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我国历代政府对官用马匹的牧养﹑训练﹑使用和采购等的管理制度。
“马政”一词最早见于《礼记·月令》：仲夏之月，‘游化别群，则萦腾驹，班马政二又。是月也(指季秋之月)，天子乃教于田猎，以习五戒,班马政，”该书注日：马政，谓养马之政教也。’ 把一般的养马业上升为马政，则萌芽于商代。商人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部落，畜牧业很早就比较发达，传说相土(商始祖契之孙)作乘马，王亥作服牛，就是驯养牛马，用以负重。’商代立国后，继续大量驯养六畜，而马是奴隶主贵族在战争和狩猎时用来驾车的重要工具，同时又以其作为祭祀鬼神的牺牲品，受到奴隶主贵族的特别重视，由成批的奴隶饲养。
明代的马政马与戎事相联，马的数量是国家富强的象征，因而为朱氏皇帝所重视。洪武十年2月，增置涂阳、仪真等五牧监。成祖登极后即问马政，洪武三十五年12月，上问兵部尚书刘俊曰：“今天下畜马几何？”何俊对曰：“比年以兵兴耗损，所存者二万三千七百余匹。”上曰：“古者掌兵政委之司马。问国君之富，数马以对。是马于国为重。”
既然马政为国家重务，马政即成为政府行政的重要内容，养马即成为百姓的重要义务。此项义务从明初开始。明代民间养马有三种形式：种马、表马、寄养马。民间养官马，马户不仅要保证马的健壮，而且完成孳息之额，否则要如数赔偿。洪武6年2月，定养马之法就规定了养马的数量与孳息数。政府令民共养马匹，洪武二十八年榜示：“江南十一户，江北五户共养马一匹。”
民间养马不仅拖累了人民，而且困扰了政府。
其一、使行政事务繁重。
马政事项包括督养、点视、印烙、编马户、交兑、发表等。而且每项事务必须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有所成。如督养要勤，编审要公平。《明实录》中关于马政的奏章可谓连篇累牍，即可见马政之难之繁。
其二、加大制度成本。马政繁杂，难以应付，官员往往就轻避重，如令下户养马，不行验印，不行编审马户。嘉靖十年4月，太仆寺卿冼光条陈马政，“马头之编系于地亩，而地亩之数载于马册，所以验人户之消长，稽地亩之典，责也。今郡县马册经久不编，地亩人丁，漫不可考。”为提高马政效率，明政府加强对管马管的监督，如重处渎职官员、兵部官亲临督察、太仆寺官复查马匹， 成化十六年4月，“申严马政之禁”就要求重处不尽职者、兵部官监收马价，“凡马非管马太仆寺丞等官印验者不收，其通同作弊者以枷项编戍之罪，而折收马价之际必兵部官亲莅之，仍交盘其存留者以数上闻。” 而且对马匹的数目进行复查，《 明世宗实录》就记有太仆寺官先后查验马匹之事。嘉靖二年6月兵部言：“国家养马，民间岁遣，太仆寺卿佐行所部，分理其事，顷寺丞徐宪等验报七分膘马一万六千余匹，越三四月，责令李浑复验则止一千六百三十八匹，升降相去什百，法当究治。” 这些制度无疑加大了执行成本。
其三、难以调和马政与民政的矛盾。在行马政之初，太仆寺官管马，府州县官管民，似乎各有所职。其实马为民牧，二职难分。太仆寺官责在马，地方官责在民。因民而困马政，为太仆寺官不容；因马而疲民，是地方官所不忍，双方难以调和。
其四、增加行政难度。民为马困，必然拒绝养马，派养马匹就遇到困难。嘉靖5年，就发生了拒养马匹的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