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奥兹本
基本信息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页码：154 页码
·出版日：2004年
·ISBN：730005269X
·条码：9787300052694
·版次：2004年3月第1版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32开
内容简介
本书尝试说明人的主观生活（如弗洛伊德所描写的）与经济过程的客观世界（它的发展规律是马克思主义所考察过的）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看似不相干，甚至似乎是矛盾的学说，其实是有内在的一致性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是一种纯实验的科学，在观点上是辩证唯物论的，因此它能补充并阐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结论。精神分析学与马克思主义形成辩证的对立，统一起来，人类行为才能得到适当的描写。本书为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精神分析学，精神分析学者对于马克思主义，以及一般人对于这两种学说之更精密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先例。正如引言所指出的：“关于奥兹本先生，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即使他不曾解决于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学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他的辉煌的贡献便是他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
作者简介
董秋斯（1899～1969），原名绍明，笔名求思等。文学翻译家，河北静海人。1926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文学院文理科。参加过北伐战争和左联、社联的发起工作。担任过《血路》月报、《国际》月刊的主编及《民主》周刊的编委。历任上海翻译工作者协会主席、《翻译》月刊主编、中国作协编审等。主要译著有《战争与和平》、《大卫·科波菲尔》等。他的很多译著至今仍被公认为最好的中译本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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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个将翻译视为“再创作”的思想者
——《董秋斯译文选集》序
凌山
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文学青年，几乎都做过创作的梦： 以手中的笔唤醒民众。但从这里开始，他们却戏剧性地走上别的路。据秋斯回忆，他也有这种经历。
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在上海文化界兴起。当时文化界流行一种见解：应该用文艺的形式表现社会运动；要实现这个主张，非有像鲁迅这样杰出的人才不可。因此冯雪峰便动员一群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时常去鲁迅先生处“唠叨”，希望鲁迅写反映革命斗争的作品。当时秋斯也是他们中的一员，遂被动员去对先生说：“只要先生肯写，我们有一般朋友，可以替先生搜集材料。”鲁迅的回答大意是，写。文艺作品不同写论文，专靠别人供给的材料是不行的。关于劳动阶级的生活，他只知道几十年前绍兴乡间的农民。离开故乡以后，一向在教育界做事，所接触的限于学校里的同事和学生。别的方面知道得很少，不知道所以不能写。鲁迅对创作严肃认真的态度，给秋斯留下深刻印象。秋斯曾借用陶渊明的诗句形容自己当时的个人生活：“本既不丰，又忧病继之”，对许多事不了解，就“自己取消了创作的资格”，转向翻译。当他看到有些人对生活一知半解，却在胡编乱造的时候，觉得自己未必连这样的作品也写不了，但在“内心交战的时候，便想起鲁迅先生‘不知道所以不能写’ 的话，也想到先生怎样重视翻译，于是就埋头来弄翻译了”。他决心“不管别人怎样看不起翻译和弄翻译的人，我还是要翻译，而且一直翻译到拿不动笔的时候。鲁迅先生最后一件未了的工作，是《死魂灵》的翻译，可以说，他是用翻译工作来结束了他的写作生涯。这件事虽然是偶然的，却增加了我不少的勇气和信心”(《鲁迅先生对我的影响》)。
视创作为无冕之王，鄙薄翻译和评论是当时文坛的一种倾向。故有一种说法： “搞不了创作的人搞翻译，搞不了翻译的人搞评论。”当年秋斯“自己取消了创作的资格”转向翻译，似印证了这种说法。不过，这与他后来几十年间笔耕不辍的几百万字译文劳作相比，也未尝不可以看作是他遵从鲁迅先生的教诲，保持一个文人应有的自律与自谦吧。其实，秋斯对外国文学给中国新文化带来的巨大影响有非常深刻的体会。1931年，上海文化界为鲁迅举行五十岁生日庆祝会，秋斯充任鲁迅与美国小说家兼新闻记者史沫特莱女士的翻译，开会前几分钟， 大家在院子里闲谈， 史女士问秋斯， 中国文化人为什么把精力和时间用于翻译外国作品，不
多从事自己的创作呢?秋斯回答： “中国的文学传统与我们所要求的新文学， 中间有一段很远的距离，不多介绍先进国家的名著，供中国青年作家取法， 中国的新文学不会凭空产生出来；就是在政治方面，我们也有很多地方要取法先进国家，道理是一样的。”随后秋斯把这一番谈话告诉鲁迅，先生点头道：“政治也是翻译。”从政治变革的角度肯定翻译的重要。后来秋斯在《鲁迅先生对我的影响》一文中又做说明： 一般谈文艺和政治，都把模仿看作最要不得的行为，“诚然，世间没有哪一种名著是模仿得来的，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政治是模仿成功的。不过这是论结果，不是论过程”。“落后国家若想追上先进国家，不能不先之以模仿，追到一定的程度，然后才能清算这个模仿阶段，从一般性到特殊性”。秋斯比喻说，这就像“供模仿的仿影和字帖，在初学时期显然是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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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将影响现代人思维的两大思想学说联系起来，为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精神分析学，精神分析学者对于马克思主义，以及一般人对于这两种学说之更精密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先例。正如引言中所指出的："关于奥兹本先生，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即使他不曾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学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他的辉煌的贡献便是他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
本书为我国现当代著名翻译家董秋斯先生的译文选集中的翻译力作之一，可谓我国五四以来经典译本，是深刻的思想、精当的译笔在现代中国的文化引进与接受过程中的完美结晶。
目录
引言
第一卷 精神分析学
第一章 研究的范围
第二章 心之构造
第三章 梦的解释和分析的过程
第四章 常态心理与变态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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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书摘
我要举一个例子来结束这一章，这个例子说明，专运用精神分析的学说，而不参考引起阶级斗争的经济因素，会造成何等荒谬以至有害的结论。
在一本题名为《战争，淫虐狂与和平主义》的书中，伦敦精神学分析学院科学研究指导员葛娄佛博士(DrtGloVer)想要用精神分析的学说来解决战争问题。他说，把战争当作一个政治的或经济的问题是一种“不加思虑的假定”。因此他要我们考虑“一些比较显明的性的因素”。他的主要的见解是，战争是我们完全没有意识到的淫虐狂的要求之活动，这种要求在战争中寻求外这意见。但对于这些破坏的冲动的刺激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并且为什么它们单选择那在经济上相敌对的某一国家或若干国家的集团来进行战争呢?在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世界大战中，从讲台上、教坛上和报纸上倾泻一种为了战争的不断的宣传，巧妙地指导那破坏的冲动沿着指定的途径进行。用征兵的方法强迫不情愿的人们拿起武器，特别是当第一度兴奋的高潮已经低落而真正的事实开始显露的时候。简而言之，我们固然可以承认那形成战争行为之主观内容的性的因素和破坏的冲动，而这些冲动却是由辅助经济的和政治的目的之仇恨的宣传鼓舞起来的。我们知道，在战争“爆发”以前，黩武国家的统治阶级已经预备下计划和盟国，并且甚至用“和平的谈判”来掩蔽他们的准备，不使人民知道。所以，若说战争为破坏的冲动之表现提供一种客观的情境，这固然是不错的，但若对于造成战争诸力量的性质一无所知——那就是说，对于那由商业的敌对进至尖锐的阶段，使战争的决定成为必要的经济关系的发展一无所知——这种说明便没有什么价值。
既不参考引起战争的社会条件，甚至把任何这一类的建议嘲笑作“不加思虑的假定”，象这样一种战争的分析当然会使葛娄佛博士作出下面惊人的提议来了：
他以为“最实际的办法应当是冷静地(!)坐下来，订立一个一千年的计划，以从事无意识的矛盾之非战争的解决”。
作为一种辅助的预防办法，他提议调查那患精神的性萎的独裁者、外交部长、驻外使节与和平代表的数目。
这一类的建议是无法加以重视的。我们要请葛娄佛博士注意弗洛伊德的这意见：精神分析在教育上普遍的应用需要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构造”，并且请问他，对于他那计划的目的，这说法是否真实得多。
相反地，马克思主义者指出包括在战争中的政治目的。他指出统治阶级在国内和国外用以维持它的政权的凶残手段，使人不能希望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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