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3日，2007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开幕。本次大会将于14日闭幕，其间将举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十三次会议和《京都议定书》缔约方第三次会议等一系列关于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会议。这些会议将着重讨论《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结束后如何应对气候变化等问题。 新华社记者刘宇摄
中国代表团舌战日本
中国代表团可谓是昨天最忙碌的队伍之一。早上10时许，在其他代表团和媒体陆续抵达时，中国代表团一行早已坐在会场中等候了。
在昨天上午进行的SBI讨论会议中，中国和77国集团代表呼吁将技术转移列入SBI项目下讨论，也就是说要将技术转化为实际行动，真正落到实处。
当大会主席BagherAsadi询问针对此次提议是否有不同意见时，各方都沉默表示没意见，主席宣布提议通过，即将转移到SBI议程下讨论。孰料接下来日本等发达国家竟然又打起了“反悔”的主意，日本代表首先发言。他们认为，技术转移这个话题只需要在SBSTA这个科学评估的层面进行讨论就可以了，没有必要放到负责执行的SBI会议的日程中。
随后，以巴基斯坦为首的77国集团代表和中国代表都进行了有力回击。中国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处长、负责气候变化事务的孙国顺说：“中国已数次重申自己的立场，希望不要在以后再重复。”
中午12时左右，舌战近2小时后，日本代表终于不再表示任何疑问，默认了这个提议。“如果接下去5秒钟内没有代表反对，那么这项提议就将通过，被列入SBI日后讨论议程。”BagherAsadi说。随着“咚”的一声，木槌敲下，议题终于被全体通过。
孙国顺昨天下午告诉早报记者：“这个新提出的建议当时已经通过了，没有任何不同意见，问题就解决了。但发达国家偏要节外生枝。”发展中国家对应对气候变化的关切也让《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德博埃尔印象深刻。在大会上，很多发展中国家已经屡次发言，强调一切应对气候变化的谈判，都应该解决相关的技术合作与技术转让问题，不能因为要讨论未来的措施安排而忽视现在的问题。这一点，与中国代表团的立场不谋而合。
德博埃尔昨天还在记者招待会上对技术合作与转让表示公开支持，他说：“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清洁发展’，在解决未来和现在的问题间达到平衡非常重要。”
德博埃尔还透露，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已经决定建立一个特别工作组，工作组任务就是为制订“巴厘岛路线图”提出建议，推动有关谈判。他一再强调：“工作组的工作是开放和透明的。” （早报环境事务记者 周晶璐发自巴厘岛）
日本包揽“化石奖”前三名
昨天傍晚6时许，各国代表还在会场内进行严肃的陈述时，会场外的大厅里却响起阵阵欢笑声和尖叫声。被人们形容为类似奥斯卡金酸梅奖的“每日化石奖”又颁奖了，这一次的化石奖冠、亚、季军都被日本代表团包揽。
“化石奖”在会议期间每天颁发一次，专门送给那些对气候变化问题态度冷漠的国家政府，讽刺它们仿佛是一块化石。同时获得昨天第三名的还有美国和加拿大。
国际儿童组织的展台前人头攒动，五十几人将小小一张书桌围得水泄不通。主持人是一位金发小伙，他首先用麦克风向大家问好：欢迎各位参加“化石奖”颁奖典礼。
“让我们来看看日本朋友的表现。”主持人说，“日本代表团在第一天的讨论会议上，在罗列了后《京都议定书》的协议项目后，并未提到具体的减排目标和时间表，为发达国家树立了一个坏榜样。”颁奖词上写道，《京都议定书》的核心就是减排目标和具体计划，而日本的这种行为无疑将彻底毁灭《京都议定书》。“接下来，是日本获得亚军的理由。”主持人清了清嗓子说，“大部分人提到十周年纪念会，都会联想到美妙的假期和浪漫的晚餐。但由于日本滥用《京都议定书》，日本打破了人们美好的幻想。”
宣布完获奖词后，日美加三国选出了三位领奖小姐，代表日本领奖的东方女孩身着白色衬衫、碎花裙子，一脸羞涩。三个人的奖品是：一包上面插着小国旗的黑色煤炭。（早报环境事务记者 周晶璐发自巴厘岛）
“生态帝国主义”的幽灵还在徘徊
发达国家在过去十年回避全球变暖政治责任的借口是———“中国”（还有印度）。
它们指中国排放温室气体较英美等工业国家为多，换言之，问题不在他们，元凶另有其人；或者说，你指控我排放多，还有一个比我们更甚的呢！
如此诡辩在严谨的科学证据下难免要原形毕露，但在事实愈来愈难以改变现实的今天，先进国家的借口及强辞，换来的除了是一种拒绝承担责任的态度外，也可能会造成发展中国家在处理指控时也背离事实，将错就错地把指控当成一道延迟承担责任的屏障。
这种国际间的政治手段，不但无助于解决全球变暖的问题，更甚者，会令事情进一步恶化。
视发展中国家为造成全球变暖问题元凶的说法，其实也是与历史不相符合的。从一种自然环境生态角度来看，学者AlfredCrosby提出了“生态帝国主义”的观念。他指出，我们以为帝国主义造成被占领国土的破坏是在于其船坚炮利，其实帝国主义对生态的影响远较武力军事带来的灾难更深远和广泛。
生态帝国主义的历史影响，使跻身工业发展的国家地区在急起直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排放大量温室气体，便不能简单地以一种缺乏上述历史发展因素作考量来谈对等的国际关系，并指控别国排放比自己多。
我这样说并不是表示我接受在生态帝国主义下受过苦的发展中国家在减排的事上可获豁免，或认为应有一个较为宽容的排放许可配额。因为这很容易误导我们，使我们以为还有空间容许某些国家地区在不理会全球变暖问题的情况下继续无休止地排放温室气体。
从个人层面，我们当然可以举出数十个个人措施来回应问题，但当你正思考要更换一只节能灯泡时，你看到每天五光十色的夜景，你便会自问：我就是更换全屋的电灯泡也只是杯水车薪，相比晚上大厦商铺的用电量实在九牛一毛，甚至感到多此一举。也正因为有这些个人能力未能及的地方，政府针对全球变暖问题立法和制定政策已经刻不容缓。
唯有个人和政府皆能看到问题的急迫，我们才可能回到人权的最基本单位———个人，并不一定要倚仗别人的指点批评为最终的参考，如此，我们便能认清和脱离被指控的桎梏，积极自主地参与减排。（作者：余在思 系香港环境教育工作者）
来源：东方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