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44年，也就是中国的甲申这一年，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攻克了北京，统治了中国276年的大明王朝宣告灭亡。仅过了40天，清兵南下，并迅速摧毁了起义军的大顺政权，以及江南的明朝残余势力，从此开始了满清对中国的统治。明朝的灭亡是中华文明体系的一次崩溃，中华文明此时进入了“后帝国时代”，放眼整个东亚地区，中原地区的汉族已经遭受到了许多游牧民族的强劲挑战，传统的帝国体系面临崩溃，官僚政治已经是腐败透顶，帝国维系着传统的一元化统治，缺少必要的应变能力，地主阶级加紧着兼并土地，人口虽然成倍的增加，可是社会生产力却不见提高，人民生活在水生活热之中，社会矛盾异常的尖锐。
社会政治的动荡，必然带来了思想意识的活跃。中国自秦朝以来，在大部分历史时期实行都是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统治，皇帝的权力乃是受之于天命，皇帝集立法、司法、行政、监察、军事等各种权力于一身，任何对皇权和专制统治的怀疑和非议，都会遭至残酷镇压。然而，在此时，人们的思想开始活跃起来，一批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他们本着“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良知，开始反思“正统”文化，抨击君主专制。
明末的李贽就以“贬尊抑圣”的方式对君主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无论是君主或圣人，都是一般人，“既不能高飞远举”，也常怀“势利之心”，人类天然平等，但个性各异，趋利避害，人人皆同，“圣人所能者，夫妇之不肖可以与能，勿下视世间之夫妇为也。……夫妇所不能者，则虽圣人亦必不能”，告诫人们“勿高视一切圣人也”。
黄宗曦在其名著《明夷待访录》中指出：君主“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荼毒天下之肝脑，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天下之害者，君而已矣”，非常鲜明地将君主专制制度指为一切罪恶之根源。
同时代的王夫之也指出：“天下者，非一姓之私也。……一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
明清之际这股怀疑、揭露、批判专制制度与倡导平等、民权思想的人文思潮，是早于欧洲十八世纪思想启蒙运动的。现在有人提出“民主”是源于西方的东西，不适合中国，实际上我们从黄宗羲等人的思想中完全可以找到符合现代民主政治理念的雏形成份，如人民权利、权力制衡与监督、代议制等内涵，比如黄宗羲主张“设学校以公是非”，试图将“学校”作为行使监督、判断是非的机构，以达到“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他主张“置相”以分君权，提出恢复宰相制度；主张官吏参与治国应“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认为不能由君主一人专断。黄宗羲的民主思想对后世的梁启超和孙中山等人都曾起到很大的思想启蒙作用。
像顾炎武等学者此时都提出了经世制用的原则，希望改变我们的社会，富强我们的国家，按照这种提倡经世致用、思想解放、个性自由的方向走下去，中国会很有可能与西方社会一样，很快步入资本主义高速发展的阶段，当然我们的社会同时也面临着很强大的传统力量，我们的传统统治，传统生活不允许我们的社会有所变革。历史本身也是不允许假设的。
明朝的灭亡是帝国体制长期以来弊病的总爆发，在同时，即1619年，“萨尔浒”之战，女真人努尔哈赤击败了明军。这意味着边缘地区的少数民族力量，已经真正可以挑战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地区。清朝奠定了在中国的统治，可说是传统帝国体系的恢复，中国又被纳入到传统的轨道上，明清之际大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被清王朝一系列高压政策无情打压，正常的社会发展受到外力阻挠而迅速中断，思想文化界遭受致命打击，学风迅速转向远离政治的训诂考据一途。康、雍、乾数朝大兴“文字狱”，以“铁血”手段垄断意识形态，压制言论与思想学术自由，将“大一统”式君主专制政体发展到极至。异族满清的统治能够迅速的确立，在于传统的帝国政府的统治一直就只限于社会的上层。对社会地层影响甚少，中国的政体是国家与文化的综合体，封建王朝的集权虽高，但是文化却是分散在平民百姓之中的，政治是于一般大众无缘的。国家政权可以掌握在异族手中，可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却可以得以延续。
清廷初期君王贤明，实行了一系列只在恢复社会生产力的措施，国家被纳入到了正常的发展轨道，并且又逐渐强盛起来。可是这种强盛已是封建王朝末世的辉煌，传统的一元化统治已经开始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放眼全球，此时的世界已经是一个欧洲人力量遍布的世界了，欧洲已经逐渐完成了社会的变革，在国际贸易中，尽管受益更多的还是我们中国，可是这一贸易的主导权却已经被欧洲人所控制，西方势力逐渐渗透到了世界各地，但是中国人清楚意识到这一点却还要等200年以后的鸦片战争，在中国人的眼里，西方文明是幼稚粗陋的，是尚未开化的。
1644年在中国的历史上是极其平凡的一年，在即将来临的变革之中，社会又被纳入回了传统的轨道，历史在这一年便已注定了我们的未来，注定了我们百年之后将会遭受的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