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教授曾经在会上即兴发言，说改革中既得利益受损害最大的是干部，应该进行补偿，引起轩然大波。这些言论是根据未经本人过目的记录，无法严格地算作他的思想。如今，他在《经济观察报》接受记者采访，而且亲笔写了《改革中的利益补偿问题》，总算为我们了解他的立场提供了一些根据。
张教授的核心观点是厘清改革与革命之分:“革命是通过暴力和强制手段将财富和权力从一部分人手里剥夺后转移给另一部分人”，“改革必须尊重原体制下形成的既得利益”，“不应该使任何人比原体制下生活得更坏”。“按照这个原则，如果具体的改革措施会带来社会总财富的增加，但同时会导致社会中一部分人利益受损，此时，受益者有责任从自己所得的增加中拿出一部分补偿(‘赎买’)受损者，否则就不能称其为改革了。”最绝的是下面一段:“计划体制下，相对于农村的人，城市人就是既得利益阶层……所以，当提高农产品价格时，就必须给城市人副食补助，而当农用生产资料价格上升时，政府并不补贴农民，因为农民不是计划经济的既得利益者。”接着他进一步论证:对政府官员的既得利益应该补偿，否则就会以“暗补”(包括腐败、子女经商等)来代替明补。
是谁告诉张教授改革“不应该使任何人比原体制下生活得更坏”的？比如在中世纪，欧洲的领主对其庄园中的未婚女子享有“初夜权”，这个规矩被“改革”掉了后，领主是否比原体制下生活得更坏？美国的种族隔离制度被改革掉后，许多白人丧失了过去的既得利益，人家得到补偿了吗？从另一方面说，黑人不是原来的种族隔离制度的既得利益者，按张教授的推理，在取消种族隔离制度后，他们还应该继续受种族歧视而得不到任何补偿，因为他们反正过去也没有既得利益。
张教授的话无非是强调，改革要补偿过去不合理制度下的强势集团，而不是弱势集团。比如，干部应该得到补偿，否则人家就该腐败了。那么请问，难道你补偿了这些干部，他们就不腐败了吗？再往前推一步，现在许多干部已经腐败了。一旦改革这种滋生腐败的制度，这些腐败的干部就丧失了既得利益。比如贪污500万元的干部，比贪污100万元的干部丧失的既得利益更大。我们是否应该按照他们贪污的程度计算他们丧失的既得利益，在改革后对他们进行“补偿”、给最大的贪污犯发最高的奖金呢？与此同时，农民反正不属于既得利益集团，不该得到补偿，要永远低人一等。农产品价格上升，城里人要得到补偿，因为他们是既得利益者。但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升，农民不该得到补偿，因为他们不属于既得利益者。请问，计划体制下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相对稳定，怎么就不算是农民的“既得利益”呢？农民要是让张教授这样的人计算他们的利益，靠得住吗？
张教授口口声声把“尊重原体制下的既得利益格局”作为改革的基本原则。请问:如果不触动原有的既得利益格局，还谈什么改革？张教授忘了最关键的一点:改革要对利益受损者进行适当的补偿，但必须是合理的补偿。
什么是合理的补偿呢？比如一个工人，一生勤勤恳恳为一家国有工厂服务，没有犯任何错误。但是，改革中这家没有效益的工厂必须关门，他是因为官僚管理的错误而非自己的错误丢了工作，所以应该得到补偿。再看看干部，虽然现在不能垄断软卧待遇，但是，每次招聘公务员都人山人海，乃至参加应聘本身还要花钱买票。在这种情况下，你连下岗工人还打发不了，怎么一天到晚想着给干部补偿呢？
张教授反复讲改革和革命之别，无非是想说，改革是避免革命或者动乱的一个有效手段。但是他忘了，历史上的革命，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因为弱势阶层的生活状况恶化。相反，在改革中，过去的既得利益集团大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但很少造反。原因是，即使在改革后丧失了许多利益，他们在社会上还属于强势集团。比如18世纪的英国，掌握土地的绅士贵族还是控制了各种政治权力。后来工商阶层崛起，挑战他们的权威，但是他们的回应大致有二:一是呆在原来的位置上，因为那虽然不是唯一的垄断性统治集团，至少还是统治集团之一；二是利用原来的优越地位和新兴的集团通婚，或转到新兴集团中。他们最反对的就是革命，因为那会毁了他们所拥有的一切。
俗话说“有恒产者有恒心”。那些有既得利益的人，是最不愿意革命的。一个社会要稳定，就必须给所有人(至少是大部分人)一些既得利益，使他们愿意捍卫他们所获得利益的社会。这是对当今改革的一大挑战。如今中国的干部，大部份还是希望留在原来的位置上。另有不少下了海，生活得也不错。一个头脑正常的人，恐怕不会担心干部出来闹事。相反，一些弱势阶层，到了一无所有、一无所失的地步，最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我读不懂张教授的学问，更不明白他的心态。不知道他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怎么一天到晚担心不尊重强势集团的既得利益就会出事，对没有既得利益的人竟可以不管不问？他到底是在改革，还是在反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