就是萧瑟的秋天，可是有些人偏要把它说成是美丽的，矫揉造作地把木叶冻作彩霞来装点这萧条世界。
有了言论，有了文字，罪证齐备，抓捕聂绀弩的日子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他是有预感的，钟敬文也劝他焚诗，聂绀弩有些慌张，开始烧诗，还跟别人（如黄永玉）打招呼：“你就骂我好了。骂我什么也没关系……说顶讨厌聂某人也可以，但你不必提到我做诗呀！”然而，一切都晚了。“四顾茫茫余一我，不知南北与西东”（聂诗），处于绝境的诗人，感到深深的孤独。
用文化人监视、告发文化人，决不是我们这里才有的，也非今天才有。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不少审查官就是19世纪俄国作家。在德国，著名的海德格尔就对老师胡塞尔实施“无形”迫害。我们国家自先秦以来就有了告密制度，最有名的则是朱元璋的锦衣卫。极权制度是制造告密者的根源，统治者希望每一个人都是告密者，而每一个人又都可能被告发。这样，朝廷才便于监视和控制，政权才能有效打击异端，及时翦除异己，以巩固统治。“文革”期间的告密行为是在“革命”“正义”的旗帜下进行的，只要能够保卫红色江山，无论怎样告密，采取何种方法，哪怕是告发父母，哪怕是暗中窃听，都是好样的，也都是“合法”的。所以，告密者毫无负罪感。有关部门所网罗的告密者，大多是有特长、有才气、有成就，也有些名气的人。因为只有他们，才有可能接触到政坛人物、思想精英和文化大家。一旦你被盯上了，那么政治厄运就悄然逼近，自己还浑然不知。
这里，我还要说一句，黄苗子永远不知道，就在他监视密告聂绀弩的同时，也有一个文化人在监视密告他。
的确，聂绀弩平反后，依旧和告密者往来、吃饭、聊天、唱和。难道他不知道是谁出卖了自己吗？不知道黄某人曾给自己注诗吗？我知道他知道，他完全知道。1982年10月25日聂在给朋友的一封信里，这样写道：“我实感作诗就是犯案，注诗就是破案或揭发什么的。”我是过来人，对此深有体会。比如预审员问：“你说过周恩来喜欢孙维世吗？”一听，立马知道这句话，我是在什么场合、什么时间讲的，又是谁检举的。聂绀弩当然清楚谁是告密者。那为什么他毫不“计较”呢？
作者寓真有十分中肯的分析：一个原因是戴浩、向思赓、吴祖光、陈迩冬、钟敬文等人的检举是在“文革”中聂绀弩遭关押后，被迫写出的。另一方面是由于聂绀弩的超凡绝俗，大度豁达。但是，我认为他的淡然处之，是因其内心有着更深的痛与苦，不可对人言的痛与苦。事情不是那么简单。聂绀弩出狱后，常常突然不讲话，一连数日向壁而卧。有一次，聂的夫人周颖来找我的母亲，说：“你快去看看老聂吧，我实在拿他没有办法了。”
母亲带着我去了。聂绀弩翻身起床，并打发周颖去买熟食。周离开房间，一直沉默的他劈脸问道：“海燕（聂之女）的自杀，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真相？”
母亲沉默。
“你知道海燕的遗言吧？”聂绀弩问。
“知道。”母亲答。
“她在纸上写的那句话，我会琢磨一辈子，除非我咽气。”
母亲劝道：“老聂，你不要这样，事情过去了。”
“李大姐，你怎么也说这个话！事情能过去吗？”他用手不停地戳着心脏部位，自语：“永远过不去。永远过不去！”
母亲不做声。
“你不说，我来说！她的遗言就是她的死因，李大姐……你说海燕发现了什么……”母亲听不下去，伸出一只手掌，断喝道：“老聂，不要讲了，我不许你讲。”
所有的人都哭了。有的事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惨苦，而聂绀弩每日每夜地面对这个惨苦。你说，他还有心思去“计较”别人吗？聂绀弩死前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我很苦。“圣朝愁者都为罪，天下罪人竟敢愁”（聂诗），他在世，坚不可摧，他死后，精魂不散。
聂绀弩去世后，出卖他的人写怀念文章，那里面没有一点歉意。
人在阴影中呆久了，便成了阴影的一部分。有些东西靠生命和时间，是无法带走和冲洗干净的。即使抹去了，想必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以另一种形式与我们不期而遇。
2009年3月泪书于北京守愚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