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以前的中国读书人应该是很有血性的，情操和修养是君子们所追求的，刚骨、气节、正气、正义、诚信、勇、仁、忠孝也是人们渴望达到的境界。
时而至今，国人们少了那份“穷则独善其身”的刚骨和“达则兼济天下”的胸襟。“治国、平天下”、“普渡众生”已经被人们完善小我的个人功利心取代了，真诚、正直、公道、正义、善良、利他这样的人文精神普遍缺乏。没有了高尚的情操，没有了最基本的道德和（礼仪）行为修养，没有了开阔的胸襟和远大的抱负，人们变得空前自私自利，精神的空虚和对物质不择方式的攫取使得现实的人们没有了丝毫的终极关怀，目光短浅的人们再也不为人类的终极目标做任何考虑。懦弱、投降、低贱、卑劣、虚荣、利己的心性，只求享乐、得过且过、片面追求物质利益的生活态度，不明是非、不论荣耻的道德操持，这是国人的现状。当代中国已经富裕起来了，人们的文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重新构筑道德和思想是当前的迫切任务。因而说国人需要浩然之气。
为什么要培养浩然之气，它的理论根源是什么，它培养了人们什么修养，它是怎样培养的，后人对浩然之气又做了怎样的发展？
古人云“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取乎其下，则无所得矣。”所以中国古代的教育都是从培养最完善的人格出发的。儒家有“格物、致志、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养进阶方案。儒者的最高目标是“治国、平天下”，而具备从政资格的人必须要有足够的修养。“浩然之气”是心性修养水平的标志。
孔子重仁，“杀身成仁”，孟子重义，“舍生取义”。仁义只是从儒学根本出发的社会行为，没有心理或者人性的力量，是一个人的外在表现，一个人是否仁义只是外人的评价。仁义要求人具备“恕”，即宽恕、宽容心，有点类似于“慈悲心”。可是孔子儒学的“恕”有合乎老子“以柔克刚”“以退为进”的道的味道。在战国时代，武力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所以孟子就提出了人性修养应遵循比较刚猛的“浩然之气”。
孟子谈到浩然之气是什么时说“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浩然之气至刚至大，充塞天地之间，养浩然之气需要道与义。老子的道有两方面的内容，即“天之道，损有馀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馀”。而孟子的道主要指人道，他依据孔子仁的学说，本着性善论提出了人本思想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仁者爱人”，所以道与义应该是符合大众的根本利益的。养就浩然之气就可以如张载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浩然之气是豪气干云，义薄云天，为民请命，造福大众，“先天下之忧而忧”，有刚骨、气节、正气、正义、诚信、勇气、公道、公正、善良，能利他，待人真诚、正直，讲忠孝，有“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最起码也应具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安贫乐道”的操守。具有浩然之气的人，一身的正直、正义、威武不屈的光辉形象令坏人胆寒，令世人称道。就连具有豪迈豪放豪爽脾性的人也是人们所称道的。而那些投降主义、奴颜卑膝、贪生怕死、巧言令色，自私自利、反复无常、心肠歹毒、无羞耻、无立场、面厚心黑的人总会被人厌恶。
到两宋时期，儒释道三家合流，中原思想也注入了新的元素和活力，来自北方的异族入侵更加深了国人们的民族意识和抗争精神。岳飞、文天祥是那个时代的杰出代表。他们分别写出了《满江红》和《正气歌》，几百年来，中国人读这两首诗词都会感到热血沸腾，人们总是会被这两首诗词中的浩然之气所激发。文天祥更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绝唱。
古人们立足于民众、民族、国家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如今天下太平之后，人们的崇高理想和远大抱负已经不再如前了，自私自利完善小我成了时人的唯一。可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庸俗化的大众文化需要崇高的精神才能焕发生机，中国的崛起需要更多具有浩然之气的人才能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