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常消费品领域，到处都能见到“中国制造”的标记。在高新技术领域，中国能否在更多行业的产品上打上“中国制造”的印记，以摆脱时不时得看人眼色行事的格局？限制这一梦想成真的因素很多，但最关键者，莫过于在高新技术诸领域里，中国有无国际认可的“中国制造”的“行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标准。有了国际认可的“标准”，就有了“中国制造”的话语权。没有自己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标准，就只有听从别人吆喝的义务而没有自己说话的权力。
错过无线通讯1G、2G时代的中国电信业，面对方兴未艾的3G时代，以力争把中国3G标准TD-SCDMA系统纳入国际电联(ITU)主流标准为契机，开始了在无线通讯领域里为“中国制造”争取话语权的艰难博弈。
万事起头难。但TD-SCDMA的开头，似乎平淡无奇，后来才一波三折，饶有戏剧性。
1994年，两位从事通信技术的中国留学生――在摩托罗拉公司半导体部工作的项目经理陈卫和在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任教的助理教授徐广涵在交谈讨论中共同感到，如果把新兴的无线通信技术与蓬勃成长的中国市场结合起来，肯定会大有前途。于是，他们设计了一个无线通信系统的方案。为了开发这个系统，1995年两人成立了一个技术创业公司，取名Cwill(意为“中国的无线接入”)，并且开发出一项核心技术――上行同步技术，由这些新技术组成的新系统被命名为SCDMA(同步码分多址)。
1995年5月，邮电部科技司司长周寰率国内七名通信专家到美国考察无线通信技术，十分看好SCDMA的前景。经邮科院和CWill多次洽谈，决定共同成立一家合资公司，共同开发SCDMA技术，以推动刚刚起步的中国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
1995年11月，邮科院和CWill合资成立了北京信威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集中开发以智能天线、上行同步等为核心技术的SCDMA无线接入系统。进展顺利。这个项目得到邮电部科技司的倾力支持，后来被列入国家“九五”科技攻关计划，分别得到邮电部1500万元、国家计委1000万元的研发资金资助。
由于人才、科研环境、工作连续性等原因，最初，信威开发SCDMA技术的活动，相当一部分主要是在Cwill进行。国内开发经费通过信威引入Cwill，邮科院派出几十人次的人员到CWill“留学”，陈卫也向国内信威开放Cwill拥有的技术和成果。这种做法，引起CWill在美国的一些合作伙伴的异议。但小分歧干拢不了大方向，陈卫他们的目标很明确，“依托中国巨大的市场，发展SCDMA通信技术”。
不久，在Cwill进行的信威SCDMA技术开发，却戏剧性地遇到了一场无端“风波”。
美国高通公司的律师突然找上门来，声称凡是叫“CDMA”的东西，就涉及高通的专利。要求Cwill停止所谓涉嫌“侵权”的行为。高通是美国有名有大公司。高通的律师个个心细如发、巧舌如簧。不过，这次他们却师出无名，空怀绝技。也许是行业道德自律使然，也许是职业预感点化，Cwill和信威在制订SCDMA系统的技术进一步开发方案时，开发者整整花了三个月的时间，仔细研究高通等企业的专利文本，SCDMA进一步开发方案的所有技术，对凡是涉及高通知识产权者，无论巨细浅深，一律奉若凛然不可近的壁垒，敬而远之。“涉嫌”云云，“杯弓蛇影”而己。SCDMA系统的技术，皆有美国和中国的专利注册，具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身正者无愧，理直者气壮。遭到Cwill证据充足的驳斥后，高通的律师悻悻而去。“风波”涣然冰释。
信威对SCDMA的成功研发，使我国在无线通信领域拥有了重要的自主知识产权，实现了中国电信史上的突破。
信威成立一年后，SCDMA移动通信系统已经可以演示。次年，可以应用。但就在此时，一道难题出现在信威面前。
此时，尚未拆分出来中国移动的中国电信，已经开始大规模铺设GSM网络，已再无SCDMA立足之地。
SCDMA技术和中国移动通讯市场就此悄然擦肩而过。
晚了一步的SCDMA只好大材小用，靠着为中国电信固定网络和固定终端之间提供无线接入而获得市场。利润来源于电话初装费。但中国电信取消电话初装费之后，这个商业模式被残酷地釜底抽薪。
时间到了1997年。
当时，国际电联(ITU)向各国征求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中国电信行业的决策部门酝酿，能不能往高处想，往大里做，在SCDMA的技术基础上做一个能够独立提交国际电联的中国制造的国际3G标准，以抢占3G时代的先机？经过反复地争论和讨论，主张提出中国3G标准的意见占了上风。SCDMA峰回路转的机会来了！
1998年6月30日，以大唐(改制前的邮电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代表中国向国际电联(ITU)递交了中国提出的命名为TD-SCDMA的3G标准。当时，在国际电联内部，代表美国利益的CDMA2000和代表欧洲利益的WCDMA正为3G标准争得水火不容，做梦都没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中国也会提出自己的3G标准。俗话说：“一山难容二虎”，因此，中国3G文档正式提交上去后，立即就遭到了国外厂商的封杀。
1998～1999年两年间，封杀TD-SCDMA的行为达到高潮。美国的一个标准化组织秘密联系欧、日，相互达成协定，企图在当年10月29日召开的审定3G世界标准的赫尔辛基会议上，提案废除TD-SCDMA。
形势严峻。在通信标准博弈中，中国已经错过了1G和2G，以致于中国尽管有广阔的通讯市场，在许多方面还得看人眼色、听人吆喝。周寰只能求助于中国政府的支持。他向信息产业部领导汇报，“欧洲与美国2亿人能支持一个标准，日本1亿多人还能搞个PDC(日本的电信标准)，中国有13亿人，为什么不能支持一个标准？”他建议面对电信技术发达国家对中国标准的恶意封杀，采取强硬的措施，不能再仰人鼻息：“即使赫尔辛基会议把TD-SCDMA否决了，中国政府也要支持这一标准。”
信息产业部通过邮电科技委召集了各方面的专家，对TD-SCDMA进行了技术层面上的重新评估。结论是，“如果国外势力阻挠使中国标准不被采用，中国也有足够的市场空间来支持自己的标准，我们完全有能力在自己的国家开发并运营TD-SCDMA！”
在得到这个结论之后，信息产业部即致函各外企驻中国机构，提醒他们注意中国政府对TD-SCDMA标准的关注和信心。再迟钝的人也能意会此函的弦外之音。
1999年，国际电联大会在芬兰赫尔辛基召开。或许是CDMA2000阵营与WCDMA阵营，忙于捉对厮杀，无暇它顾；或许是走在前面的电信技术大国们，还没有把TD-SCDMA的潜在威胁真当回事，大意疏忽，TD-SCDMA在ITU实际收到的16个3G标准提案中脱颖而出。2000年5月，TD-SCDMA被ITU正式接纳为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的三大主流标准之一。
在某一领域有了“自己的标准”，就意味着占据了这一行业经济上的制高点。
TD-SCDMA的成功，标志着我国移动通信产业已经告别了了模仿，到了自己制定规则的时候了。TD-SCDMA作为中国推出的标准，一旦在中国市场上生根发芽，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冲击波式的震撼。
行家预测， TD-SCDMA对中国经济的贡献，绝不限于移动通信产业。它对半导体、精密仪器制造、软件、芯片、原料、系统集成、电子元器件等领域具有强大的行业辐射力。它将使中国在历史上首次有机会以自己的国际标准为依托，以自主知识产权为纽带，打造一个不受制于任何外部力量的TD-SCDMA产业链。一旦TD-SCDMA产品成为现实，行家估算，仅TD-SCDMA的建设一项，就能使1500~1800亿元留在国内企业，如果加上终端以及其它相关产品，TD-SCDMA给国内企业带来的增收将超过5000亿元。
后来的事实表明，中国政府看准了TD-SCDMA这个平台，宏观上不动声色地鼓励它往大里做。
为了给TD-SCDMA创造更广阔的未来发展空间，信息产业部对3G的频率制定规划时，除按照国际电联规划的55MHz频率外，还另外规划了100MHz频率，为TD-SCDMA产业发展和应用提供了充足的频率资源。尤其是2300M～2400M的频段是我国政府特意从军用频率中清理出来的，由于国外绝大多数国家在该频段上均处于空闲状态，因此一旦TD-SCDMA标准在我国得到成熟的商用，就可以向其它国家推广，真正做到全球漫游，这也是三大标准中惟一能够做到的。为了加快TD-SCDMA的商用进程，在信息产业部的牵头下，我国先后成立了TD-SCDMA产业联盟、TD-SCDMA技术论坛和3G专家组。这些措施对推动TD-SCDMA产业链的成熟，形成产业群体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显然，中国政府如此地苦心孤诣，是希望TD-SCDMA能够成为手里的一张有示范性的王牌，使中国企业在面对国际寡头企业设下的专利门槛时，能够具有一定的跨越能力。
政府已经搭好了舞台，下一步要看志存高远的企业如何扮演这部商用转化的活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