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馆简介1902年，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建立，是我国最早的现代新型图书馆之一。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藏书楼改名为北京大学图书馆。百余年来，北京大学图书馆经历了筚路蓝缕的初创时期、传播新思想的新文化运动时期、建成独立现代馆舍的发展时期、艰苦卓绝的西南联大时期、面向现代化的开放时期。如今，她已发展成为资源丰富、现代化、综合性、开放式的研究型图书馆。
一百多年来，经过几代北大图书馆人的辛勤努力，北京大学图书馆形成了宏大丰富、学科齐全、珍品荟萃的馆藏体系。到2005年为止，拥有藏书600余万册。馆藏中以150万册中文古籍为世界瞩目，其中20万册5至18世纪的珍贵书籍，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此外，外文善本、金石拓片、1949年前出版物的收藏均名列国内图书馆前茅，为研究家所珍视。近年来大量引进的国内外数字资源，包括各类数据库、电
子期刊、电子图书和学位论文在内已达到数十万种，深受读者欢迎。
北京大学图书馆不仅馆藏丰富，而且群星璀璨。毛泽东、李大钊、章士钊、顾颉刚、袁同礼、 向达等名人学者曾在图书馆工作，蔡元培、蒋梦麟、胡适等校长留下了关心图书馆发展的佳话。他们都为图书馆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多年来，北京大学图书馆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邓小平同志亲自为图书馆题写馆名“北京大学图书馆”，江泽民同志为北京大学图书馆题词“百年书城”。
2000年北京大学与北京医科大学合并，原北京医科大学图书馆改称北京大学医学图书馆，拥有馆舍面积10200平方米，阅览座位1000余个；现有藏书34万余册，以生物学、医学、卫生学和医药类为主；中外文期刊4000种。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舍历经变迁，目前的馆舍由1975年建成的西楼和1998年李嘉诚先生捐资兴建的东楼组成。2005年西楼改造工程完成，馆舍面貌焕然一新，至此总面积已近53000平米，阅览座位4000余个。馆舍水平的提升为图书馆面向现代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北京大学图书馆新馆于96年7月动工，98年5月北大百年校庆期间竣工，成为庆典工程，98年12月中旬正式开放使用。北大图书馆新馆坐落于未名湖南岸、旧图书馆东侧，与旧馆、大草坪相连，新馆由主楼、南配楼、北配楼三部分组成，建筑面积27000平方米，提供2000个座位，可藏书300万册。整座图书馆采用民族化建筑设计风格，内部采用计算机网络系统、光盘数据存储与检索服务系统、数字通信和音像设备、自动化安全监控等当今国际上先进技术设计和系统。
新图书馆落成后，北京大学图书馆新旧馆相连总面积超过51000平方米，可容纳藏书650万册，提供阅览座位4000多个，全馆设有采访部、编目部、期刊部、流通阅览部、信息谘询部、自动化部、自动化研究开发部、古籍特藏部、视听资料室、文献服务部、总务科、保安部、馆长办公室及行政部门等。
北京大学图书馆一直把“以研究为基础，以服务为主导”作为办馆宗旨，为读者提供书刊借阅、资源查询、信息与课题咨询、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用户培训、教学参考资料、多媒体点播等服务，成为北京大学教学科研中最重要的公共服务体系之一。
北京大学图书馆非常重视数字图书馆的研究和建设。于2000年成立的数字图书馆研究所开展了有关数字图书馆模式、标准规范（元数据、数字加工标准等）、关键技术、互操作层与互操作标准等的研究，并开始进行小规模应用实践，为北京大学数字图书馆的建设奠定了技术基础。
为加强本校文献资源建设的整体规划，实现文献资源的最佳利用，为教学科研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服务，北大图书馆正在全面实施“北京大学图书馆系统建设”，
即以“资源共享、服务共建、文献分藏、读者分流”为思路，在全校实现自动化系统、文献建设、读者服务、资源数字化、业务培训的统一协调。2005年底, 已经有15个院系图书馆成为分馆，初步形成了北京大学资源与服务共享体系。
目前 “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的管理中心和全国文理中心、 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CASHL）、教育部高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秘书处 、中国图书馆学会高校分会秘书处等机构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北大图书馆因此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文献资源共享的重要枢纽，为高校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北京大学图书馆不仅以雄伟壮观的建筑跻身北京大学著名的“一塔湖图”三景，更以博大精深的丰富馆藏、深沉蕴藉的精神魅力吸引着无数知识追求者。多少大师在这里读书思索，无数学子在这里徜徉书海，她见证了名师的学术辉煌，传承着北大的学术命脉，她已经成为北大人心中的知识圣殿。
前身为京师大学堂藏书楼。1898年7月清政府建立京师大学堂时，因图书很少, 未设专门管理机构。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校舍被占，图书被毁，1902年1月复校，10月设藏书楼。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名北京大学，藏书楼改称图书部。1930年改称图书馆。藏书楼初建时，调拨了江苏、 浙江、 湖北、广东、江西和湖南诸省官书局所印行的图书，收入了藏书家方功惠碧琳琅馆藏书，加上采购和受赠的一些图书，构成最早的馆藏。
著名学者、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于1918年至1921年任图书部主任。他锐意改革，主张各类图书兼容，中外文化并存，推行外国图书馆的先进经验,提倡开架阅览,认为图书馆员也应是“助教”。在他的影响下，北京大学图书部从旧式的藏书楼转变为新式的图书馆，馆藏结构有了很大变化,迅速成为荟萃古今中外文化典籍之所。与此同时,毛泽东也曾担任过北京大学图书部助理员。1937年 7月日本全面侵华，北平沦陷，北京大学南迁，图书馆藏书未及撤出。1938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与南开大学在云南昆明共同组建西南联合大学，建立了西南联合大学图书馆。1946年北京大学在北平复校，图书馆收回原有藏书。1952年，燕京大学与北京大学合并，燕京 大学图书馆全部藏书并入该馆，此后，馆藏量大增，质量不断提高。文化大革命期间馆藏完好无损。
至1990年初,馆藏逾410万册，收藏范围包括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文学、艺术等各个学科、专业领域,有中、英、俄、日等20多个文种。中文图书260多万册，其中古籍约160万册，有稿本、善本约1.7万种，16万册，内含敦煌文献212种，以及不少孤本。藏书楼初建时入藏的方功惠碧琳琅馆藏书、1937年入藏的马廉不登大雅之堂藏书、1946年入藏的李盛铎木犀轩藏书等大多具有重要价值。馆藏中国地方志7000余种。外文图书约100万册,其中有许多珍本。如有1533年版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以及17、18世纪的著名文献。
馆藏报刊超过2.4万种、约50万册(合订本)，其中有维新派刊物《时务报》全套、《新青年》全套、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油印机关刊物《少年》、1871年法国巴黎公社出版的政治刊物《杜歇老爹报》全套、第三国际的机关刊物《共产国际》、英国出版的著名自然科学刊物《自然》(1869年创刊)全套。还有缩微胶卷约12万米,缩微平片约2万张以及一批录音带、录像带和磁带、磁盘、光盘等多种载体的文献资料。馆藏以每年10多万册的速度增长，每年订购报刊7000种左右。与世界上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500多个图书馆及其他学术机构有书刊交换关系。
总馆馆舍面积2.45万平方米。阅览室21个，阅览座位近1500个。校内大多数系(研究所)还设有图书室或资料室。年借书量超过120万册次,另有50多万册图书开架阅览。还为读者提供包括国际联机检索在内的情报服务。该馆与国内许多图书馆有馆际互借关系。
到1990年底有工作人员300多人，其中研究馆员4人，副研究馆员、副教授32人。全国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秘书处曾设于该馆。
该馆的电子计算机管理系统已部分投入使用。为北京地区部分图书馆研制的“西文图书联合目录”计算机系统已研制完成。该馆还开展缩微复制工作。
历史沿革回顾北京大学图书馆一百多年来走过的历程，许多名人学者为图书馆的建设倾尽心血，更有无数北大图书馆人撒下无私的汗水。北大名师的皇皇巨著，北大学子的健康成长，都与北大图书馆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北京大学图书馆寄托了几代北大人发愤学习，振兴中华的梦想，她不仅是燕园的亮丽风景，更是北大人心中的知识圣殿。
一．馆藏：百年搜求，蔚为大观
早在京师大学堂成立之初，原强学会和官书局的藏书归入京师大学堂，这是京师大学堂的第一批藏书，可惜这批图书多毁于庚子事变。
1902年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其藏书成为京师大学堂复校后的第一批藏书。
1904年，接受巴陵方氏碧琳琅馆藏书捐赠，这是北京大学图书馆接受的第一批重要个人捐赠，成为馆藏善本图书的基础。
民国初年，校友周慕西博士、日本阪谷男爵、英国教授亚当士、黄树因讲师等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赠书，馆藏得到很大补充。
1917年初，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蔡校长非常重视图书馆建设，积极筹措图书经费，从1918年到1922年，李大钊任主任的北大图书馆藏书每年增长一万册左右。
1930年12月，蒋梦麟任北京大学校长，以全校经费的五分之一作为图书仪器购置费，使得馆藏增长较快，此次发展的黄金时期因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而被迫中断。
1946年至1949年期间，藏书发展较快，成为仅次于北平图书馆的全国第二大图书馆。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原燕京大学约50万册馆藏并入北大图书馆，馆藏得到极大的增加，在古籍善本以及西文藏书方面都更加丰富，更具特色。院系调整时，原存北大研究所的以著名“艺风堂”、“柳风堂”为主体的金石拓片调归北大图书馆，这样，加上原有的藏拓，北大图书馆在拓片收藏方面独具特色，居国内图书馆前列。
近年来，美国总统克林顿赠书、日本友人正木龙树先生连续十四年赠书、哈佛大学方志彤先生珍贵外文赠书，以及图书馆所设“北大文库”等专藏机构，使图书馆补充了大量珍贵馆藏。
1999年北京大学实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图书馆经费得到前所未有的增加，基本上能够确保国内中文学术图书、期刊的订购，同时增加外文期刊订购，大量引进和自建电子期刊、电子图书、数据库、多媒体资源等新型文献资源，使北大图书馆的文献资源建设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发展阶段。截止到2005年，已收藏书刊600万册，电子资源数十万种。
二．人物：百年风云沧桑巨变，几代名人独立潮头
1917年，蔡元培先生任北京大学校长，不仅开创了北京大学历史上思想自由、学术繁荣的黄金时代，而且对北大图书馆的发展也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蔡元培先
生一直把办好图书馆作为整个教育事业的一部分，他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提出筹措款项，多购新书的主张，同时积极动员社会捐书，并为建筑新馆奔走募捐。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此项计划未能实现，但蔡校长的首倡之功不可埋没。蔡元培校长对北大图书馆发展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于1918年聘任李大钊为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
1918年，李大钊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是北京大学图书馆历史上具有开创和革新精神的图书馆馆长，在他主持图书馆工作的四年中，对图书馆进行整顿和改革，建立发展规划、完善规章制度；积极配合教学改革；调整图书馆机构和工作人员队伍；加强和改善读者服务工作；学习和借鉴国内外图书馆的先进经验和做法；提出“兼容互需”的藏书建设方针，积极引进新思想书籍，使北大图书馆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新文化的重要基地。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北大图书馆逐步发展成为国内领先、具有重大影响的大学图书馆。
1923年，袁同礼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他是国内图书馆界第一批具有现代图书馆学知识背景的专才，在任北大图书馆主任三年期间，他积极采用西方新式管理方法，组织人员清理大量积压的西文书刊，编辑馆藏书本式目录，使北大图书馆在艰苦的条件下能够维持局面，并有所发展。
1929年，马衡任图书馆主任，邀请武昌文华大学图书馆专科的高年级学生帮助整理积压西文书籍，公布新拟定的《图书馆借书规则》，整顿读者借阅混乱的状况，同时组织出版《北大图书部月刊》，这是北大图书馆历史上第一次出版月刊。
1930年，蒋梦麟任北京大学校长，他非常重视图书馆建设，在他的主持下，图书馆的地位得到提升，成为校长直接领导的机构，并专门成立了校图书委员会，规定以全校经费的五分之一作为图书仪器经费，同时准备筹集资金兴建新馆。1935年，新馆建成后，蒋梦麟校长亲自担任图书馆馆长，对图书馆的繁荣发展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
1931年，毛准任图书馆馆长，他曾两任图书馆馆长，是1949年前北京大学图书馆历史上任职较长的馆长之一，也是对北大图书馆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馆长之一。毛准任馆长后，首先顺利完成新馆建成前松公府临时馆舍的搬迁，同时积极开展新馆建设工作。毛准主持松公府馆舍期间，修订各种规章制度，读者服务工作有很大改善，藏书得到较快增长，着手建立完善的卡片式目录体系，编制各种书目，在《北京大学周刊》上开辟《图书馆副刊》，作为对读者宣传的主要刊物。1946年，毛准再次担任北大图书馆馆长，直至1949年。此间北大图书馆藏书增长迅速，成为国内仅次于北平图书馆的第二大图书馆，编目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开馆时间和总阅览量有很大的增加。
1935年新馆建成后，严文郁任图书馆主任。严文郁早年毕业于武昌文华学校图书馆专科，曾赴海外图书馆工作，抗战期间曾任西南联大图书馆主任。严文郁主持图书馆工作期间，经费充裕稳定，藏书发展较快，积极改革和调整图书馆组织机构，改进编目制度，完成了反映全部馆藏的卡片目录体系，改进图书采访方法，加强读者服务工作，使北京大学图书馆在此时期各项工作得到很好的发展，成为北京大学图书馆历史上的黄金时期之一。
1946年，胡适任北京大学校长，胡适一直关心支持图书馆事业，任校长后，亲自过问图书馆事务，以英美模式为指导，对北大图书馆的发展起到重要的积极影
响。
1949年，向达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成为北平解放后的第一任馆长。他首先建立由馆内外人员组成的馆务会议，作为过渡管理机构。在1952年院系调整，在他的主持下，顺利完成迁入燕京大学图书馆馆舍、燕京大学图书馆藏书的并入以及与其他院校的藏书调入调出，同时组成了新的图书馆领导机构和人员队伍。作为历史学家，向达非常注重中国传统文献的收藏，在任期间收购了一些珍贵古籍文献，如从隆福寺、琉璃厂等地访求了一批敦煌卷子，成为北大图书馆相关收藏的基础。
三．馆舍：从公主府到燕园，从传统到现代
图书馆馆舍直接影响到藏书建设的发展和读者服务工作，宽敞的馆舍和现代化的设施，是办好图书馆的最基本的物质条件之一。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走过的百年历程中，馆舍几经迁徙，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狭小到宏大，从传统到现代的发展过程。
1902年，大学堂藏书楼以地安门内马神庙的和嘉公主府梳妆楼为馆舍正式成立。
1918年10月，李大钊任主任的北大图书馆迁入沙滩红楼一层，并且设立两处分馆，馆舍条件得到改善。同时计划在海内外募集资金，建筑新馆。
1935年9月，北京大学图书馆新馆终于落成并正式接待读者，这是北大图书馆拥有比较现代的独立馆舍的开始。新馆建筑面积6600平方米，可容纳图书30余万册，采用当时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是当时国内第一流的图书馆。当时新馆的建成，进一步扩大了图书馆对读者的开放性，使整体布局趋于合理，便于现代化的管理，为北大图书馆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北京大学迁入燕京大学校园，燕京大学图书馆并入北京大学图书馆，经过调整，形成以原燕京大学图书馆为总馆的新的格局。由于燕京图书馆馆舍较小，加之大量燕京大学图书馆藏书的并入，馆舍条件非常紧张，从院系调整之初，就提出兴建新馆的问题，并得到周恩来总理的重视，但由于种种因素未能落实。
到七十年代，北大图书馆馆舍条件非常困难，藏书分散在十五个地方，对于管理和借阅都造成很大的困难。经过积极争取，1975年初，新的图书馆在燕园中心落成，总面积达24，000多平米，阅览座位2，400个，可容纳藏书360万册，是当时国内建筑面积最大、馆舍条件最好的图书馆，为文革后图书馆的恢复发展奠定了基础。（该馆舍后被称为“西楼”）。
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之际，由香港实业家李嘉诚先生捐资兴建的新馆（东楼）落成，新馆在设计上具有面向现代计算机和网络技术未来发展的前瞻性，大开间布局，与旧馆完美对接，总建筑面积达到51000多平米，在建筑规模上成为当时亚洲第一大高校图书馆，成为北大图书馆历史上第一座具有世界影响的馆舍。新馆建成后，在网络电子资源、读者服务等方面都取得了飞速的发展。
2005年，由教育部和北京大学拨款，对图书馆西楼重新进行了改造和修缮。至此，图书馆总面积已接近53，000平方米，阅览座位4，100多个，为创办世界一流大学图书馆提供了良好的馆舍条件。
四．业务管理：从向西方学习，到独具一格
京师大学堂成立时，梁启超代总理衙门起草的《京师大学堂章程》即明确提出“今设一大藏书楼，广集中西要籍，以供士林浏览，以广天下风气。”说明无论从藏书内容，还是读者范围来讲，将要建立的京师大学堂藏书楼都不同于传统藏书楼，而具有近现代图书馆的性质。藏书楼不仅收藏西学书籍，而且在管理和体制上也以西方近代图书馆为楷模。
应该说北京大学图书馆百年历史是中国图书馆事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一个缩影，百年历史，经历了从向西方学习，到独立发展、独具特色的发展过程。
大学堂藏书楼成立之初，就着手制定规章制度，包括工作人员的职责和权限；图书收藏和整理方法；藏书借阅方式；教学用书的提供办法；禁规和违禁处理办法等，体现了向西方近代图书馆的过渡，不仅在北大图书馆历史上具有开创性，而且对国内其他图书馆也具有示范作用。
民国初年，图书馆管理混乱，藏书散失十分严重。
1918年至1922年李大钊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他在任期间对图书馆管理做出了重大调整，首先是制订了图书馆历史上第一个业务工作章程——《北京大学总务处图书部实行条例》，提出了详细的职责分工和工作要求。其次，调整图书馆机构，使之更适合现代大学图书馆的要求。同时在目录设置、书刊采购、借阅制度等方面学习国内外先进图书馆经验。在图书编目方面，开始采用杜威十进分类法，略作修改。
1923年袁同礼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在三年的馆长任期间，袁同礼致力于采用西方新式的管理方法整顿图书馆，清理积压西文书刊，编辑馆藏目录。1931年毛准任图书馆馆长期间，组织编制了各种馆藏书本式目录：《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方志目录》、《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1935年，北京大学图书馆正式采用皮高品《中国图书十进分分类法》，一直延续到1975年改用《中国图书分类法》为止。
1935年，北京大学图书馆迁入新馆后，经过一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反映全部馆藏的卡片目录体系。中文、西文图书分为书名、著者、分类三套目录。1936年编制出版了《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丛书目录》、《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期刊目录》。1947年起，开始编制《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每月编成中日西文书目》。
1952年院系调整，燕京大学图书馆并入北京大学图书馆，在机构上进行了重组，同时调整图书编目规则，中文书继续沿用皮高品的《中国图书十进分类法》，西文图书沿用燕京大学采用的《杜威十进分类法》。1954年至1957年，先后制定了《中文编目股工作条例》、《西文编目股工作条例》、《俄文编目股工作条例》、《期刊编目股工作条例》、《采访部工作手册》等业务规范。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北大图书馆沿用燕京大学图书馆的做法，依据《美国国会图书馆主题表》编制主题目录，除文革中数年中断，一直沿用至今，成为国内最为完整的西文主题目录。
由于解放前北京大学图书馆积压了大量的未编书，加之院系调整时大量图书调入，北京大学图书馆面临着大量的积压未编图书的问题，图书馆发动员工进行突击整理，对旧书刊进行整理编目，尽快提供给读者使用。
改革开放后，图书馆编目努力实现文献工作标准化，1983年，西文图书编目率先采用“国际标准书目著录”格式和“英美编目条例”，建立了规范文档。1984年，中文图书编目采用国家标准《普通图书著录规则》。同时，图书馆开始进行编目自动化的研究与实践，1990年西文图书正式开始利用光盘及其软件进行机编，1991年开始中文书目数据库建设。
90年代初，在建立了书目数据库的基础上，图书馆正式启用图书馆自动化系统，并提供OPAC检索和计算机借还书服务。1999年，图书馆引起美国SIRSI公司的
UNICORN自动化集成管理系统，此系统体现了近年来信息技术的最新发展，并具有很强的中文信息处理能力和发展潜力。系统的使用，极大地促进了图书馆的业务管理科学化，图书馆借此疏理了业务流程，调整了业务部门设置，并于2000年在馆内出版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业务工作规范》（试行稿），进一步明确了工作流程和各项规章制度，实现了图书馆的各项业务工作科学化、规范化管理。在此基础上，组织管理方面也逐步得以完善，通过规定工作流程、科学设岗，实行岗位聘任和岗位津贴制度，这对于调动员工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起到很大作用。
除Unicorn系统外，为保证各项业务工作的顺利进行，图书馆还引进和开发了其它各类计算机系统，如数字资源加工系统群、数字化服务系统群，形成了一系列的信息加工和服务的平台：元数据著录系统、学位论文提交和发布系统、古文献发布系统（秘籍琳琅）、北大名师、北京历史地理数据库、统一检索平台、虚拟咨询系统、网络培训系统、科技查新系统、馆际互借和文献传递系统、学科导航系统、电子资源导航系统、统一认证系统、数字图书馆门户系统等。
1999年起，图书馆开始配合CALIS联合目录部进行联机合作编目的实验，并于2000年正式加入此项目。自此，编目工作真正实现了标准化。
在文献资源建设方面，图书馆一直致力于适合于北京大学教学科研的文献资源的收集，为此，图书馆专门成立了“文献资源建设委员会”，这有力地保证了文献入藏的种类和数量，从而保证了教学科研用书。
在读者服务管理方面，图书馆成立了专门的“读者服务委员会”，定期与学生和教师座谈，收集读者的意见，改进图书馆的工作，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得到了全校广大师生的称赞。
五．读者服务：从被动到主动，从简单到完善
现代图书馆的核心任务就是把丰富的文献资源提供给读者。百年来，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读者服务从最初简陋、被动、闭架的形式，发展到今天全面、主动、开放
的格局。回首当年的艰苦创业，我们当更加珍惜今天难得的条件和机遇。
京师大学堂藏书楼成立之初，采取严格的闭架借阅方式，每年暑假前，所结书刊都要归还，同时根据教学需要，提供教学用书。
民国初年，开辟了中文阅览室和西文阅览室，制定了《图书馆阅览室规则》。但存在仍以收藏为重点，开馆时间很短，目录残缺不便利用等问题。
1918年至1922年李大钊任图书馆主任期间，提出图书馆工作要配合学校教学改革，并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增加教学用书复本，延长开馆时间，增设教师阅览室，在《北大日刊》上介绍新到书刊，举行书刊展览陈列等等。同时，李大钊还提出了实行开架式阅览的设想，可惜由于当时馆舍条件的限制没有实现。
1931年毛准任图书馆馆长，并组织迁入新馆建成前的松公府临时馆舍，这一时期的北大图书馆读者服务工作水平有了较大提高，服务方式更加灵活周到。
1935年新馆建成后，增加了开馆时间，每周开馆时间达到76小时，同时增加新的服务：设立研究室24间，开展馆际互借等。
1952年院系调整后，形成了以燕京大学图书馆为中心的三个主要借阅处，共有阅览座位1700多个，到五十年代末期借阅处增加到八处，读者服务规模得到很大扩大。在服务方式方面，增加了学生读者的服务工作，对教师读者的服务工作也不断丰富和加强，专门设立教师借书处，设立教师专用阅览室等。
文革之后，图书馆重新调整读者服务体系，加强基础性工作，在国内高校图书馆率先尝试开架借阅，并于1984年明确提出使开架借阅量达到70%以上的目标。到80年代末期，开架书刊已超过50万册。在藏书组织体系方面提出三线藏书的建设目标：一线藏书为开架借阅，二线藏书为基本书库和总出纳台，三线藏书为复本书库和善本、旧报刊等。逐步建立以学科文献为中心的文献情报服务系统，各专业阅览室开展相关参考咨询工作，编制二次文献揭示馆藏。1984年，北大图书馆在国内大学图书馆率先成立了国际联机情报检索组。1988年成立“北京大学文库”，同时成立了美国、苏联、加拿大等文献情报中心。同时，进行馆藏珍贵资源的缩微工作，为方便阅览和保存馆藏做出了努力。
80年代以来，图书馆引进并自主开发了图书馆自动化系统，随之建立了机读的馆藏目录，逐步由浅入深实现了图书馆服务工作的自动化。1999年UNICORN系统的引进与使用，使资源查询、书刊借阅、预约、EMAIL发送各类到期、过期及催还通知、异地借还书等基础读者服务工作得以深化。
90年代起，除书本式文献外，图书馆大量引进国内外光盘及网络数据库以及多媒体资源，建立了电子资源检索室，初步实现了数字化及多媒体服务的环境。随着资源的增加，服务量的也随之增加，数据库的数量和访问量均居国内高校图书馆之首。
图书馆非常重视读者培训工作，除正常的新生培训外，为揭示馆藏，提高读者检索利用馆藏资源的能力，图书馆还从1999年起，不定期举办“一小时讲座”，深受读者欢迎。接着在学校开设了公共课“电子资源的检索与利用”，使学生充分掌握在网上查找知识的技能，并使图书馆的资源得到了更好的利用。
今天，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读者服务工作已经揭开了新的篇章，图书馆充分利用新的馆舍条件和现代计算机网络技术所带来的新的机遇，改善读者阅览环境，实行开放式、大开间开架借阅方式，在开架藏书量、开架阅览面积、阅览座位等方面均有大幅提高。同时，图书馆极尽所能为读者提供多类型、多层次、比较完善的服务：书刊借还、阅览、目录及电子资源检索、学科及出版物类型导航、一般咨询及网上咨询、课题咨询（项目咨询，查新，查收查引）、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信息素质教育（一小时讲座，检索课等）、教学参考资料、多媒体点播、学科馆员等。
现在，图书馆正在构建北京大学数字图书馆门户，整合包含印刷本书刊、电子资源、传统借阅、网络服务等各类资源和服务，在互联网上为读者提供“一站式”信息检索和信息服务。因此，无论是从服务内容、服务态度、还是服务水平和服务深度等方面，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读者服务工作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六．队伍建设：向高层次、专业化发展
拥有高水平的专业队伍，是做好图书馆工作的关键。北京大学图书馆经过百年的积极探索和经验积累，在队伍建设方面已经形成一套切实可行的做法。
京师大学堂成立之初，图书馆的主管人——提调官由官方任命，从事管理工作的供事只是负责图书的借还、登记等基本工作，实际上还不具备近代图书馆员的素质。
民国初年，图书馆员仍多是京师大学堂藏书楼留用下来的人员，由于不懂外文，导致外文图书大量积压。
1918年，李大钊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对原有工作人员提出新的要求，同时采用公开招聘、考核的方式录用新的工作人员。同时还聘用文化素质较高的大学生担任“助教式”工作人员，一支高水平的专业队伍开始逐步形成。1923年，袁同礼任图书馆主任，他是中国现代第一批具有图书馆学知识背景的专门人才，对于促进图书馆队伍的专业化具有推动作用。1929年，马衡任图书馆主任，请来武昌文化大学图书馆专科高年级学生帮助整理积压西文图书，表明当时图书馆对专业人才的重视，同时也表明图书馆在相关人才方面还相当缺乏。1952年，燕京大学图书馆并入北京大学图书馆，增加了新的专业力量，如后来任副馆长的梁思庄，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图书馆学硕士学位，在西文编目方面卓有成绩。
文革之后，图书馆注意改变文革时期图书馆人员混乱的状态，开始多渠道引进人才，注重学科分布，鼓励在职人员学习和培训，为他们的专业提高提供条件，包括海外学习进修，在职攻读学位等方式，大大提高了图书馆人员的专业学术水平。
今天，一支具有多学科专业素质和现代化图书馆技能的专业队伍正在形成，目前全馆人员学历构成：博士5人，硕士39人，本科65人，大专25人，大专以下54人；全馆人员职称构成：研究馆员8人，副研究馆员45人，馆员73人，助理馆员28人，其他人员34人。高素质的专业队伍为建设现代化图书馆以及提供高水平、深层次的读者服务提供了有力保障。
七．研究开发：发扬学术传统，促进业务工作
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发展的历史上，一些著名学者如章士钊、袁同礼、马衡、毛准、向达等曾任图书馆馆长，同时，钱玄同、顾颉刚等著名学者曾在图书馆工作过。 这种背景使北大图书馆具有注重研究的优良传统，在做好读者工作的同时，积极进行业务研究和开发，为北大图书馆人赢得了尊重和声誉。
针对丰富的馆藏，北大图书馆人积极进行馆藏的揭示和深层开发，除了有关馆藏书本式目录的编写，还进行馆藏珍贵资料的整理出版，如《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稿本丛书》、《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历代金石拓片菁华》等。
为便于图书馆界把有限的资金投入到优秀期刊的订购中，对图书馆的期刊采访进行指导，北大图书馆组织人力编写《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外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在国内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并成为发表论文职称评定的重要依据。
为方便学者研究，北大图书馆组织人员编写了《论语索引》、《孟子索引》、《周易索引》等传统典籍的索引，受到好评。
北京大学图书馆人才济济，他们除了做好服务工作外，积极进行相关研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应该说研究工作和服务工作互相促进，对图书馆的工作是非常有利的。
北京大学图书馆在自动化研究和实施方面一直走在国内高校图书馆前列，早在1979年，北大图书馆就成立了自动化研究组，1980年开始与中科院图书馆等六单位协作进行MARC的研究与试验。1986年北大图书馆订购的第一批小型计算机到货并安装调试完毕，1990年开始初步实施北京大学图书馆自动化系统。1998年，为了提高图书馆自动化水平，图书馆与美国SIRSI公司签订了引进并合作汉化其UNICORN系统的协议，不仅使系统功能得以汉化利用，还培养了工作人员对图书馆自动化系统的研究能力。
自90年代起，为了活跃图书馆学术研究氛围，图书馆每两年举办“五四科学讨论会”，迄今已举办7届，出版了7册论文集，共收录本馆、分馆、医学图书馆学术论文400余篇。更有一些研究成果获得了学校及省部级的奖励，如：谢琴芳等，CALIS联机合作编目手册（上、下），2002年获北京大学第八届社科二等奖，获教育部第三届社科三等奖；姚伯岳，黄丕烈评传，2002年获北京市第三届社科三等奖；肖珑等，数字信息资源的检索与利用，2003年获北京大学第九届社科一等奖，2004年获北京市第四届社科奖二等奖、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二届图书馆学情报学学术成果专著二等奖；等等。这些研究活动，极大地促进了图书馆的工作。
2002年，图书馆成功举办“数字图书馆时代：现状与发展趋势——纪念北京大学图书馆建馆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并出版会议论文集（大学图书馆学报2002年增刊）。
北京大学图书馆还承担了很多重要的研究课题，如：
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球科学SCI论文产出与影响的文献计量分析
国家社科基金――我国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可持续发展研究、从传统图书馆到数字图书馆的转型研究
国家科技部科技基础研究重大科技专项――我国数字图书馆标准规范研究
这些课题的承担充分证明了图书馆的学术研究能力和水平，这将对图书馆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新技术迅速发展的形势下，北京大学图书馆紧跟新技术的发展，并将新技术应用到图书馆的各项工作当中，数字图书馆的研究和建设是近年来图书馆研究的重点。于2000年成立的数字图书馆研究所开展了有关数字图书馆模式、标准规范（元数据、数字加工标准等）、关键技术、互操作层与互操作标准等的研究，并开始进行小规模应用实践，为北京大学数字图书馆的建设奠定了技术基础。在进行研究和应用实验的同时，还开始进行部分项目的建设，并本着"边建设、边服务"的原则，逐步实现在校园网上提供服务，如电子资源导航系统、学位论文提交与检索系统、多媒体点播系统，古籍拓片示范数据库检索系统，北大名师档案，网络课程服务等。经过数年的努力，数字图书馆的研究和建设已经有了深厚的基础，目前正在进行数字图书馆门户的研究和建设，将统一检索、统一认证、资源调度与整合等各种新技术融入到数字图书馆建设当中。数字图书馆的研究与建设为北大图书馆的现代化建设与读者服务注入了新的活力，为图书馆的发展揭开了新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