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2008年总统选战已经紧锣密鼓地展开，各路人马搭台抢位，筹款辩论；媒体智库也纷纷品头论足，出谋划策。“布什后”美国总体政策的走势，包括对华政策的雏形，也在这看似纷纷攘攘的躁动中悄然成型。
-美国总统候选人说中国的“和平崛起”，就好像是在说美国的“和平衰落”
2008年底的这次总统大选，早就被包括《时代》周刊在内的美国主流媒体公推为1928年以后“最不可预测”的一次大选。在最新的民调中，高达70%的选民认为，美国现在的政策轨迹和发展方向是“错误的”。如果把美国比喻成一辆车的话，选民希望的是彻底翻修，而不是小修小补。众多盘根错节的问题，像伊拉克“泥潭”、医疗保险痼疾、油价高企、社保体系入不敷出、高额双项赤字、教育水平每况愈下、非法移民泛滥，林林总总挤满了议事本。而在这本来就纷繁嘈乱、莫衷一是的大背景下，“红色中国”的迅速崛起无疑给美国的民族心理投下了一个阴影。
中国“和平崛起”的口号已经进入了美国政治话语中，成为各路总统竞选人和精英智囊们在提及中国时口熟能详的修饰词和界定语。可是，每每听到这个短语从他们嘴里挤出时，你明显能感到那渗透到字里行间的危机感和紧迫感，好像他们说的不是中国将要如何“和平崛起”，而是美国将要如何“和平衰落”。这种时不我待的急迫情绪，从几个主要总统竞选人最近都对中国有强硬的言辞中，可略见一斑。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种波及政、商、学三界，弥漫全国的危机感和紧迫感，美国在20世纪后半叶曾经历过两次。一次是1957年10月，当苏联成功发射了第一颗绕地卫星后，总统艾森豪威尔的支持率一夜间暴跌了22%。为了重拾科技老大的自信，美国政府加大投入，最终在1969年率先登上了月球。第二次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日本的地产大亨、银行财团揣着迅速升值的日元，大肆购买带有美国国家实力象征的帝国大厦、哥伦比亚影片公司时，美国一片惊呼，“日本经济帝国完成了其在珍珠港没有完成的任务。”《时代》周刊更是别出心裁地在其封面上，为美国的自由女神像穿上了和服。一番震惊反思之余，美国成功实施了经济结构上的战略调整，把操作重心转移到了以电子技术、计算机、生物工程为代表的新技术领域，从而开创了90年代长时段的经济增长和繁荣。
现在，面对中国“和平崛起”的势头，美国从上到下，无不感到如芒在背。特别是近几年，无论是从媒体喧嚣的频率，还是从精英们疾呼的调门，都开始接近当年前两次。2007年以来，对于“中国制造”、中国政府和中国人的指摘，更是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仔细分析，这其实仅是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它既是美国整体失落情绪的一种外化，又是重大民意转变和战略调整的前兆。表面看来，似乎美国有不少人在担心中国崛起，实质上，他们是想借“中国话题”推动战略调整，进而确保美国的领先地位。
-一旦两党在伊拉克问题上无法分出高下，很可能掉转枪口，一致对外，找寻中国作为国内失落情绪的发泄口
在华盛顿流传着这么一个说法：如果你要找个真正志同道合的伙伴，还是找你的狗吧。
近来在对华关系问题上，各个政治派别之间出现了少有的合流倾向。一个跨党派的共识是：中国是“9?11”后美国战略重心转移的实实在在的受惠者和最大赢家；中国的崛起，无论和平与否，都是以美国的衰落为代价的。一个在国会山有30多年游说阅历的“老说客”曾向笔者透露，这种“异口同声”的情形，是他从没有见过的。
如果一定要区分的话，在对中国的政策态度上，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相对较务虚，共和党候选人相对较务实。从心态调整的角度来看，民主党仍抱持着那种颐指气使的道德优越感，而共和党则弥漫着一种时不我待的深沉担忧。但是在总体对华的口径上，民主、共和两党无论遣词造句，还是道义判断，基本都如出一辙。这种殊途同归的态势，导致了目前两种看似矛盾，但实则相辅相成的结果。一方面，两党总统候选人尽量避免详细、全面阐述对华政策。因为目前还处于党派初选阶段，选区和国内政策议题更能吸引注意力；即便是谈论中国问题，也很难独辟蹊径、独树一帜。另一方面，一旦某个中国问题浮出水面，成为主导议题，各个候选人将会不遗余力，提高调门，以宣示姿态。
因此，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为了选举的需要，一旦两党在伊拉克问题上无法分出高下，很可能掉转枪口，一致对外，找寻中国作为国内失落情绪的发泄口。特别需要注意的是，2008年夏天在北京举行的奥运会，正好跟美国大选的初期选举在时间上重合。中国，因为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经济发展和美国的天然差异，很容易被各个竞选阵营抓住把柄，大做文章。而中国对任何突发事态的正常应对或是应对不当，都可能被无限放大，成为美国竞选这长达一年多波动期的抨击靶子。
-美国现在对中国从各种角度的挑剔和指摘，其实都在为其长远的战略调整寻找到出路和打下伏笔
在这种形势下，无疑为我们从宏观思路、具体政策到操作手法三个层面提出了挑战。
笔者认为：一、美国现在对中国从各种角度的挑剔和指摘，其实都在为其长远的战略调整寻找出路和打下伏笔。从历史上看，在与苏联、日本的较量中，虽然美国反应速度不快，出手也较慢，但一旦意识到危机，其集思广益的能力和调动一切力量的意愿都是不容小觑的。有鉴于此，从观念上一定要认清，中国这时候无论做什么、怎么做都不可能成为美国称颂的对象；因此不必患得患失，亦步亦趋；更不必为所谓的“国际化”和“全球化”，而落入“美国化”思维的陷阱。
其次，在具体政策层面，需要考虑在2008年大选前后，美国可能会不按牌理出牌，甚至装疯卖傻。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讲过，在处理外交关系时，最好让你的敌手觉得你发了疯。这个建议，现在多次被美国的决策者用到对华关系的处理手法上。去年由参议员舒默和格雷厄姆提出的全面关税惩罚议案，明是针对中国汇率政策，实是试探中美各方利益意志的探测气球。看似无理极端，实际是为了搅乱军心，希图乱中取胜。这种指南打北、混淆视听的手法，相信我们将会在未来的几年中不断碰到。
最后，在近期的操作手法上，那些素来对华持有负面印象的媒体和“议题设置者”，很有可能会成为中美交往的障碍。这需要中国直接在美国受众中塑造现代中国、魅力中国、文化中国。这实际上是把美国政策制订者和普通民众区别对待，以公众外交的手法进一步攻关。
总之，美国在对华政策制订和执行中反复出现的“钟摆效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仍会延续。特别在跨党派的政府更迭时，这种晃动的幅度可能更剧烈；在某种特定的政治、经济条件下，这种磨合所产生的碰撞甚至会造成中美间直接的冲突。对于明年中美关系可能出现的变化，我们如要防止其扰乱我对美政策，就需要有一个准确的把握。(作者为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讲座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