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王宝和有点忙。8月27日，王宝和向国防科工委提交了材料。现在，他正在焦急地等待着《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的颁发；9月初，他还忙着跟北京奥组委谈判，为奥运会的反恐提供“新星”2002型装甲车；9月2日，尼泊尔首都加德满发生了导致20多人伤亡的炸弹袭击，此后尼泊尔政府加快了在他公司采购防暴装甲车的进程……
说王宝和特殊，是因为他是中国第一个生产成套武器装备的民营企业家。现在，海地、黎巴嫩的联合国维和部队用的就是他的公司生产的装甲车。非洲一些国家的装甲兵部队用的也是这些装备。
英国《金融时报》在一篇题为《中国私企叩响军购之门》的评论中说：“中国军队告别了数十年来依靠迟缓的国有国防承包商的历史。”而国防科工委政策法规司司长张嘉浩则认为，军工领域向非公有制企业开放具有重大意义，标志着计划经济的最后一座堡垒已打开了。
日前，本报记者赶赴陕西省宝鸡市，实地探访了王宝和那个略显神秘的民营军火生产厂。
王宝和的武器工厂位于陕西省宝鸡市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全称是“陕西宝鸡专用汽车有限公司”。一栋办公大楼，几处生产车间，时下中国大陆这家唯一的民营成套武器装备生产厂并不显眼。
非洲客户在王宝和的工厂里参观考察
军演中大出风头的装甲车
过去几年，王宝和就是在这里研制、设计、生产出装甲车的。王宝和深知生产武器的敏感性，因此那时他行事一直很低调。
2006年8月，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在中、哈边境举行的一次反恐军演，让王宝和与他的公司走进了公众的视野。
从当时的录像资料上看，新疆边防武警总队和警方在演习中至少出动了15辆王宝和公司生产的“新星”2002型多用途装甲车。
当地媒体在报道那次军演时，这样描述：“轻型轮式装甲车的出色表现，赢得了中外军事观察家的赞叹。”
但鲜为人知的是，早在2004年，应联合国的请求，中国向海地派出一支已成建制的维和部队，伴随125名防暴警察到海地的就是“新星”2002型多用途装甲车。“作为民企，涉足武器装备领域在中国是第一次，中国民企为联合国维和提供武器也是第一次。”王宝和说。
实际上，自上世纪90年代初解放军后勤保障社会化改革以来，“社会化”从最初的生活保障物资的提供，最终辐射到了武器装备上，而陕西宝鸡专用汽车有限公司向武警部队与维和部队提供装甲车，无疑是我国军队后勤保障社会化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生产装甲车？开玩笑吧？
在很多人看来，王宝和之所以能够涉足军火市场，肯定在军方有着广泛的人脉关系，然而事实证明这一猜测是完全错的。1949年，王宝和出生于宝鸡。据王自己介绍，16岁时他就离开学校在宝鸡市油毡厂参加了工作。1972年，他学会了开汽车，后来调到宝鸡市环保局做汽车驾驶员。
“我很早就和汽车结下缘分，最初只是想造汽车”。从1982年到1990年，王宝和既搞过个体运输，又办过“叉车附件厂”，后来又转向生产中巴旅行车，最后甚至生产过加长卡车和半挂车。
1996年，他开始转产警用防弹运钞车，这是王宝和染指装甲类特种车的开始。
在此后的5~6年时间内，各地警方上千辆的订单给王宝和带来了丰厚利润。“那个时代，生产运钞车简直是印钞票。”
直到2001年王停止生产运钞车时，他仍是运钞车行业里的“大佬”，企业每年的利润仍有2000万元人民币。
可就是那一年，王宝和决定再次转产。“在一次公司内部会议中，我抱着一辆装甲车模型到会议室，让大家讨论公司转产军用装甲车的可行性，结果员工炸开了锅！”王回忆说。
民营军火商从“9·11”看到商机
“那个时候，虽然国内已有少数民营企业涉足军工生产，但干的都是电子、雷达等辅助系统，还没有哪个民营企业敢想、敢生产成套武器装备的，员工们不理解很正常。”
首先反对的就是公司的副总——王的妻子，她的理由是：“搞不好，我们就要把整个公司都赔进去。”
此前，王宝和生产特种车辆已5年有余，他当然知道生产军用装甲车的风险，之所以非“参军”不可，他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9·11发生后，世界进入了反恐时代，世界各地的政府、军队对轮式装甲车需求非常巨大。”这就是王宝和对军火市场原始、朴素的想法。
更重要的是，据陕西省国防科工委一位熟悉王宝和的人士透露，王宝和与国防科工委一位领导交谈时，这位领导告诉他，轻型轮式装甲车在我国还是个空白。这很大程度上鼓舞了王宝和。
就这样，王宝和一头撞向了我国壁垒森严的武器生产领域。
根据上面国防科工委那位领导的提议，王宝和把主攻方向选择在研发中国第一辆5吨级轻型轮式装甲车上。
自己当靶子搞实弹试验
“2002年正式设计，50天时间就完成图纸，15个月造出了样车。”宝鸡专用汽车公司的总工程师张汝伟回忆说，“经常是老王有了新想法，半夜叫我起来，合计一下就改进不少。”
“在研发方面民企的思维完全不同于大型国企，我们的优势在于灵活，对市场反应快。”王宝和说。
王宝和孤注一掷，停产了其他产品，集中3000多万元资金投入装甲车的研制。
零部件采购也是难题，“有些不知道哪里有，有些人家不卖给你，比如榴弹炮炮弹，就是出差时同住的一位老工程师帮忙联系的。”张汝伟说。
从研制、设计到两辆样车完成生产，王宝和只用了15个月时间。“上世纪80年代，一家国有军工企业，花了10年时间研制，耗费上亿元科研经费，才制造出一辆装甲车样车。”说到这里，王宝和显得非常自豪。
在西方，装甲车搞实弹实验，车内一般都是放置气球，而王宝和再次显示了他的胆大和另类，一次实验中，车内坐的就是他本人，并透过玻璃镇定地指挥着机枪手不断地向他射击。
联合国看中中国民企装甲车
在2002年6月于北京举行的“首届中国国际警用装备国际博览会”上，王宝和制造的第一辆装甲输送车参展亮相。“我们的成本不到国际同等级别装甲车的一半。”王宝和得意地说。
2004年6月，王宝和在报纸上得知中国将派出防暴警察部队赴海地维和，立即带着他的装甲车进京参加联合国维和部队装备招标。当甲方派代表前往宝鸡进行了包括实弹演示在内的考察后，王宝和战胜了另外4家大型国有军火厂商而一举中标。
之后，5辆印有“UN”字样的轻型轮式装甲车跟着125名中国防暴警察去了海地，这是中国民企第一次为联合国维和部队提供装备。
“从宝鸡到北京1400公里，车辆经过数十家收费站，当人们听说这是中国为联合国维和生产的装甲车时，路上没有一家收费站收费。很多人还来到车前拍照留念。”王宝和一直很自豪。3年过去了，王的装甲车仍活跃在海地、黎巴嫩的维和部队中。
本报记者在宝鸡采访时，黎巴嫩的维和官兵还向王宝和发来了感谢信，说王生产的装甲车“在黎巴嫩维和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黎以战争的救援工作中，一展雄风，为国争光”。
部分性能超过美国“悍马”
此后，王宝和先后投入五六百万元为装甲车搞定型试验。“定型是每个武器装备在军队采购前必走的一步，非常重要。”
王宝和的被运往非洲的装甲车
2004年12月，解放军陆装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正式下达定型试验任务通知和战术技术指标。王的车辆通过了寒区、高原、热区等地的试验，把原要求的故障间隔从1500公里提高到15000公里，把海拔指标从4000米提高到5454米，定型试验的里程也由2.4万公里提升到3.1公里。
据王宝和介绍，他的车辆可以与目前国际上先进的美国悍马、法国VBL、英国陆虎等同类车辆相媲美，在抗弹性和载人数量上还优于上述车型。
王告诉记者，他公司生产的装甲车，完全可以抵御“五六”式、“八二”式机枪的射击，而他之所以重视抗弹性，是源于对美国“悍马”成败得失的分析。据王介绍，在1990年海湾战争中，“悍马”承担了架设机枪、救护伤员、发射导弹等老式吉普车无法完成的任务，出尽了风头。但是从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来，“悍马”又因防御性差屡遭伊拉克游击队的袭击，许多美国士兵因此丧命，遭到军方的非议。
“在国际装甲输送车展览会上，我仔细研究过他们的技术资料，那些技术指标我们完全能做到。”王宝和说。
2005年10月，解放军陆装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批准了“新星”2002型、2002A型轻型轮式装甲车的设计定型，正式命名为ZFB05式轮式装甲车和ZFB05A式轮式装甲车。
中国民营企业生产的首个成套武器系统诞生了！
民营装甲车难开军方之门
王宝和承认，军工生产无法预计的风险还是超过了自己当初的估计。“最困难的在于说服军队采购。”
鉴于军火的敏感性，现在世界各国的武器装备采购仍没有完全市场化，在我国也不例外。在解放军中，装备的采购由总装备部负责，一款新式装备，特别是一款民营企业生产的新式装备要进入部队手中，难度可想而知。“我的车通过了定型试验，机动性、可靠性都不错，军方不采购我是很难理解的。”王宝和话里透出无奈。
不过，陕西国防科工委一位官员告诉记者，军方不采购“ZFB05”和“ZFB05A”并不是对民营企业的不信任，而是因为上述型号装甲车的技术指标达不到实战要求。比如，从防弹性上看，它只能防小口径机枪的射击，重型机枪和榴弹炮、迫击炮等都可以轻易穿透它的装甲。“它实际上只是防暴车，武警、公安用于反恐、巡逻等任务是可以的，用于打仗嘛，还差了点。”
意识到了军方采购的困难，王宝和把目光瞄向了各地公安、武警。
早在2002年，唐山市公安局就成了王宝和的第一个客户。此后，一百多辆“ZFB05”和“ZFB05A”装甲车陆续销售到全国各地公安和武警手上。王宝和告诉记者，广东省公安部门也采购了多辆这种装甲车，只是平常普通市民看不到而已。
中国民企军火商走向海外
在促进我国军队的采购受阻后，王宝和把眼光瞄向了局势不那么稳定的亚非国家，乍得、刚果(布)、加蓬、坦桑尼亚和尼泊尔都是王宝和的目标。
“乍得已经用我的车装备了一个装甲兵团。不久前又发来了一个3亿人民币的订单。”王宝和说。
据有关专家预计，国际军火市场有着50%~60%的利润空间。王没有跟记者透露“新星”装甲车的利润率，但从“新星”国内外售价的巨大差额上看，“新星”的海外市场利润应该在100%以上。在国内，“新星”的售价一般在60万元人民币左右，而出口价有两种说法，王宝和说是20多万美元，陕西国防科工委一位官员透露说是人民币200多万元！
王承认车辆的成本在50万元人民币以下。但在搭载上一挺12.7毫米重型机枪和一座30毫米榴弹炮后，就达到了200万元人民币。其国际市场上的利润空间可见一斑。
现在，来自乍得、刚果(布)等国家的订单让车间的生产达到饱和。而9月2日加德满都发生爆炸事件后，王正忙着与尼泊尔政府谈判，预计的订单可能不久又要到来了。
在记者采访期间，王宝和还抽空与宝鸡市市长见了一面，他要求得到一块地，因为他要建一个新厂区，扩大生产规模。
“民企涉军”已名正言顺
实际上，在这几年，像王宝和这样“闯入”军工领域的民企并不在少数。据国防科工委政策法规司司长张嘉浩于今年8月份透露，“目前有几千家企业在参与从事军工领域的生产，已有100多家民企取得了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
而在2005年以前，诸多民营军品生产还处在“只做不说”或“少说”的氛围中。
1999年，成都国腾集团公司、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三十研究所和成都电子科技大学为了应对军方组织的一次项目招标，以各自的优势相联合进行投标，中标后立即合资成立了国星通信有限公司，这被看作是中国首家高科技民品企业进入军品领域。
此后，目光敏锐的民企立即洞察到了我国改革以来这块最后的市场蛋糕。
在2005年以前，因为缺乏法规政策的明确支持，民企“参军”的政治风险也可想而知。西安天伟电子系统工程有限公司民企老板贺增林回忆说，在2001年，公司由他拍板启动第一个军工项目时，在公司内部会议上一共评估出了64个风险。
市场的风险显然挡不住那些勇于尝试的民企老板们。陕西，与四川一样，都是我国两大军工生产基地之一。陕西国防科工委发展规划处处长朱剑涛告诉记者，在西安市开发区，有些街道一整条街几乎都是涉军的民营企业。
“如此之多的民营企业无畏地踏入这块陌生的市场，主要是因为军品生产在中国一直没有彻底开放，利润率非常可观。”西安一个涉军的民企老板这样对记者说。
不过，2005年以后，民企涉军不再“名不正言不顺”了。这一年的2月24日，《国务院鼓励非公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非公经济36条)中第6条专门提出“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国防科技工业建设领域”，这条原则性意见让“从军”的民营企业透过玻璃门看到了自己“名正言顺”的可能，而4个月后，《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颁布，又把这道门推开了一条缝。根据该《办法》，民营企业及其他非公有制企业正式获准进入武器装备科研生产领域。
计划经济最后堡垒被攻克
在陕西国防科工委巡视员张振忠看来，虽然民企“参军”已经名正言顺，但民企要想在军工领域发展壮大还有很多路要走。“我国长期形成的相对封闭的军工体系，门槛事实上是很高的。民企除了要有必要的技术、资金等条件外，还要通过国防科工委的‘三证’——国军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国防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单位保密资格认证、国家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
据了解，很多想“参军”的民企正是在这“三证”面前驻足不前。
另外，张振忠还认为，军工领域要求技术很高，科研经费投入庞大，但民企在申请国家科研经费方面明显处于劣势。
而王宝和从他个人经历中感觉到，目前民企参军最大的问题在于：一是军队传统的采购体制让民企生产的武器装备供应出现困难；另外一面是缺乏公开的消息发布平台，民企很难得知军方确切的需求。
不过，对王宝和等民营军火商利好的消息是，国家这两年明显加快了军队后勤保障社会化改革的进度。2006年2月14日《解放军报》曾发表了题为《民企转军工步伐可以再快些》的评论，认为“‘民技军用’已成为大势所趋”。“国家和各地相关部门，应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快民企投入军品的研发和生产的步伐。”
而在今年7月30日，国防科工委又下发了《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国防科技工作建设指南的通知》和《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国防科技工作建设有关事项办理程序和说明》。
对于这两份文件的出台，国防科工委政策法规司司长张嘉浩在接受《人民政协报》的采访时评论说：“军工领域的开放具有重大意义，有人说它标志着计划经济的最后一座堡垒被攻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