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在全球广泛布道开源文化的汤姆·拉本(Tom Rabon)来说，中国并不陌生。从90年代开始，他每年都要来中国2—3次。6月20日，在汤姆·拉本作为第五届大连软交会嘉宾发表主题演讲之前，《信息周刊》专访了这位开源文化的倡导者。
《信息周刊》：您今天下午演讲的题目是“开放的全球化世界：开源的未来和发展趋势”，您如何看待开源的全球化发展趋势以及它能给中国带来什么？
Tom：我从2个方面来谈。一个方面是开源带给世界什么，我会从政府方面谈。第二个方面是对于中国来说，开源有什么地方可以借鉴。我觉得中国还是要建立一个开源生态圈，比如说，学校的学生要先对开源进一步的认识，要接受这个方面的理念，所以要先去接触这些方面，用开源的思想投入到软件开发中。这个思想归根结底是很简单的，开源的思想就是协作永远要比你单打独斗要好得多。现在全世界的青年他们越来越相信共享要比独享要好得多，现在的年轻人会把自己的音乐，录像，照片，心情，好玩的东西等等放在网上与大家去共享，其实他们的思想就是让大家来共享我的东西，比我把这些东西藏起来要好得多，这是一个趋势，所以这些正是开源最根本的一个思想。
《信息周刊》：红帽的订阅方式和软件租用方式(Software as a Service, SaaS)有什么不同吗？
Tom：从理论上讲这两者是理念上是一样的，但是做法上是一样的，订阅就是我们提供一个成型的产品，你买回去以后是可以去再度开发的，后续的所有的大版本的升级，补丁都是免费获得的，这是我们的概念。SAAS的做法是反过来的，他把软件都给你定制好了，然后你回去只要用就可以了。也就是说用户是去用这个软件，然后他会根据人头收费，这是它的一种模式，就是说它把软件给你提供好了，你根据自己的情况去使用软件。
《信息周刊》：在政府使用开源软件方面，现在中国处于什么阶段？中国市场出现的中国政府需要的方面在哪里？红帽做出怎样的应对。
Tom：全球来讲已经有150个政府采用开源软件。所以全球范围来看，各级政府对于开源软件的态度不太相同，有些政府已经采用，还有很多政府采取了观望的态度，但是观望的态度就是表明它在认真研究开源软件，真正的考虑开源软件的应用得可能性，包括中国政府也处于这个阶段，在观望的态度中在有些方面在试验的开源这方面。开源总的来讲因为这个理念是十分先进的，所以真的是需要世界上大多数人的理解，不管是政府来讲，作IT企业来讲，首先需要清楚开源这个理念。比如说比较贫穷的那些国家，他们会认为开源是一个比较经济的方案。但是总是有一些专有的软件公司，他们对于开源这种情况是不会给予善意的对待，他们对于开源是要采取一些措施的。
《信息周刊》：您认为开源生态各个利益之间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政府在这之间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包括一些个体的软件作者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Tom：首先你需要去理解这个理念，去使用这种方法去开发软件，所以说我们需要先去培养，去接受这种理念。ISP它们自己的产品是用开源的方式开发的，还要确保它们开发的那部分的功能。另外首先客户需要认可开源软件的能够满足他们的应用需求。我们红帽一直坚持一个理念，开源还有一个非常好的角度就是说客户驱使创新。所以就是我们提供包括我们最新版本的软件，帮你维护这些代码，为什么我们提供这个功能呢，就是因为我们对于代码的最终要求都是来自客户，客户需要这个功能，那么我们就和客户一起去客户的开发商一起来编写这个代码，所以这是客户驱动的一种方式。
政府可以有很多种角色，各个国家的政府角色都不太一样，首先政府可以是最早使用开源的一个使用者。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说，美国政府反而不见得是最早是用开源的政府。原因很简单，你看世界上最大的专有软件企业都在那？第二点就是，政府可以是开源的一个驱动者，政府说我们现在开始研究一下开源的可行性，开源的好处，那是因为政府想对开源这方面的做出一个推动作用。那这个时候政府就可以说我需要你来研究一下怎么运作，学生就可以在学校学习开源软件的应用，这就是非常大的一股推动力量。政府还可以推动开源企业的发展，它可以让软件企业走开源这条路，这方面来讲，就是红帽在中国的机会，因为现在开源在中国也是政府刚刚开始推动这件事情，让企业用开源的方法去发展自己的产业，所以我们说红帽在这方面有很大的机会。第三个大方面，政府其实也是最好的一个开源的验证者，如果政府都开始采用开源软件了，那么一定是证明开源软件很安全，很稳定，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信息周刊》：红帽如何与中国本地的软件企业竞争和合作？
Tom：首先来说，开源无国界理念一直是我们在讲得一个话题，这个基本上也要花很长的时间来让人们认识国际软件开源这个概念。第二点我认为一个公司做开源的作用是很小的，而是需要把整个产业做起来，这需要很多方面，不仅仅是资助一个公司把这个公司做大，你还需要找到学校教育，这种建设，这是政策的比率，需要做很多事情，才能把产业建立起来。第三点就是，归根结底对企业来讲，能够成功是客户对你的认同，而这一点，政府其实是忽略了这一点，只有客户认同你的产品和服务是好的，认定你有技术上的实力，它才会买你的帐，在这一点上只有客户最有发言权。
《信息周刊》：社区是开源最重要的部分，社区建设这一块红帽做了哪些事情？
Tom：社区是根本，对于红帽来说太重要了，抛开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举一个很好的例子，4年前我做红帽事情的时候，当时红帽没有任何名气，也没有人，什么都没有，我很担心没有人会继续下去，但是所有的人都没走，这就是社区的力量，这就是社区的魅力，所以社区是红帽生存的根本。所以人们知道红帽也是因为Fedora，。
《信息周刊》：红帽最初版本是9.0，然后红帽就直接把软件和社区分开了，分开以后社区就有人认为社区的支持的好坏就无关紧要了，您觉得呢？
Tom：首先对于一个产业这么做也是没办法，必须要找到一个生存资本，必须找到钱来自于那，投入需要在那，这是没有办法的。那么第二点，同时我们在做的工作也是在反馈社区的，只要做出来就返回去了，从这点来讲我们对社区的贡献一直没有减弱，反而这是我们生存的根本，企业版本本来就是我们最强的，所以这些事情是承上启下的，但是支持的力度我们没有办法，因为这些都是不能用钱来衡量的。
《信息周刊》：红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一家开源企业，去年营收的增长很快，但随着微软开始打击开源，Oracle也计划推出自己的开源软件等等不利因素产生，红帽如何应对？
Tom：首先如果这些大家都冲你来了那么就代表你做的事情是对的。但是你这么想作为超级大的航空母舰按照既定的航线航行，现在要转航线了。我们船小好掉头，这些大型企业要做点什么调头都会慢很多。我其实很高兴，这并不是坏事，首先第一点，他们开始重视开源，开始打击开源就说明我们对他们形成了威胁，也就进一步验证了我们现在做的是对的。所以我们也别无选择我们只有继续作最好的开源软件。
《信息周刊》：开源软件在促进软件创新上很有作用，但是创新又牵涉到知识产权的保护严格与否。从技术上和从法律上来讲是有很大区别，微软说开源侵犯了他很多的知识产权，但是这些知识产权实际上实际上不利于中小型企业的创新，那么红帽从产业的生态来讲，对于开源软件知识产权的力度应该是怎样的？如何避免与这些专有软件厂商的纠纷，以更有利于创新的发展？
Tom：微软说我们侵犯了他们235项专利，但是他们根本没有举出任何一个真正的例子，到底侵犯了那些条，这样我们根本没办法知道我们到底侵犯了那些，也没办法作出相应的改变，我们认为这更多的是一种噪声，造成客户的恐慌心理。
《信息周刊》：现阶段红帽在中国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Tom：从我的角度来讲，红帽中国的团队是非常年轻的，作为红帽来讲本身也是非常年轻的，陈实也是非常年轻的领导，我们红帽中国都是非常年轻的人，但是从04进入中国以来，业绩是非常惊人的，总部对我们是非常信任的，总体上看没见过那家公司的发展是这么快的，这种信任绝对还会持续下去，红帽中国可以作想做的事情，放眼大的软件产业来说红帽还处在刚开局的位置，才刚刚开始，需要走的路还很长。我们一直在讲的这些方面，教育也好，政府也好，生态系统也好，ISP也好，客户也好，这一定是我们的重点，怎么去争取客户，怎么去培养你的ISP，怎么去跟学校沟通，怎么让政府看到开源的重要性，这都是我们的重点，永远都会听到这些。我现在再举一个例子，姚明现在在美国那么有名，但是大学的时候谁知道他呢？这毕竟是要有时间的。
Q：红帽有没有并购计划以加快发展？
Tom：红帽真的很小，才2000人，去年刚并购JBoss，并购JBoss的之前才1000来人，其实我们一直在收购小公司，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10亿美金的现金，虽然公司小，但是现金的储备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确实一直在按照产品的Road Map一直在收购我们需要的小公司，这个是很好理解的。红帽去年提出一个长期的目标，“20，20”，20，20既表明是
2020年，也表明我们有一个长远的计划目标，大概有5条，其中一条就是技术高端性，这种技术高端性就是表示我们要大力的投入虚拟化的东西，RHEL5里面的虚拟的东西，我们没有很具体的说是什么重点的东西，但是我们讲虚拟化，而且确定了一个终极目标是要和Intel合作，因为Intel是这方面的技术实力。另外一个就是收购公司，我们刚刚收购了Metramedia，它是作数据库SOA里面一个数据环内的功能的一个小公司，因为我们很快要推SOA的东西，所以这些都是按照我们的角度来做的。
人物简介：
Tom Rabon负责红帽的政府事务和公共政策。他与全球政府紧密合作创造共同的发展机会，尤其是在诸如中国和南美等新兴市场。
Rabon先生曾在朗讯任全球政府事务副总裁，任期六年。在朗讯期间，他领导美国和各个国家的政府事务团队代表朗讯处理与本地各级政府和国际政府之间事宜。在此之前，Rabon先生在AT&T十三年任职法律和政府事务副总裁，以及在北卡罗那州立法院任职。Rabon先生拥有北卡罗那大学政治学理学学士学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