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简介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突然袭击沈阳，以武力侵占东北。
9月18日，日本制造“柳条湖事件”，发动了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
当晚10时许，日本关东军岛本大队川岛中队河本末守中尉率部下数人，在沈阳北大营南约800米的柳条湖附近，将南满铁路一段路轨炸毁。日军在此布置了一个假现场，摆了3具身穿中国士兵服的尸体，反诬是中国军队破坏铁路。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即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动进攻。次日晨4时许，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五大队由铁岭到达北大营加入战斗。5时半，东北军第七旅退到沈阳东山嘴子，日军占领北大营。战斗中东北军伤亡300余人，日军伤亡24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国民党政府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事变发生前，蒋介石于8月16日致电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当时，日本关东军只有1万多人，而中国东北军驻在东北的有16.5万人。东北军部队多次接受不准抵抗的训令，在日军突然袭击面前，除小部分违反蒋介石的命令奋起抵抗外，其余均不战而退。
9月19日上午8时，日军几乎未受到抵抗便将沈阳全城占领。东北军撤向锦州。此后，东北各地的中国军队继续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使日军得以迅速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3省。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也是它企图把中国变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而采取的严重步骤。此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到主要地位，使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动。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中国人民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
事变概述九·一八事变指1931年9月18日傍晚，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炸毁沈阳柳条屯一段铁路，反诬中国军队破坏,以此为借口，炮轰中国东北军北大营，是由日本蓄意制造并企图以此来侵略中国的一次军事冲突和政治事件，冲突双方是中国东北军和日本关东军。根据冲突爆发的日期，史称“九·一八事变”。由于当时中国东北地区称为满洲，日本方面将这次事变称为“满洲事变”。
九·一八事件爆发后，日本与中国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而在日本国内，主战的日本军部地位上升，导致日本走上全面侵华的道路。这次事件爆发后的不到半年时间，东北三省全部被日本关东军占领，因此被中国民众视为国耻，直至今日，九月十八日在中国许多非正式场合都被称为“国耻日”。
事变背景主要人物：张学良、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
1.日本国内情况
1921年华盛顿会议后，日本开始大规模裁军。1921年日本的军费为七亿三千万日元，1930年则裁减到五亿日元以下，裁减额达40%。可是大规模裁军却引起了军人们的强烈不满。自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一直奉行军事优先的原则，培养了大批职业军人。对于职业军人来说，除了军事以外他们没有其他特长，裁军等于砸他们的饭碗。此外，裁军以前职业军人是社会上最受尊敬的人，军队是最光荣的职业。但裁军开始后，职业军人一下变成社会上多余的人，最好的学生不再报考军事院校，一些饭店甚至拒绝穿军服者进入。裁军给职业军人们带来的失落感和焦躁感是可想而知的。
不满的军人开始秘密集会，天剑党、樱会、一夕会等军人秘密组织纷纷成立，后来广为中国人所熟悉的东条英机、冈村宁次等人，都是一夕会的成员。不过当时最有名的还是石原莞尔，是他提出“满蒙生命线”的理论。石原也是后来９·１８事变的主谋。
1927年6月，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主持召开“东方会议”，确立了“把满洲从中国本土分裂出来，自成一区，置日本势力之下”的侵略方针。两年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波及日本，到1931年，日本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日本政府急于发动一场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借以转国内人民的视线，缓和阶级矛盾，并依靠掠夺中国财富，来医治经济危机造成的创伤。
2.日本控制东北铁路
１９０５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通过日俄讲和条约，将中国旅顺、大连等地的租借权和长春－旅顺的铁路及附属设施的财产权利占为己有。此后，日本创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并有关东军负责铁路沿线的警备。
3.田中奏折
１９２７年６月，日本召开“东方会议”，并制定了《对华政策纲要》（即田中奏折）。在田中奏折中曾经提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惟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这份奏折在１９２９年被曝光，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以及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均认为是日本奉行侵略中国政策的证明。
田中奏折的真实性受到包括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日本研究所所长蒋立峰在内的学者质疑，当前的主流说法多认为其应为国民政府所伪造。
然而时至今日查考史料及历史脉络，当时日本图谋全面侵华已久确为事实。
4.皇姑屯事件与东北易帜
当初，日军与东北军阀张作霖维持了合作关系，但渐渐的，日本开始将张作霖视为障碍。１９２８年，关东军将张作霖乘坐的列车炸毁，张作霖重伤不治身亡，史称皇姑屯事件。日本关东军希望籍此事件造成东北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
皇姑屯事件并未引起日军所期待的东北混乱，相反，１９２８年１２月２９日，张作霖的继承人张学良突然宣布全东北易帜，接受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领导。张学良进一步对日本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并开始在南满洲铁路附近建设新的铁路设施，通过低廉的价格与之竞争，导致南满洲铁路陷入了经营危机。感到危机感的关东军不断提出抗议，但张学良并不愿意妥协。因此日军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等人决定发动战争来夺得主导权。
5.万宝山事件
１９３１年，中国人郝永德，未经政府批准，骗取万宝山村附近１２户农民的土地，并违法转租给１８８名朝鲜人耕种水稻。这些朝鲜人开掘水渠，截流筑坝。这一工程侵害了当地农户的利益，马家哨口２００余农民上告。吉林省政府批示：“令朝侨出境”。然而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派遣日本警察制止朝鲜人撤走，且限令于７月５日前完成筑渠。７月１日，中国农民４００余人，联合起来平沟拆坝。７月２日，日本警察镇压平沟的中国农民，双方对峙，后日本增武装警察，在日本军警保护下，工程于７月５日完成。同时，日本通过朝鲜日报记者金利三，捏造新闻，说朝鲜人在万宝山被杀，掀起朝鲜半岛大规模的排华活动，当地华侨死伤数百人。日本却以此次事件诬陷中国伤害朝鲜侨民。
6.中村事件
１９３１年６月，日本关东军中村震太郎大尉和井杉延太郎在兴安岭索伦一带作军事调查，被中国东北军兴安屯垦公署第三团团副董昆吾发现并扣留，在证据确凿情况下，团长关玉衡下令秘密处决中村震太郎。日本藉机宣称东北军士兵因谋财害命而杀死中村，威逼中国交出关玉衡，并在日本民众中煽风点火，用“中村事件”和“万宝山事件”诬陷中国“损害日韩移民”。
事变经过1.柳条湖事件
１９３１年９月１
８日傍晚，日本关东军虎石台独立守备队第２营第３连离开原驻地虎石台兵营，沿南满铁路向南行进。夜２２时２０分左右，日本关东军铁路守备队柳条湖分遣队队长河本末守中尉为首一个小分队以巡视铁路为名，在奉天（现沈阳）北面约７．５公里处，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800米处的柳条湖南满铁路段上引爆小型炸药，炸毁了小段铁路。并将３具身穿东北军士兵服装的中国人尸体放在现场，作为东北军破坏铁路的证据，诬称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袭击日守备队。
爆炸同时，呆在铁路爆破点以北约四公里的文官屯的川岛中队长，立即率兵南下，开始袭击北大营。
爆炸后，驻扎中方北大营和沈阳城的日军兵分南北两路，向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进攻。南军为平田幸弘指挥关东军第２师步兵第２旅第２９团，北军为岛本正一指挥的铁路守备队第２营。
当时，北大营驻守的东北军第七旅毫无防备，被打得措手不及。而事前张学良曾训令东北军不得抵抗，驻守部队并未做出激烈反击。第七旅三个团中有两个团按指示撤走，只有王铁汉的６２０团未及时接到撤退命令，被迫自卫抵抗，最后突围撤走。由于执行不抵抗命令(.蒋介石曾密电张学良：“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后中央处理可也。”)，北大营逾万名守军被只有５００多人的日军击溃。
2.辽宁、吉林主要城镇沦陷
日军在沈阳当独立守备队向北大营进攻的同时，关东军第２师第３旅第２９团向奉天城攻击。9月19日凌晨，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下令：辽阳的第２师主力增援对奉天的进攻；独立守备队第３营进攻营口、第４营进攻凤凰城、安东（今丹东）；第２师第３旅主力、骑兵第２团、独立守备第１营分别进攻长春宽城子、二道沟、南岭等地。至９月１９日１０时，日军先后攻占奉天、四平、营口、凤凰城、安东等南满铁路、安奉铁路沿线１８座城镇。长春地区的东北军自发反击，战至次日，长春陷落。９月２１日，东北边防军驻吉林省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率部投敌，日军第２师主力占领吉林。
3.黑龙江主要城镇沦陷
１０月１日，东北军黑龙江洮南镇守使张海鹏投敌，且奉日军命令派出３个团进攻齐齐哈尔。１０月１６日在嫩江桥，被黑龙江省防军击退。守军炸毁嫩江铁路桥的第１、第２、第５号桥，以阻止日伪军进犯。１０月２６日，关东军第２师第２９团占领四洮铁路沿线主要城镇。１１月４日，关东军嫩江支队攻击嫩江桥北守军。黑龙江省政府代主席兼代东北边防军驻江副司令长官马占山指挥３个旅，５个团共１．６万余人进行江桥抗战，战至１１月１８日，终因伤亡惨重而弃守省城齐齐哈尔，撤往克山、海伦。１１月１９日，日军攻陷齐齐哈尔。
4.锦州、哈尔滨沦陷
张学良在事件爆发后离开奉天，带领属下转移到锦州。１９３１年１０月８日，关东军派出１２架轰炸机空袭锦州。对此，南次郎陆军大臣依然对若槻礼次郎首相声称“由于受到中国军队的防空炮火攻击，才不得已采取自卫行动”，此后关东军发表公开声明，宣称“张学良在锦州集结大量兵力，如果置之不理，恐将对日本权益造成损害。为了尽快解决满蒙问题，关东军有必要驱逐锦州政权。”此后，币原主张的国际协调主义外交政策受到了严重的挫折，日本在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日军攻占黑龙江省主要城镇后，开始进攻辽西地区。12月15日，关东军进攻锦州。12月17日，日本陆军中央部由日本本土增派混成第8旅，并从朝鲜调第20师司令部、混成第38旅、重轰炸飞行中队以增援关东军。12月28日，第2师主力渡过辽河进攻锦州；12月30日，混成第39旅进攻打虎山（今大虎山）。1932年1月3日，第20师司令部率混成第38旅占领锦州。驻锦州的东北军第12、第20旅和骑兵第3旅已奉命撤退至河北滦东地区和热河。1月28日关东军第3旅由长春向哈尔滨进犯，同时从辽西地区调第2师增援。当时为了转移国际社会对满洲的关注，日本在国际大城市上海挑起事端，引发了一·二八事变。１月３１日，依兰镇守使兼第２４旅旅长李杜率吉林自卫军进行哈尔滨保卫战。激战五天，自卫军伤亡惨重，撤往宾县。２月５日，日军攻陷哈尔滨。
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整个东北三省100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和3000万同胞陷于日寇铁蹄的蹂躏之下。
5.满洲国成立
由于受到了国际舆论的普遍谴责，关东军不敢悍然武力占领满洲全境，因此考虑建立傀儡政权。当时担任特务机关负责人的土肥原贤二大佐游说了已经退位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当时关东军以复兴满清为条件，说服溥仪回到东北。11月10日，溥仪从天津出发，11月13日到达营口，最后停留在驻守旅顺的日本军营内。
1932年3月1日，日本扶植的满洲国正式成立。溥仪担任国家元首，首都定在「新京」（现在的长春），年号定为「大同」。上述宣言都在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张景惠的公馆发表。国际联盟强烈谴责日本政府的行为，并不承认满洲国政府的合法性。日本表示抗议并且脱离国际联盟。
3月9日，溥仪登基仪式在新京举行。
1932年9月15日，日本与伪满洲国签订《日满议定书》，满洲国承认日本的既得权益，并允许关东军在满洲国内驻军。
各方反应1.国民政府
1.外交努力
9月19日，中国驻国际联盟的全权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报告事件，请国联主持公道；
9月19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正廷向日本公使重光葵提出严重抗议；
9月21日，施肇基正式向国联提出申诉；
9月23日，中国政府就此事照会美国政府，希望对方「深切关怀」。
2.不抵抗政策
１９９１年其重获自由后，张学良在各种场合多次承认“不抵抗”的决策完全是其一人所为。与蒋介石无关。
尽管日本在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多次挑衅，张学良仍于９月６日致电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及东北三省政务委员会：“现在日方对我外交渐趋积极，应付一切，极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希迅即密电各属，切实注意为要。”
在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落下了“不抵抗将军”的评价。然而对于张学良的不抵抗行为，后来逐渐评价为：他错误判断日军目的，若其知道日军并非“寻事”，而是要吞并东北。作为东北少帅，他不至于会将东北拱手让给日本。张学良１９９０年接受日本国营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他当时认为「战争不合乎日本政府的利益，日本政府应会约束关东军」。
2.中国共产党
９月２０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谴责日军侵略。
９月２２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向全党指出：“立刻发动与组织广大工农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是党的中心任务，特别在满洲应组织武装力量，“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打击”，并连续多次发表宣言，作出决议，声讨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罪行，揭露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以求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和独立。
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一些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全国人民掀起了空前规模的抗日救国高潮，北平、上海、南京、天津、杭州、武汉、太原、广州、济南、福州等地的大中学生和市民纷纷集会游行，通电抗日救国，并结队赴南京请愿、示威，要求政府出兵抗日。
3.日本政府
1.内阁不扩大方针
1931年9月19日，日本政府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南次郎陆军大臣强调这是关东军的自卫行动，但是币原喜重郎外务大臣（男爵）怀疑这是关东军的阴谋，并且试图通过外交手段解决这次事端。9月24日，内阁会议决定了「不将事态进一步扩大」的方针。然而关东军无视政府的决定，以自卫为名，不断扩大战线。
2.若槻礼次郎内阁总辞
12月11日，若槻礼次郎内阁总辞。次日，犬养毅任首相兼外相，荒木贞夫任陆军大臣。
６五一五事件
１９３２年３月１２日，犬养毅内阁作出决定“满蒙市从中国本土分离独立的统治地域，今后，（日本将）帮助其建立国家体制。”事实上，日本政府在这次事件上被动地被独断专行的关东军制约。（同年日本爆发五・一五事件，犬养毅被暗杀。）
4.国际社会
国际联盟及李顿调查团
国际联盟派出调查团调查事变始末。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２日，该调查团发表李顿报告，指出日本发动的事变是侵略中国的行为。由于国联拒绝承认满洲国为独立国家，令日本撤出国联。调查团在事变后一年多后才发表报告，诚然是为时已晚——日本不理会国联的谴责，继续侵略行动。
我国驻英公使郭泰祺在国联特会上演说，反对国联对中国问题不顾多数国家的反对，仅秉英、法两国之意旨草拟袒日报告书。
5.美国
１９３２年１月７日，美国国务卿亨利·史汀生向日本和中国发表照会，宣布日本对满洲的侵略是对中国领土内政的干涉，违反了凡尔赛和约，因此美国政府对此不予承认。这被称为“史汀生主义”。中国和当时欧洲各国对此都普遍表示赞同，但是日本却无视这一通告。
美国对“九·一八”事变的反应，经历了一个由消极观望，到与国联合作，再到“不承认主义”的过程，总的趋势是朝着逐渐强硬的方向发展。但由于美国没有采取强有力的实质性行动，美国的反应对日本的遏制是软弱无力的。
民间运动东北抗日联军
⑴游行集会
9月28日，北平20万人举行抗日救国大会，要求对日宣战，收复失地。
9月28日，南京、上海的二千多学生请愿，冲击国民政府外交部。外交部长王正廷被学生打伤，后被迫辞职。
⑵抵制日货运动
1931年7月，由于万宝山事件，日本煽动朝鲜排华反华，中国国内再次爆发抵制日货运动；九一八事变后，运动愈演愈烈。
文艺作品
张寒晖《松花江上》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中国东三省，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驱赶“剿共”前线的东北军官兵，携老带子，布满西安街头。他们被迫流亡关内，有家不能归，有仇不能报，却要为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去卖命，从心头都郁结着悲苦怨愤，要倾吐，要爆发 。正是在如此的背景下，张寒晖谱写了这首感人肺腑的独唱曲，以含着热泪的哭泣似的音调，唱出了悲愤交加的声音。他把自己的这首歌教给学生、群众演唱，然后，他带领群众到西安的城墙上，街头中去演唱，悲怨壮烈的歌声深深打动了广大东北军官兵的心，竟有数万名官兵听后落泪。“西安事变”爆发前后，西安城里已到处可以听到《松花江上》的歌声，并迅速传遍全国。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这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曾被誉为“流亡三部曲”之一，而风靡中华大地的抗战歌曲《松花江上》。
西安事变前夕，西安爱国青年去临潼请愿时，行至十里铺，张学良将军驱车赶来，劝导学生勿去临潼，怕有危险。这时，有人唱起了“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悲壮的歌声令人断肠。张学良听了，沉痛地说:“请大家相信我，我是要抗日的……我在一周之内，用事实来答复你们。”
抗战开始后，周恩来曾代表中共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出席东北军军官会议。会议结束时，周指挥与会军官唱了这首歌。悲愤的歌声激起了大家思念故乡的情绪。当歌声进入“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时，全场军官有的热泪盈眶，有的低头哭泣，有的举起了拳头，“一定要打回老家去！”的决心，充溢着歌唱者的胸膛。
《松花江上》初由省立二中唱起，后流传东北军，并迅速唱遍了大江南北和长城内外。当时，这首歌曲并没有出版，而且谁也不知道作者是张寒晖，可是，那旋律中凝聚的血泪却强烈地感染着爱国的中华儿女们，人们争相传抄传唱，在祖国破碎山河的上空，到处飘荡着歌曲中的呼号。
1938年7月7日晚，武汉举行了抗日周年的盛大活动，十多万群众分乘几百条木船，举着火把汇聚在长江之上。这时候，不知是谁领头唱起了《松花江上》，立即引起大家的呼应，十几万人的歌声掀起了巨大的声浪，汇成了人间罕见的、血泪凝聚的感情的交响。
一直埋头苦干的革命音乐家张寒晖，就是这样代表着人民倾吐呼号，为我们留下了这首不朽的战斗性的悲歌。
歌曲赏析
这首歌以带尾声的二部曲式为结构。倾诉性的音调贯穿全曲，并兼有叙事和抒情的特点，真切感人。旋律以环回萦绕，反复咏唱的方式引伸展开，感情越来越激动，具有回肠欲断的效果。当尾声唱出呼天唤地似的旋律时，歌曲达到了高潮，在声泪俱下的悲痛中，蕴藏着要求起来抗争的力量。
歌词全文：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
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脱离了我的家乡，
抛弃那无尽的宝藏，
流浪！流浪！
整日价在关内流浪！
哪年，哪月，
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哪年，哪月，
才能够收回那无尽的宝藏？
爹娘啊，爹娘啊，
什么时候，
才能欢聚一堂？！
纪念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１９９１年９月１８日在沈阳开放了九一八事变陈列馆。前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在１９９７年访华时拜访过这个地方。９月１８日被不少中国人认为是「国耻日」，而中国民间要求将９月１８日定为国耻日的诉求也不时出现。
事变思考
１９３１年的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这场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空前的灾难和损失，也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历史血鉴。今天，面对第79个“九一八”，勿忘国耻，我们思考的应当更多、更深。
其一，勿忘国耻当思国运。走进沈阳市“九一八”历史博物馆，让人深思再三的莫过于“国运”二字。从高耸的残历碑到蜿蜒的展厅，如同是用一串串“难”字勾画出的国难图，国家的灾难、民族的苦难、抗争的磨难……抚今追昔，百感化作一念：当苦日子离去的时间越久远，当富日子光临的越急匆，我们心系国家、民族的命运，如何才能让国耻一去不复返？历史实践告诉我们，国家与民族的兴衰成败，需要全国人民的人心支撑，而要把十三亿人的力量凝集起来，惟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
其二，勿忘国耻当思发展。77年前，我国经济落后也是造成国门洞开、生灵涂炭的一个重要原因。看昨天知国耻，看今天想国兴，看明天盼国强。只有致力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增强综合国力，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为了不再做“弱肉”，不再被“强食”，我们必须励精图治、奋发图强，以科学发展来大踏步地向前追赶。我们要清醒地看到，我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我国经济总体规模虽然比较大，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排在世界１００位之后。面对现实，倍感发展之急迫，不思发展就如同当年的不抵抗，有发展才谈得上民族尊严，才能在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中，使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真正巍峨挺立。
其三，勿忘国耻当思忧患。古往今来，我们的民族不乏“忧论”：忧国忧民、居安思危、先忧后乐、进亦忧退亦忧，等等。忧，具有很重要的道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然而，这个道理，似乎没有“直奔主题”，没有“坐落”到目的上——忧患是为了图强，而图强又必须先进。如今，我国人民先进意识大大增强，国家也正在欣欣向荣地强大起来。这是个大醒、大幸。然而，世界风云变幻，“落后就要挨打”还将是一个长久而严酷的现实。因此，面对78年后的“九一八”，正如中央领导同志指出，“居安思危”应成为我们须臾不可忘却的忧患意识。
史路迢迢，多有一鉴：“兢兢以强，迤迤乃亡”；“盛世不怠，奋发图强”。惟有人人不怠，才有举国不怠；惟有举国不怠，我们民族才能长盛不衰，明天才会更加美好。
策动人员“九一八”事变的策动者及其结局
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盘踞在我国东北境内的日本关东军精心策划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拉开了日本侵华战争的序幕。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土肥原贤二，是“九一八”事变的直接策划者和实施者。
坂垣征四郎被称为关东军的“大刀”。他１９１６年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后，任陆军参谋本部中国课课员，１９１９年任中国驻军参谋，之后任云南、汉口等处日军特务机关长，１９２９年任关东军高级参谋。１９３０年６月，坂垣征四郎在与石原莞尔进行了多次密谋后，组织了横跨中国东北三省的“参谋旅行”。“参谋旅行”是他们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前哨战。他们在哈尔滨、锦州、旅顺等地制定了日军在这些地区作战的攻防战略，在“旅行”中提出了日本占领满蒙的计划，并称，“在对俄作战上，满蒙是主要战场，在对美作战上，满蒙是补给的源泉。实际上，满蒙在对美、俄、中的作战上，都有最大的关系”。
石原莞尔被称为关东军的“大脑”。１９１８年，他以全校第二名的总成绩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当时曾有人评价说，石原莞尔的头脑是陆军大学“有史以来第一的头脑”。１９２２年，他留学德国，研究过拿破仑军事思想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史，但他的全部兴趣和爱好，都集中在如何完成日本的侵略扩张方面。１９２８年１０月，他由日本陆军大学教官调任关东军作战参谋，与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形成团伙，策划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土肥原贤二是日军中的“中国通”。他１９１２年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后，任职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随即被派往中国，开始了长达３０年的特务生涯。他能讲一口流利的北京话，还会讲几种中国方言，１９３０年任天津特务机关长，“九一八” 事变前３０天，他调任沈阳特务机关长。虽然“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他不在沈阳，但由他主持的土肥原特务机关却是发动事变的中心。事变发生后３天，土肥原贤二即从东京返回，就任沈阳市市长。
“九一八”事变后，坂垣征四郎任沈阳特务机关长、伪满洲国军政最高顾问，１９３６年任关东军参谋长，并在１９３７年以日军第五师团长的身份率日军入侵中国华北。战后，他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为甲级战犯，并于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２３日被处以绞刑。
事变后，石原莞尔被任命为关东军副参谋长，后升任日本陆军中将。１９４５年日本战败投降后，石原莞尔见风使舵、混淆视听，逃脱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１９４９年８月１５日，他因膀胱癌病死家中，终年６０岁。
“九一八”事变后，土肥原贤二还参与策划了一系列侵略中国的阴谋事件，如“华北自治”、扶植汪精卫伪政权、“张北事件”“七七”事变等。日本战败投降后，土肥原贤二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为甲级战犯，并处以绞刑。
1931年日军为取得更大利益，于当年9月18日突然对东北军发动攻击。在不抵抗命令下，东北军撤出东北，日本策划为满州国，从此东北民众开始了日军统治的14年悲惨生涯。抗战胜利后，每年的9月18日被中国人视为国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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