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惨案，是日本法西斯在中国所犯严重罪行之一，是中国现代史上极其惨痛的一页。虽然日本当时当权者和以后当权者中的许多人竭力否认有这样的惨案，企图隐瞒事实真相，但事实就是事实，不断有身经这个惨案的人(包括当时的日本军人)提供了揭露惨案真相的材料。
20世纪30年代，明妮·魏特琳女士担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院长和教育系主任，身后留下了一部日记，其中详细记载了她亲身经历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行，以及此后数年间日军在南京实施殖民统治的情况。 从1937年8月12日开始，到1940年4月，她几乎每天都坚持写日记，并每月定期将其邮寄给美国好友，以便她们更好地了解中国时事。当时在美国的好友认为魏特琳的日记很有价值，于是将它寄给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的《同学》(The Classmate)上发表。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们在整理传教士档案资料时，发现了魏特琳日记原稿。90年代初，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特藏室的斯茉利女士，鉴于魏特琳日记具有极高的档案史料价值，对魏特琳日记原稿进行了整理，并将其制成缩微胶卷，供历史档案学者研究使用。
由于魏特琳当时所在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是专门收容妇女难民的难民所，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这里成了日军实行性暴力的重要目标，作为该难民所的负责人，魏特琳的个人亲历档案———日记，就是揭露侵华日军性暴行最具说服力的证据，如日军屠城的第二天(1937年12月17日星期五)：“又有许多疲惫不堪、神情惊恐的妇女来了，说她们过了一个恐怖之夜。日本兵不断地光顾她们的家。从12岁的少女到60岁的老妇都被强奸。丈夫们被迫离开卧室，怀孕的妻子被刺刀剖腹。”如1937年12月16日(星期四)的一段日记：“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无辜、勤劳的农民和工人被杀害。我们让所有40岁以上的妇女回家与她们的丈夫及儿子在一起，仅让她们的女儿和儿媳留下。今夜我们要照看四千多名妇女和儿童。不知道在这种压力下我们还能坚持多久，这是一种无以名状的恐怖。”魏特琳自己说，她的日记是“抽空写的———有些是在空袭的间隙写的；有些是经过一天漫长而繁忙的工作后于夜晚写的”(1937年9月26日)，但这并不影响它的重要价值，反而让后人钦佩她人格的魅力。
魏特琳作为南京大屠杀的重要见证人，她在日记中写道：“我们这些人认为战争是民族的罪行，是违反在天地万物心灵深处创世精神的一种罪过，但我们可以把自己的力量奉献给那些无辜受害者，以及献给那些家庭被烧、被抢，或是那些在战争时期被大炮、飞机炸伤的人，帮助他们康复。”一次，她看见一个中国小男孩戴着这样的臂章来给住在金女大的姐姐送饭，便上前对那小孩说：“你不用佩戴太阳旗，你是中国人，你们的国家没有亡！你要记住是哪年哪月戴过这个东西的，你永远不要忘记！”说着，她帮那个男孩把那臂章取了下来。她在日记中写道：“从军事角度而言，占领南京也许会被认为是日军的一个胜利，但从道义方面而言，这是失败，是日本民族的耻辱。”
《魏特琳日记》第一部分
华群教授离开本校已六年半了，她的去世，也已五年半了，然而我们还觉得像昨天的事情，这是因为她那伟大的人格，永远留在人们心里的关系。华教授于公元一八八六年生于美国伊利诺州，龆龄就学，聪颖过人。卒业于该州大学，得文学士学位，后进芝加哥及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得硕士学位。
第二部分
今天是元旦!1938年的第一天。人们不再说“新年好”，而是说“祝你平安”。我们有9个人出席了7时30分的祷告，我们想，以后每天都进行这一活动。由于我们同外界的联系被彻底切断，因此为别人祈祷只能是靠想象。我们不知道朋友们的情况。
第三部分
写了一上午的信。中午在格蕾斯·杨家中吃午餐。她向我讲述了她的身为苏大校长的哥哥和他的学生、教师们的长途跋涉。去年秋天他们在苏州开学，后移到湖州，又搬到皖南的山区，现在到了上海。她说，经常听见他晚上在地板上走来走去，大学校长应承担的责任给了他沉重的压力。
第四部分
今天太阳约出了一个小时，然后就被云彩挡住了，天转阴了，这多少令人有些扫兴。我们听说街上有许多喝醉酒的士兵，还有一人被汽车撞倒了，幸好是被日本汽车撞倒的。早上我又呆在家里，因为可能有客人来访。
第五部分
我早晨5时即起床，并理好行装。6时30分，我与瑟斯顿夫人一起吃了早饭，7时动身去下关火车站。我们乘坐两辆汽车，学校送信的魏带着行李乘一辆车，哈丽雅特、李先生和我乘另一辆车。我们很顺利地通过了城门，只是李先生和魏被迫下车脱帽致敬。
第六部分
下午3时～4时，我在办公室里写信，4时30分，我去美国大使馆参加新年招待会。4时～5时，大使馆招待的是亲纳粹的德国人；6时～7时则招待反纳粹的德国人。6时30分，瑟斯顿夫人和我去明德中学，想和默多克(Murdock)三姐妹叙谈，不一会儿她们应该就能从怀远抵达南京了，但结果是晚上8时才到。她们说，昨天整整一夜，怀远这个小城到处都能听到日本人开枪射击的声音，据说，游击队已到了离怀远城不到10里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