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hongguo guji bianwei
中国古籍辨伪
distinguishing of Chinese ancient fake books
考证古籍书名、作者和内容真伪及著作年代的研究工作。伪书的出现有其社会背景和历史原因，作伪的程度也各有不同；有的伪题作者和书名,有的时代混淆,有的在内容上真假杂糅等等。中国现存古典文献中有相当一部分程度不等地存在此类问题，清代张之洞曾有“一分真伪而古书去其半”(《轩语》)的论断。
古籍辨伪工作包括两方面内容：①关于古籍文献名称、作者著作年代真伪等的考辨；②关于书籍内容(如事实、论说真伪等 )的考辨。前者和古籍版本学、目录学的关系较密切，后者则与校雠学及史学中的史料考辨工作相近。辨伪的根本目的并非要从古文献中剔除伪书，而是要弄清这些文献的真实著者、书名和著作内容、年代等，使人们能准确地了解其价值和正确利用。
简史 中国的古籍辨伪工作是伴随着文献研究工作的开展而产生的。早在战国时代，就有学者认识到，有必要在使用文献之前，对其立论、事实的真伪进行考辨。西汉末年,官府组织学者进行大规模的校理典籍工作,第一次全面地对当时所存文献中的依托和真伪掺杂现象进行了辨析在基本根据《七略》编成的《汉书·艺文志》中，有许多“依托”、“非古语”、“后世所加”之类的断语。此后历代学者对此都很关注，如东汉经学家马融在注《尚书》时曾遍考各篇的真伪；王充在《论衡》中系统地对当时一些经史要籍中记载的史实提出了质疑；隋代僧法经编纂的《众经目录》专立“辨伪”一门，著录在著者、内容和年代上有问题的经籍；唐代文学家韩愈在读书治学过程中，注意辨别古书之真伪，并根据伪书的不同性质对它们进行了初步的分类；与韩愈齐名的柳宗元，更写有《辨〈冠子〉》、《辨〈列子〉》等辨伪专篇。宋代疑伪考辨之风更为盛行，当时的著名学者如欧阳修、吴、程大昌、王应麟、程颐、朱熹、晁公武等都进行过文献考辨，取得了较多成就。明代胡应麟在总结前人辨伪经验的基础上，归纳了古籍作伪的十几种情况，系统提出了辨析伪书的 8条基本方法；藏书家祁承在《澹生堂藏书约·鉴书》中也曾归纳了伪书的种种情况。清代是继宋以后辨伪工作的又一兴盛时期，学者们在提出问题的态度上更为慎重。在辨伪方法上更加细密，考辨深度也大大超过前代，确认了一批长期争论不休的典籍真伪。如确证古文《尚书》《孔子家语》今本《竹书纪年》系伪书等，即是这一时期辨伪工作的重要成果，阎若璩则是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姚际恒所著《古今伪书考》一书是著名的辨伪著作。著名学者崔述在《考信录》一书中，对先秦典籍中史事立说的真伪进行了系统的考辨，基本总结了前人在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和工作经验，直接启迪了中华民国时期“古史辨”学派疑古辨伪学术活动的开展。清末民初的辨伪工作，不仅在具体文献的辨伪上有所收获，而且还在西方学术思想输入的背景下，依据前代学者的经验和成果，对辨伪方法进行了全面总结，基本确立了辨伪作为文献研究的分支学科的地位与方法。其中较著名的有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提出的审定史料真伪的 5条方法；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和《古书之真伪及其年代》中归纳的辨伪公例等。近人张心辑《伪书通考》，基本上涵括了前人的辨伪成果和方法，是一部著名的辨伪工具书。
辨伪方法 前人考辨古籍真伪的方法主要有以下三项：①利用各种书目和提要，从文献的流传线索上去发现问题和寻找区别真伪的佐证。对文献的真伪产生疑问，是辨伪工作的起点，而这些疑问有很大部分是从流传上发现和提出的。至于区别真伪的佐证，更离不开查考作者生平和从目录学、版本学角度对文献形成、流传过程的考察。②根据其他文献对一书的引证来核实该书真伪。任何一部真实存在的文献都会或多或少地在流传过程中留下其形式和内容的踪迹，特别是当时能见到这部书的人对它的引证，这些资料可以作为鉴别真伪的有力佐证。例如当发现“后人谓某书出现某时，而彼时人未见此书”，或“甲书未佚之前，乙书有引用，而甲书今本无乙书所引之文”(以上梁启超语)，则可基本断定此书系出于伪造。③从文献的内容和文体上鉴别其是否与著作年代相符。例如可从作品所表现的史实、学术思想、文体、文法、语言文字(包括特定时代的方言)以及称谓、提法等方面去寻找佐证。如书中引及了后代的史事和学说，出现了与特定时代环境不符的语言现象，则至少可确定其书在著作年代上存在问题。前人对《列子》真伪的考定，即在很大程度上运用了这一方法。为了更正确地运用这一方法，还要求人们对古书的著作体例有所了解。古代典籍尤其是先秦文献，有其独特体例，一些著名典籍往往不是出于一时一人之手，而是经过较长时间的流传增补才定型的。这和严格意义上的伪书有所区别，张心说：“大抵战国及战国以后之伪书，由于后人之伪造者居多,其过多在作伪者;战国及战国以前之伪书，有由于读者之误会，其过或在于读者，此又辨伪者所宜知也”(《伪书通考·总论》)
辨伪是学术研究的一个首要前提， 也是文献学 研究中的一项基本工程。前人的辨伪工作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还有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即使前人已定的“铁案”也并非无可复议之处。例如，《尉缭子》一书曾长期被人认为是汉以后人的托名伪作，近年在银雀山汉墓出土的汉简中发现了此书的残篇，证明此书确为先秦时代的古籍。随着新资料的发现尤其是考古发现以及学术研究的深入，还可能出现一些新的辨伪课题；前人总结的辨伪方法，也有待于进一步发展和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