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技术创新尤其是共性技术因为有利于全社会从中获取福利而具有一定的外部性、公益性，但创新的主体依然是企业而非政府。在自主创新的道路上，我们再不能被行政官僚主义的无效率和市场教条主义的软骨病贻误战机了
□文 高昱
如果说过去两年，中国政府的政策信号是以解决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重磅开局的话，那么“十一五规划”第一年的序幕，则是在向自主创新吹响的号角中拉开。
1月9日上午，新世纪第一次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胡锦涛主席在一个小时的演讲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要在2020年跻身创新型国家行列，为此要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
胡的讲话极其明确地表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不仅上升为中国的国家战略，而且被认为是“面向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抉择”。
把自主创新能力和民族复兴、国家竞争力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实际上彰显了崛起中的中国拒绝成为“附庸经济”、希望跻身现代化国家的国家意志。
就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了20多年、且经济总量已位于全球第六之际，一系列的贸易摩擦，特别是在纺织品配额取消后中国纺织品在欧美市场遭遇的强烈抵制，使得所有人都开始反思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中国每年为全世界60亿人每人生产一双鞋、两匹布、三件衣服，但是中国强大的比较优势并没有换来自由贸易应得的市场。相反，商务部去年几乎成了“纺织部”，和大西洋两岸的贸易保护主义做了艰苦斗争。商务部副部长、WTO首席谈判专家高虎城曾感叹道：“年轻时是别人批评我们市场不开放、贸易保护主义，现在我们下去学游泳了，你们反倒上来了！”
在这种角色的转换中，在我们按照西方制定的自由贸易规则玩全球化游戏的时候，突然深刻地认识到，没有永恒的国际惯例、经济真理，只有永恒的国家利益。
而当今时代，谁在知识和科技创新方面占据优势，谁就能够在发展上掌握主动。美国政府智囊机构兰德公司早在1980年代就指出，只有技术独立，才有经济独立，才有政治独立。也就是说，技术不仅是经济的，也是政治的。
就在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纷纷把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国家战略，大幅度提高科技投入之际，中国的跟进是我们这一代人刻不容缓的使命。
用15年的时间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这是一项极其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涉及的领域包括国家战略、教育、科研和创新体系、人才战略，甚至文化再造。
在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中，多处提到民族自信、自强、自尊和自豪感。记得两年前在科技部举办的一个关于汽车自主创新的研讨会上，那些在艰苦条件下研制出第一代红旗轿车的工程师们总是在感叹，在合资模式中，中方自主创新的志气先就丢了。这样的话让人感慨。
好在，有志气的企业还有。夹缝中成长起来的走自主创新道路的汽车企业奇瑞、吉利、长城、长安等一起，去年共完成的汽车出口总数首次超过了进口。奇瑞董事长兼总经理尹同耀还被授予了2005年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自主创新奖。该奖的年度人物大奖则颁给了从硅谷回国创业的中星微电子董事长邓中翰。他率领这家公司首次成功地将中国芯片全面打入国际市场。当公司4位创始人同台演唱《我的中国心》的时候，会场气氛达到了高潮。
在强调企业是市场创新主体的同时，政府的责任也不容忽视。以美国为例。很多人不知道，二战后的50年间，美国联邦政府的投入占美国全部R&D投入的1/2―2/3。政府力量对美国技术进步的直接作用，不仅体现在投入上，还体现在需求上。政府采购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为新技术的应用提供市场，在美国半导体工业发展的早期，其产品几乎没有民用市场，全部是由国防部采购。IT、通讯、装备工业、航空制造、材料、生物工程等托起高科技和新经济这一美国发展新引擎的重要产业，也都脱胎于美国政府乃至军方的研究成果。
根据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大管理学院教授路风的研究，日本和韩国当年处于赶超阶段的时候，主要由企业进行的技术学习也往往贯彻了国家的政治意志。这是因为，当存在能力壁垒时，后进企业在进入被先行者所主导的产品市场时必定面临风险，而且壁垒越高，风险越大。风险来自能力发展的长期性和困难性，也来自先行者的压制。由于存在风险和不确定性，注重边际收益的自由市场机制并不支持以技术学习为目的的投资，即所谓“造船不如买船”。只有在政府发挥作用的条件下，才能使企业克服这种壁垒。
然而，尽管技术创新尤其是共性技术因为有利于全社会从中获取福利而具有一定的外部性、公益性，但创新的主体依然是企业而非政府。日本解决这个悖论的方式是在保护国内市场的同时维持企业之间的高度竞争，国内市场更狭小的韩国的应对方式是鞭策企业出口，使其经受国际市场的竞争考验。怎么找到适应中国现实与当前国际竞争环境的创新体制和企业内驱力，是包括企业、政府、非政府组织在内的各界人士必须认真思考和对比的探索课题。重要的是，探索无禁区，中国汽车工业和大飞机的殷鉴不远，我们再不能被行政官僚主义的无效率和市场教条主义的软骨病贻误战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