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白寿彝
基本信息
·出版社：北京出版社发行处
·页码：235 页码
·出版日：2004年
·ISBN：7200050741
·条码：9787200050745
·版次：2004年1月第1版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32开
内容简介
能观全书，《史学遗产六讲》是作者从理论上对中国史学遗产进行系统的发掘、爬梳的开创性成果，反映了作者恢宏的视野和渊博的常识。书中对史学遗产之精华所作的分析及其在当今史学事业中之价值的阐释，其真知灼见，在在多有，对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者和广大史学工作者来说，尤其对青年史学工作者和史学爱好者来说，既是入门之书，又是指导之书，成为人们走进史学遗产这一辽阔繁茂的园地、从而走进宏伟庄严的史学殿堂的一条路径。
作者简介
白寿彝（1909-2000），字肇伦，又名哲玛鲁丁，河南开封人，回族。1932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先后执教于云南大学、中央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致力于中国民族史、中国史学史及中国通史的研究。主要著作有《学步集》、《历史教育和史学遗产》、《白寿彝史学论集》、《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中国史学史论集》等，主编有《中国通史纲要》、《史学概论》、《回族人物志》、《中国史学史教本》、《中国通史》等，视野恢宏，器识卓越，是著名的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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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瞿林东
本书是白寿彝先生论史学遗产的代表性著作，其中所收录的六篇论文，写于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谈史学遗产》这篇长文撰于1961年，其余五篇撰于1981—1982年，前后相隔二十年，而其撰述旨趣显然是一脉相承的。
中国是一个史学大国，拥有连续不断的和丰富厚重的史学遗产。所谓史学遗产，是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前人在史学活动中的创造和积累，是文化遗产的重要部分。把史学遗产从历史遗产中“分离”出来，并把它作为一个专门的学术问题和理论问题提出来进行研究，白寿彝先生的这几篇文章不仅开其先河，而且从理论上和研究对象上奠定了探讨这一领域的学术基础，因而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
《谈史学遗产》一文从理论上阐述了研究史学遗产的重要性及研究史学遗产的方法。关于研究对象，作者从七个方面作了概括，即归纳了史学遗产中的主要成就，并将其比喻为一个个“花圃”。这就是：中国史学上有关基本观点的遗产，包含历史观、历史观点在史学中的地位、史学工作的作用；史料学遗产；历史编纂学遗产；历史文献学遗产；重大历史问题研究成果；有代表性的史学著作；历史启蒙书方面的遗产。关于研究史学遗产的必要性，作者指出：一，研究史学遗产，可以更具体更深刻地理解史学在社会中的作用；二，研究史学遗产，可以逐步摸索出来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三，研究史学遗产，可以把历史上人们提出来的一些史学问题作为当前研究的资料，丰富我们的研究内容。这些见解，在今天看来，仍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回顾二十世纪中国史学，自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1902年发表《新史学》对中国古代史学进行激烈的批评后，直至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古代史学始终处于不被重视以至被否定的地位。白寿彝先生在1961年撰写此文，这在当时不仅要有学术上的见识，而且要有理论上的勇气。
作者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撰写的五篇文章，集中讨论了四个问题，即历史观点、历史文献学、历史编纂学、历史文学。关于历史观点问题，作者在《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一文中，着重分析了中国史学上关于历史进程的看法、关于地理环境的看法、关于社会经济的看法、关于得失成败的看法、关于有民主思想内容的看法。作者继《谈史学遗产》之后，再次提出了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出现以前，中国史学上是否存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的问题。从作者的观点来看，他的回答是肯定的。同时他也指出，这些问题需要作长期的讨论。
《谈历史文献学》和《再谈历史文献学》这两篇文章，是作者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撰写的。这两篇文章不仅可以相互补充，而且还可以从中看出作者在有些问题上思考的轨迹。在《谈历史文献学》一文中，作者指出了历史文献学的重要性，认为：“历史文献学可以帮助我们搜集、分析并正确地利用历史文献，使我们的历史工作在文献方面具有良好的条件，这就是历史文献学的主要用处。”在《再谈历史文献学》一文中，作者提出了历史文献学学科建设的设想，指出：“历史文献学，或者更正确地说，中国历史文献学，可以包含四个部分。一、理论的部分。二、历史的部分。三、分类学的部分。四、应用的部分。这样的分法，未必合适。现在这样分，也只是便于说明问题。”从这四个方面着手来建设历史文献学，是作者的一个重要的创见。其中，关于“理论的部分”，提出了“历史文献学的多重性”问题；关于“历史的部分”，提出了历史文献同历史时代的关系；关于“分类学的部分”，提出历史文献学的分类学与目录学有一定的区别，即前者“有统观全局的要求”；关于“应用的部分”，认为可以包含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辑佚学和辨伪学等。这些论点极大地开阔了人们关于历史文献学的理解和认识，对历史文献学的学科建设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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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史学大国，拥有连续不断的和丰富厚重的史学遗产。所谓史学遗产，是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前人在史学活动中的创造和积累，是文化遗产的重要部分。把史学遗产从历史遗产中"分离"出来，并把它作为一个专门的学术问题和理论问题提出来进行研究，白寿彝先生的这几篇文章不仅开其先河，而且从理论上和研究对象上奠定了探讨这一领域的学术基础，因而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
目录
谈史学遗产
谈史学遗产答客问
谈历史文献学
——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二
谈史书的编撰
——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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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书摘
百家争鸣跟百花齐放也是紧密地联系的。花开得越多，就越便于更多的争鸣。鸣得越好，花也就开得越好。在史学遗产的研究工作上，既可以开大量的花，也必然有不少问题是值得争鸣的。我们可以提出新问题来争鸣，也可以把久已提出而没有解决的问题来争鸣。
从比较具体的问题来说，对现已逝世八百周年的史学家郑樵的评价就一直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
《宋史·儒林传》首先讥郑樵“博学而寡要”。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对郑樵的《通志略》有较详的著录。他在“会通”这一观点上，实际也继承了郑樵的优良传统。但在评论这书的时候，只称许“《氏族》、《六书》、《七音》等略考订详明，议论精到”，而对于全书则送了“疏略”和“不堪检点”等六个字的考语，内容包含了记载简略、天宝以后南宋以前史事的缺如和对旧史史文的因袭等三点。清代汉学家大抵接受马端临的见解，而连马端临所称许的《六书》、《七音》等略也并不恭维。
跟上述的意见不同，章学诚很推重郑樵，在《文史通义》中专为郑樵写了一篇《申郑》和三篇《答客问》，并在《释通》篇列《通志》为通史的冠冕，说：“总古今之学术而纪传一规乎史迁，郑樵《通志》作焉。统前史之书志而撰述取法乎官礼，杜佑《通典》作焉。合纪传之互文而编次总括乎苟袁，司马光《资治通鉴》作焉。汇公私之述作，而铨录略仿乎孔(孔逭)萧(萧统)，裴磷《太和通选》作焉。此四子者，或存正史之规(《通志》)，或正编年之的(《通鉴》)，或以典故为纪纲(《通典》)，或以词章存文献，史部之通于斯为极盛也。”他认为《通志》的精要在于有自成一家言的义例，而考据的疏略并不能算郑樵的什么毛病，因袭史书旧文也没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他说：“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于是遂欲匡正史迁，益以博雅，贬损班固，讥其因袭，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学者少见多怪，不究其发凡起例、绝识旷论，所以斟酌群言为史学要删；而徒摘其援据之疏略、裁剪之未定者，纷纷攻击，势若不共戴天。古人复起，奚足当吹剑之一映乎！若夫二十略中，《六书》、《七音》与《昆虫草木》之略，所谓以史翼经，本非断代为书可以递续而不穷者，比诚所谓专门绝业，汉唐诸儒不可得闻者也。创条发例，巨制鸿编，即以义类明其家学。其事不能不因一时成书，粗就隐括，原未尝与小学专家特为一书者挈长较短，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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