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nyu
hanyu 汉语的拼音
拼音
【拼音】 [pīn yīn]
【英语】 [pinyin]
a phonetic transcription
汉语拼音Chinese phonetic alphabets,Chinese Pinyin，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汉字注音拉丁化方案,于1955年—1957年文字改革时被原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现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研究制定。
汉语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之一，是至今通用语言时间最长的语言之一。汉语的历史演变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汉语的书写系统——汉字，非表音文字，不能如表音文字那样直接知道同一个字历史上的发音。幸运的是，在汉字(特别是形声字)、诗歌的韵律以及对外国人名的翻译中可以找到有效的信息。
上古汉语
相传黄帝时中原有“万国”，夏朝时还有三千国，周初分封八百诸侯，而“五方之民，言语不通”(《礼记·王制》)。
上古汉语存在于周朝前期和中期(公元前11到前7世纪)，文字记录有青铜器上的刻铭、《诗经》、历史书书经以及部分《易经》。
据《礼记·中庸》第二十八章记载：“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可见周朝建立时期就开始实行语言文字的统一。
春秋初期，见于记载的诸侯国还有170多个。至战国时期，形成“七雄”，“诸侯力政，不统于王，……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说文解字·叙》)。
先秦诸子百家在著作中使用被称为“雅言”的共同语。“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语·述而》)
秦朝重新统一之后，进一步规范了文字，以小篆作为正式官方文字。
古代汉语
这种汉语使用于隋朝、唐朝和宋朝(公元7世纪到10世纪)，可以分为《切韵》(公元601年)涉及到的早期以及《广韵》(公元10世纪)所反映的晚期。高本汉把这个阶段称为“古代汉语”。
语言学家已能较自信地重构中古汉语的语音系统。这种证据来自几个方面：多样的现代方言、韵书以及对外语的翻译。
正如印欧语系的语言可以由现代印欧语言重构一样，中古汉语也可以由方言重建。另外，中国古代的文学家花费了很大的精力来总结汉语的语音体系，这些资料仍然是现代语言学家工作的基础。最后，汉语的语音可以从对外国语言的翻译中了解到。
近代汉语
近代汉语是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之间以早期白话文献为代表的汉语。
近代汉语指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之间以早期白话文献为代表的汉语。
近代汉语上下限的划分
关于下限，诸家的看法比较接近。关于上限，观点相去较远，最早的定为5世纪(六朝)，最晚的定为13世纪(宋末元初)，前后相差800多年。 本条目采用“宋末元初说”。
标准语
从明代至20世纪40年代，汉语标准语称为“官话”。
官话一词后来又用作北方方言的统称。
语音
官话音
明初《洪武正韵》尚保留中古全浊声母、辅音韵尾[-p、-t、-k、-m、-n、-ŋ]和四声格局，不久，这些都被改变。
其后数百年间官话的声母和声调相对稳定——
声母：共21个。全浊声母消失，平声变成送气清音，仄声变成不送气清音。
韵母：见系开口二等腭化韵与相应三、四等韵混同;[-m]并入[-n];[-p、-t、-k]合为[-ʔ]，入声韵改配阴声韵。
声调：平声分为阴平和阳平，全浊上声字并入去声，入声始终存在。
北音
元末明初编写的供朝鲜人学习汉语用的课本《老乞大》和《朴通事》都采用了北京语音为标准。
元代周德清于1324年撰写的《中原音韵》已经形成了现代北方话的雏形。
现代汉语
现代汉语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汉语。
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
共同语的基础方言
作为民族共同语基础的方言叫基础方言。北方方言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基础方言。
形成共同语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
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是符合人们使用汉语的客观情况的。任何一个民族的共同语都需要有一个地点方言的语音作为标准音，而不能把不同地方的语音拼凑成一种标准音，汉民族共同语也是这样。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是我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辽、金、元、明、清以来的800多年，大多以北京作为都城，北京成为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因此，北京话的影响逐渐显著，地位日益重要，北京话作为官府的通用语言即“官话”传播到了全国各地。“五四”运动以后的“国语”、“国音”也都以北京语音作为标准音，以北京语音为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标准音，是大势所趋。需要注意的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是指以北京语音系统作为普通话的语音标准，并不包括北京人口语中的土音以及过多的轻声、儿化现象等。
书面语和口语
书面语和口语的差别一直相当大。在“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以前，书面语和口语的区别实际上是古今语的区别。以唐宋时代为例，当时人口里说的是白话，笔下写的是文言，即以先秦诸子和《左传》《史记》等广泛传诵的名篇为范本的古文文体。这种情形往上大概可以推到两汉时期。往下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叶。孙中山1925年立的遗嘱就还是用文言写的。不过2000年来作为书面语的文言本身也在变化。仿古终归难以乱真，后世人模仿古语不可能不受当时口语的影响。有人指出韩愈的文章里就有明显的不合先秦语法的地方。清代桐城派古文家模仿先秦文和唐宋古文家的文章，结果当然更为驳杂。清末梁启超用一种浅显的文言文写政论文章。由于通俗易懂，风行一时，为报章杂志所广泛采用。目前台湾、香港以及海外中文报刊多数仍旧沿用这种文体。五四运动时期开展的文学革命提出了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主张。这场运动席卷全国，影响深远。短短几年之间，白话文学就站稳了脚跟。不过这种白话文学作品的语言并不是真正的口语，而是拿北方官话做底子，又受到明清白话小说相当大的影响，还带着不同程度的方言成分以及不少新兴词汇和欧化句法的混合的文体。鲁迅的作品可以作为这种文体的典型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