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萧何定律”，是指萧何制定的《九章律》，是汉政府治理社会的基本大法。但《九章律》不能涵盖所有社会领域，故叔孙通又制《旁章》十八篇，张汤定《越宫律》二十七篇，赵禹作《朝律》六篇，作为补充法。另外，还有由皇帝和各级政府下达的具有法律效应的各种“令”，共同形成了汉代律令的法制体系，是汉帝国维护社会秩序的主要手段，其中以《九章律》最为重要，对后世影响也最大。
萧何的《九章律》是在《秦法经》的基础上增补而成，而《秦法经》六篇又是在李悝《法经》六篇的基础上改造而成。商鞅继承了李悝的《法经》，并用来治理秦国，但商鞅并不是照搬照用，而是有所改革，以六法治秦收到了显著的功效。但是，商鞅以后的秦统治者过于迷信法治，施行严刑峻法，特别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为所欲为，横征暴敛，人民陷入了苦难的深渊。刑罚苛刻，人民稍有触及，就遭到残酷的镇压，一人犯法，罪及三族，一家违法，邻里连坐，造成了如《史记·李斯列传》所说的：“刑者相伴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的惨状。人民忍无可忍，终于爆发了秦末农民大起义，并最终推翻了残暴的秦政权。在反秦战争中刘邦首先率军攻入咸阳，秦王子婴投降，秦朝灭亡。刘邦军进入咸阳后，诸将皆争夺金帛财物，惟独萧何“收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对于萧何此举的作用，史书多强调刘邦因此得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史记·萧相国世家》），其实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为萧何定律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在刘邦集团中，知道重视法制建设的惟有萧何。刘邦入关后，在萧何的帮助下制定了“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汉书·刑法志》）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对稳定当时的混乱局势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约法三章”是临时性的“约法”，不可能保证汉政权的长治久安，有鉴于此，萧何就在楚汉战争时，利用留守关中的机会，“侍太子治栎阳，为法令约束”（《史记·萧相国世家》），这可以说是萧何定律的准备工作。刘邦灭项羽，国家重新统一。萧何为适应国家长期法制建设的需要，于是“攈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汉书·刑法志》）。《晋书·刑法志》说：“汉承秦制，萧何定律，除参夷连坐之法，增部主见知之条，益事律《兴》、《厩》、《户》三篇，合为九篇。”这段话的中心意思是说：萧何定律是在秦六律的基础上，增加《兴》、《厩》、《户》三律，形成汉的《九章律》。这就是保证社会稳定，使各项事业走上正常的基本大法。尽管在汉武帝及其以后又颁布了很多新的律令，但多数属于补助法，或只适用于某种情况下的特定法，《九章律》基本大法的地位和作用，直到东汉也没有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