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白寿彝
基本信息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ISBN：7208049971
·条码：9787208049970
·版次：1989年4月第1次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32开
内容简介
这部历时二十年而最终完成的巨著，以其用马克思主义作理论指导的鲜明性，以其内容极为宏富、探讨几千年中国历史各方面问题所达到的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以其编撰体裁的重大创新和科学性、时代性，获得了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 “积一代之智慧”的巨著 白先生主编的这部《中国通史》，上起远古时代，下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囊括了中国几千年历史发展中政治、经济、民族、军事、学术文化各个方面，全书共12卷22册，约1400万字，堪称是本世纪最大的史学工程之一。白先生从70年代后期起就酝酿编写《中国通史》，他曾多次出国访问而很有感触，深感编纂一部内容宏富，与我们悠久的文明和大国的地位相称，具有高度科学性的《中国通史》的必要，并且冀望这部通史要表达出深刻的历史感和鲜明的时代感。1979年正式提出设想并开始启动。白先生倡议和主持的这一大型项目得到北京师范大学和全国许多兄弟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的支持。一大批卓有成就、造诣高深的知名学者共襄盛举，他们之中有：王振铎、苏秉琦、徐喜辰、斯维至、杨钊、高敏、安作璋、何兹全、周一良、史念海、陈光崇、邓广铭、陈振、陈得芝、王毓铨、周远廉、章开沅、林增平、龚书铎、王桧林、邱汉生、刘家和、何绍庚等。由白先生和这些知名学者组成全书编委会，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担任了分卷主编，参加全书撰稿的学者共有 500余人。由白先生总揽全局，提出全书的总体设想和要求，并采取卓有成效的推动和组织措施，各分卷主编精心实施，有关的众多专家通力合作，终于完成了这一浩大的工程，被学术界称誉为“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的压轴之作”。 多卷本《中国通史》对于推动中国史学发展的重大意义，首先就在于它是集中了一代人智慧而成的巨著。王毓铨先生为《中国通史》的完成写有两句贺诗：“积一代之智慧，备百世之长编”。前一句，中肯地讲出这部巨著的时代意义，它汇聚了史学界一代人的智慧，是集体的认识水平和研究成果的结晶。后一句，中肯地讲出其深远影响，由于这部巨著凝聚了一代人的心血，多少年之后人们若要深入地研究或重新编著中国通史，这部书都是必备的参考和重要的依据。 荟萃了众多名家、数百位学者的智慧和心血的《中国通史》，的确因它集中了大量最新研究成果而为世人所瞩目。
作者简介
白寿彝是河南省开封市人，我国著名的史学家、教育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1925年至1927年，就读于上海文治大学和中州大学（今河南大学）；1929年考入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读研究生，学习中国哲学史；1932年毕业后，陆续创办和主持了《晨星》、《伊斯兰》、《大河杂志》、《新儿童》、《云南清真铎报》、《益世报》、《边疆》等刊物，还协助顾颉刚先生主持文通书局编译所的编务工作；1938年至1949年，先后执教于广西桂林成达师范学校、云南大学，重庆中央大学、南京中央大学；1949年7月，他同郭沫若、范文澜等创办了新中国史学会，并与同年受聘于北京师范大学，任历史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被聘为中国科学院专门委员，与侯外庐先生等筹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二所并兼任研究员，同时创办了《光明日报》的《历史教学》半月刊，与刘大年先生等发起创办了《历史研究》杂志；1971年起，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关怀下，开始主持《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改革开放后，他先后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校务委员会顾问、历史系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主编、《史学史研究》主编等职，创建了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和古籍研究所，并担任了两所的首任所长。白寿彝同志还担任过多种学术团体和社会组织的重要职务，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成员、国家教委全国古籍整理与研究工作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史学会主席团成员、中国民族史学会会长、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中国回民文化促进会副主任、中国回族学会名誉会长等。白寿彝同志是第一届全国政协代表；第三、四、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民委副主任、法制委员会委员和国家民委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列席代表、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特邀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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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历时二十年而最终完成的巨著，以其用马克思主义作理论指导的鲜明性，以其内容极为宏富、探讨几千年中国历史各方面问题所达到的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以其编撰体裁的重大创新和科学性、时代性，获得了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 “积一代之智慧”的巨著 白先生主编的这部《中国通史》，上起远古时代，下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囊括了中国几千年历史发展中政治、经济、民族、军事、学术文化各个方面，全书共12卷22册，约1400万字，堪称是本世纪最大的史学工程之一。白先生从70年代后期起就酝酿编写《中国通史》，他曾多次出国访问而很有感触，深感编纂一部内容宏富，与我们民族悠久的文明和大国的地位相称，具有高度科学性的《中国通史》的必要，并且冀望这部通史要表达出深刻的历史感和鲜明的时代感。1979年正式提出设想并开始启动。白先生倡议和主持的这一大型项目得到北京师范大学和全国许多兄弟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的支持。一大批卓有成就、造诣高深的知名学者共襄盛举，他们之中有：王振铎、苏秉琦、徐喜辰、斯维至、杨钊、高敏、安作璋、何兹全、周一良、史念海、陈光崇、邓广铭、陈振、陈得芝、王毓铨、周远廉、章开沅、林增平、龚书铎、王桧林、邱汉生、刘家和、何绍庚等。由白先生和这些知名学者组成全书编委会，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担任了分卷主编，参加全书撰稿的学者共有 500余人。由白先生总揽全局，提出全书的总体设想和要求，并采取卓有成效的推动和组织措施，各分卷主编精心实施，有关的众多专家通力合作，终于完成了这一浩大的工程，被学术界称誉为“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的压轴之作”。 多卷本《中国通史》对于推动中国史学发展的重大意义，首先就在于它是集中了一代人智慧而成的巨著。王毓铨先生为《中国通史》的完成写有两句贺诗：“积一代之智慧，备百世之长编”。前一句，中肯地讲出这部巨著的时代意义，它汇聚了史学界一代人的智慧，是集体的认识水平和研究成果的结晶。后一句，中肯地讲出其深远影响，由于这部巨著凝聚了一代人的心血，多少年之后人们若要深入地研究或重新编著中国通史，这部书都是必备的参考和重要的依据。 荟萃了众多名家、数百位学者的智慧和心血的《中国通史》，的确因它集中了大量最新研究成果而为世人所瞩目。譬如，第一卷导论卷是由白先生和其他多位专家撰写的，对中国通史编纂的重大理论问题作了系统而深刻的论述。首章“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由白先生亲自撰写，以8万字的篇幅，论述“关于中国民族史撰述的回顾”、 “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分布现状”、“统一的多民族历史的编撰”三个有关通史编撰的全局性问题，作为全书的重要理论指导。担任以下8 章撰写的作者中有知名学者邱汉生、刘家和等。第二至四章，论述历史发展的地理条件，人的因素、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提出了“地理条件的复杂性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多种生产关系的并存”等重要论点。五、六两章论述“国家和法”、“社会意识形态”，阐发了关于国家的社会职能和统治职能、中国思想史上唯物主义的优良传统、社会政治思想的革新进取精神、人性论及道德学说的丰富遗产等重要理论问题。七、八两章论述“历史理论和历史文献”、“史书体裁和历史文学”，探讨了历史的客观性和可知性，史书体裁的综合运用，多体裁配合、多层面地反映历史等问题。第九章“中国与世界”，论述了中国历史和文明发展的连续性，中国史在世界史中的重要性等极有价值的问题。在一部中国通史中，用整卷的篇幅来论述理论问题，这还是首创。综观导论卷的全部论述，有许多是加强了过去理论研究的薄弱环节（如历史地理的理论、中国史在世界史中的地位等），更有许多是开创性的研究（如关于中国民族史撰述的回顾、统一的多民族历史的编撰、多种生产关系的并存、社会政治思想的革新进取精神、多体裁配合、多层面地反映历史等）。因此，导论卷不仅为全书各卷的编撰提供了理论指导，而且将中国历史理论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再如第二卷“远古时代”，由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主编。本卷的论述，在极大程度上概括了远古时代考古学研究的成果，坚持实事求是，认真地从考古学文化入手，理清了中国史前民族、文化及社会的发展脉络。这在以往的通史撰述中是没有先例的，在考古学工作上也是一项创举。书中许多在具体考古发现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和概括，富有理论色彩和启发意义的论述向读者扑面而来。农业的发生是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重大事件，本书告诉我们：在全世界少数几个农业起源中心中，中国独居其二。中国的农业以精耕细作为其特色，这在远古时代已露其端倪。中国古籍中有神农尝百草和黄帝播种百谷的传说。而考古发现则提供了：大约在公元前6500年至5000年，中国北方已出现一系列发达的新石器文化，其中有不少遗址发现了栽培谷物的遗存。如河北武安磁山遗址中有许多窖穴中发现粮食朽灰，经鉴定是粟；河南新郑裴李岗和甘肃秦安大地湾都发现了炭化的黍。这些遗址所属的新石器文化，都有比较发达的农业工具，又以磁山文化所在的中原地区最为发达。“由此可见中国北方农业的起源还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年代，而中原应是旱地农业起源的核心地区。”（注：《中国通史》第2卷《远古时代》，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页。 ）近年又在长江中游发现了城背溪文化遗址和彭头山文化遗址，年代约当于公元前7000年和5000年。在这两处遗址中，已不止一次地发现了稻谷遗存。“这些稻谷遗存的年代都远远早于中国其他区域发现的稻谷遗存，也早于一般认为可能是稻作农业发源地的印度恒河流域和东南亚山地所发现的稻谷遗存，所以长江中下游应是稻作农业起源的一个重要的中心。”（注：《中国通史》第2 卷《远古时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页。 ）考古发现正好与远古传说相印证：是中国人自己的祖先发明了农业，而不是从外界学习来的。读着这样的论述，不仅能获得宝贵的历史学、考古学知识，而且增强了我们的民族自豪感。 又如，第三卷商周史卷的“序说”部分，是由著名学者徐喜辰、邹衡、胡厚宣撰写的。首章论述历史文献，按五经、史地书、诸子、辞赋四类，扼要而具体地论述先秦丰富的历史文献的主要内容、史料价值，对于为数不少的历史文献的真伪问题，今古文学派异同问题，以及作者或成书年代有争议者，均作了中肯的论述和必要的考订，并简要地论述前人对各种重要文献整理的成果，介绍最可据信的注本。第二章论述考古资料，分三节论述“主要都城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文化的研究”、“考古资料反映的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问题”，第三章论述甲骨文和金文，内容包括丰富而纷繁的考古资料、古文字资料及青铜器的出现、价值、研究状况。这两章，也都提纲挈领，条分缕析，显示出本卷研究工作丰厚的考古学基础，又为初学者提供很好的研究入门指南。第四章论述商周史研究概况，分为四节，系统地论述近代以来实证史学家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五四”前后，30年代，抗战及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以后的研究成果，脉络清晰，评价恰当，中肯地指出在商周史领域哪些问题已经解决，哪些问题正在解决之中，十分有利于帮助读者思考当前研究工作进一步努力的方向。这些内容都出自有长期研究的专家之手，因而确实反映出当代史学在这一领域所达到的最高水平。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达到新的高度 集中众多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是白先生主编《中国通史》实现重大创新的基础。然而，众多合作者的研究、探索，需要有高明的史识作为指导思想，对这一浩大的史学工程起到统帅和灵魂的作用。白先生在建国初年纲要》，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这三部通史著作同样以阐明唯物史观普遍原理与中国历史具体实际相结合为鲜明的宗旨，在长时间内产生了很大影响，讲出了真实可信的历史知识，起到教育人民的巨大作用。 时代在前进，1979年以后，中国历史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学术工作也亟须开创出新局面。恰好，白寿彝先生在这一时期提出的多卷本《中国通史》的理论指导，明确地要求做到反映历史的规律性与反映历史的丰富性二者结合。这就体现了对于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如何更好地反映历史的理解，达到新的高度，对于中国通史所应包含的内容的理解，达到了新的高冬先后产生的通史著作，形成了在运用进步历史观作指导上三次意义重大的跨越。本世纪初，即有夏曾佑著成《中国古代史》（原名《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完成自上古至隋统一，1904～1906年分3册出版）。这是近代史家运用进化论观点指导研究历史而撰成的第一部通史著作。夏氏把几千年中国历史划分为上古之世（自远古至战国，包括周初以前为传疑时代，周初至战国为化成时代），中古之世（自秦至唐，包括自秦至三国为极盛期，晋至隋为中衰期，唐代为复盛期），近古之世（自五代至清，五代宋元明为退化期，清代为更化期）。书中对各个时代历史的演进递变，均贯串以进化、因果的关系来观察、分析。如论人类起源，说：“以古之说，则人之生为神造；由今之说，则人之生为天演。”（注：夏曾佑：《中国古代史》，北京：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7页。 ）夏氏解释远古时代自渔猎社会——游牧社会——耕稼社会的演进，更是周密地运用了社会进化观点。他称清代为“更化期”，则明显地表达出他对二千年一直实行的秦朝专制政体行将结束、中国的政治制度将开新局的看法，故说：“清代二百六十一年为更化之期。此期前半叶，学问政治，集秦以来之大成；后半，世局人心，开秦以来所未有。此盖处秦人成局之既穷，而将转入他局者”。（注：《中国古代史》第5页。 ）《中国古代史》以西方传入的进化史观为指导，对中国历史作了别开生面的叙述，给人以新鲜的、符合近代理性并能使人得到启发的知识，与旧史中充斥的循环史观或退化史观迥然而异。书一出版即令人耳目一新，因此本书成为近代史学正式确立的重要标志。此后著成的同样影响颇大的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缪凤林《中国史要略》、张荫麟《中国史纲》等，在历史观上都同属以进化史观为指导的范畴。 本世纪通史编撰在理论指导上又一次质的飞跃，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确立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着重阐明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可以郭沫若、范文澜为代表。1929年，郭沫若著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当时，国内革命正处在低潮时期，许多进步青年和爱国民众感到困惑彷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则散布中国“国情特殊”，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与别国不同，以此动摇人们对革命前途的信心。郭沫若的这部著作，则以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为指导，以甲骨文、金文和文献典籍为资料，论述中国历史也走人类共同的发展道路，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最后要走向社会主义社会。他明确地宣布自己著述的宗旨：“我们把中国实际的社会清算出来，把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思想，加以严密的批判，让你们看看中国的国情，中国的传统，究竟是否两样！”（注：《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第9—10页。）遵循着相同的理论方向， 范文澜在延安时期著成更加系统的《中国通史简编》；在此基础上，又经过约20年的努力，完成了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共3编4册，起自远古，迄于五代），观点更加成熟，内容更加丰富。这两部重要著作，在历史观指导上更进一步，明确地以阐述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与中国历史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换言之，要着力探讨共同性与特殊性二者的联结。故此，著者在延安时期申明：“我们要了解中华民族与整个人类社会的共同的前途，我们必须了解这两个历史的共同性与其特殊性。只有真正了解了历史的共同性与特殊性，才能真正把握社会发展的基础法则，顺利地推动社会向一定目标前进。”（注：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石家庄：华北新华书店，1948年版，第1页。）至1954年， 他进一步指出：“列宁指示我们，研究历史首先要明确地划分社会发展的诸阶段，给历史画出基本的轮廓来，然后才能进行各方面的研究。本书企图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历史结合起来，说明它曾经经过了原始公社制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诸阶段。虽然写的未必正确，但方向显然是正确的。”（注：《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3页。）范文澜的通史著作以其观点新颖和材料丰富而受到广泛的欢迎，延安版《中国通史简编》著成后，在各个解放区及当时的上海、香港多有翻译。解放后的修订本累计印数也达百万册以上。戴逸教授称范著通史是“杰出的著作”。（注：戴逸：《时代需要这样的历史学家——在纪念范文澜诞辰100 周年学术座谈会上的发言》，《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期。）在40年代至60年代初，还有吕振羽著成《简明中国通史》，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这三部通史著作同样以阐明唯物史观普遍原理与中国历史具体实际相结合为鲜明的宗旨，在长时间内产生了很大影响，讲出了真实可信的历史知识，起到教育人民的巨大作用。 时代在前进，1979年以后，中国历史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学术工作也亟须开创出新局面。恰好，白寿彝先生在这一时期提出的多卷本《中国通史》的理论指导，明确地要求做到反映历史的规律性与反映历史的丰富性二者结合。这就体现了对于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如何更好地反映历史的理解，达到新的高度，对于中国通史所应包含的内容的理解，达到了新的高度。依我看来，此项实则标志着本世纪通史编撰在理论指导上达到新的飞跃，这部内容空前宏富的巨著，就是以这一崭新的指导思想为统帅而成功地完成的。 首先，白先生明确地提出这部通史的目标是：“既反映历史的规律性，又反映历史的丰富性”。（注：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导论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26页。 ）依据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论述人口问题的研究，可以归结为：首先经过“表象的具体”，再到“多层次的抽象”，最后回到“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总体”这样的研究方法。马克思说这种方法“显然是科学上的正确方法”。并说，“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白先生由此得出结论说：这对我们是很有启发的，研究人口是如此，那么研究如此丰富复杂的人类历史客观进程更应该如此。”（注：《中国通史·导论卷》，第322页。） 其次，白先生一再强调要反对教条主义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倾向，强调要认真地作具体分析，通过总结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具体规律，去丰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他说：“有一个认识论上的问题要搞清楚，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把真理的大门关死，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就要求人们不断地丰富它、发展它。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来看，在经典作家解释的普遍规律以外，还有不少具体规律有待于我们去研究，去发掘。”（注：《白寿彝史学论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88页。）又说：“要研究我国历史发展规律， 研究全人类的社会发展规律。但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社会各有自己的具体情况。……这种研究的正确成果必将使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学说增加丰富的内容。”（注：《白寿彝史学论集》，第275页。） 由于在理论指导上达到了新的高度，因此，白先生在《中国通史纲要》和《中国通史·导论》卷中阐述了有关中国历史发展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如：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内部分期；在封建社会各个阶段，占支配地位的地主阶级身份的变化；广大边区封建化进程对中国历史的重大影响；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多种生产关系的并存；对封建国家管理职能的分析，等等。多卷本《中国通史》的撰写，体现了这些论点，从而使我们对中国历史的认识，更加深化、更加丰富了。 由于在理论指导上达到了新的高度，因此多卷本《中国通史》确定了要多层面地反映历史。不仅要写出各个时代重要的历史事件和史实，显示历史演进的趋势和阶段的特点，而且要反映出各个时代历史发展各方面的条件、交互作用的各方面的因素等。还要写出人的活动，因为，人的活动，集中体现了历史的规律性和历史的丰富性、复杂性、生动性之辩证关系。经济条件等决定历史运动的根本方向，而个人的活动能够局部地改变历史的外部面貌和某些结果；经济条件等的规律性，也往往要通过历史人物的活动表现出来。 自觉地、明确地把反映历史的规律性与反映历史的丰富性二者结合，作为撰写中国通史的指导思想，这是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理论上取得的重大进展，是认识上的巨大飞跃。以白先生这一观点为指导，才有多卷本《中国通史》这一内容宏富恢廓的巨著的撰成。与此密切相联系的是，白先生一再强调中国历史是全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要给予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和各民族的活动与贡献以充分的重视，以利于加强今天全国各民族的团结和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列为这部12卷巨著之冠，是首先论述“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在中国通史撰述中予民族史以这样高度的重视，这是前所未见的。白先生根据他长期的研究和思考，阐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共同进行历史活动的舞台，也就是我们撰写中国通史所用以贯串今古的历史活动的地理范围。”（注：《中国通史·导论卷》，第79页。）不应当把历史上皇朝的疆域作为今天撰写中国历史的范围，将殷周史限制在黄河流域，把春秋战国史基本上限于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如此等等。因为，“如从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过程看，这是不能说明中国各族人民是如何共同创造祖国历史的。很显然，不能跳出皇朝疆域的圈子，就会掉入大民族主义的泥潭里，这既不符合历史的真相，也不利于民族的团结。”（注：《中国通史·导论卷》，第81页。）他又阐明了：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是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统一的程度越来越高。“先是若干单一的民族内部统一的出现，如夏、商、周等族的最初形成。然后有地区性的多民族的统一，如战国七雄。然后有全国性多民族的统一，如秦、汉、隋、唐、元、明、清。然后有社会主义的全国性多民族的统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注：《中国通史·导论卷》，第91页。）“撰写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还是要把汉族的历史写好，因为汉族是主体民族。同时，也要把各民族的历史适当地作出安排，这是我们必须尽量克服的难点。”（注：《中国通史·导论卷》，第98页。）白先生在《导论》卷和其他文章、讲演中，还一再强调指出历史上不管汉族或周边民族统一意识的增长。他继承并发展了以往马克思主义民族史家的论述，也继承并发展了陈垣先生在《通鉴胡注表微》一书中的有关论述，得出了极具卓识的论点：“统一是我国历史发展的主流。……历史上也出现过割据局面，但无论是统一时期或割据时期，统一意识总是占支配的地位。”（注：《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 页。）“尽管出现分裂阶段，但在思想意识上还是统一的。比如三国时期，曹魏在北方，东吴在江南，刘备在四川，都是割据，但这三国无论哪一国，都自认为是正统，都要统一中国。这就是说，三国时期，尽管三国鼎立，但统一的意识却是共同的。南北朝时期也是如此。北朝自认为他就是中国，南朝是从自己分裂出去的一部分。南朝也认为自己是中国，北朝应属他所有。所以当时的历史家，北朝称南朝为‘岛夷’，不承认他是正式政权，南朝称北朝是‘索虏’。这两种称呼带有污蔑的意思，但都同样反映了统一的意识。”（注：《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第13页。）关于民族关系史的认识，学术界曾经有两派意见，争论不休。有人说民族关系主流是友好、合作。有人则认为主流是民族矛盾、民族斗争，以至有时发起民族战争。白先生则从历史的全局和总的发展趋势看问题，提出民族之间的团结越来越加强，友好是民族关系史的主流的观点。他说：“我们过去有一个时期，民族间关系很好，这主要是说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的关系很好。很好的时间还很长呢！但不能否认，也有些时候搞民族战争。对各民族不公平待遇，也是很显著的。但这些也只是一时间的现象。……从几千年民族关系发展来看，民族之间互相影响越来越大，互相之间团结越来越密切，对祖国的共同贡献越来越显著，我看这才是民族关系的主流。”（注：《白寿彝史学论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47—248页。）上述白先生关于历史上疆域问题的处理，多民族的统一在悠久历史中的逐步发展，统一意识的不断加强，友好是民族关系史的主流等观点，对于史学研究均具有指导的意义，也保证了多卷本《中国通史》在记载民族史、反映各民族对祖国历史的共同贡献上有鲜明的特色。 编撰体裁上意义重大的创新 历史理论上达到新的高度和反映历史丰富性、生动性的要求，必须落实到编撰体裁这一载体之上。史书的内容和形式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体裁形式的确定和运用，决定它所能容纳的内容之深度和广度。所以，体裁形式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历史学家确定何种体裁形式，实则体现出他对历史如何理解，以及如何正确反映历史。白先生根据他对传统史书体裁形式中包含的合理性的精湛理解，根据批判继承的原则，以及对近代史书体裁形式的优点和我国历史著作优点的吸收、借鉴，决定《中国通史》在第三卷以下，各卷采用“序说”、“综述”、“典志”、“传记”互相配合的新综合体，多层次地反映历史。新综合体的确立为写历史提供了极其广大的包容量，且具有突出的科学性和鲜明的时代性。这样，在研究成果上“积一代之智慧”；在理论上自觉地把反映历史的规律性与反映历史的丰富性结合起来，达到了认识上的巨大飞跃；在历史编撰上创造新综合体，多层次地反映历史：三者结合，融为一体，便实现了史学体系的重大创新。故此，多卷本《中国通史》的完成才成为学术界瞩目的事件，成为高高矗立的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新综合体的确立，实有久远的历史渊源。 中国传统史学体裁多样，且各有其合理性。纪传体实是一种综合体，本纪、表、书志、列传互相配合而又各尽其用，包罗万有，容量广阔。编年体年经事纬，将同时发生的事件集中展现于读者面前，时代感强。纪事本末体按事立篇，自为首尾，灵活变化，起迄自如。在本世纪初年史学近代化进程中，章太炎、梁启超二位著名学者都对新的时代潮流的涌起有强烈的感受，各自设想编撰中国通史，贯串进化史观和“开发民智，启导方来”的宗旨，并且都不谋而合地在吸收传统史书体裁优点的基础上，作新综合体的探索。章太炎所预想的通史由五体构成：（1 ）表。有帝王表、舆地表等，共5篇。（2）典。有种族典、民宅典、食货典等，共12篇。（3）记。有周服记、秦帝记、党锢记等，共10篇。（4）考纪。有秦始皇考纪至洪秀全考纪共9篇。（5）别录。有管商萧葛别录、李斯别录、会党别录等共25篇。其中的“记”，就是吸收纪事本末体的优点设立的。（注：《章太炎来简》，《新民丛报》，1902年8月4日。）“表”、“典”、“考纪”、“别录”则由纪传体中的表、志、别传等演变而来。可见总体上是对纪传体的发展，发挥其综合的优点。不过，章氏仅仅是提出设想，除撰写有几篇“别录”外，全书并未着手；且究竟是以“记”或“典”来概述社会大势，他自己并不明确，而“考纪”和“别录”同是记人，却要以“考纪”专记帝王，表示高人一等，则不免带着封建性的意味。梁启超于本世纪初年也酝酿写《中国通史》，后来到1918年，他才“屏弃百事，专致力于通史之作”。据现见于《饮冰室合集》中有关《中国通史》的部分作品（《太古及三代载记》之《古代传疑章第一》，《春秋载记》，《春秋年表》，《战国载记》，《战国年表》等）及他致陈叔通的一封书信（注：丁文江等：《梁启超年谱长编》，1918年。）所述，梁启超是设想以“载记”、“年表”、“志略”、“传记”四者配合，作为通史的体裁。在其设想中，“载记”是主干部分，作用是叙述一个时期的主要事件和历史大势。梁启超的这种尝试与上述章学诚的设想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都看到传统的纪传体具有诸体配合而又各尽其用、构成一时代之全史的优点，在继承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并且都极重视吸收纪事本末体详一事之起讫、首尾完整、伸缩自如的优点，而梁启超的设想更进一步，解决了通史撰述中主干部分这一难题，用以叙述历史演进的大势。（注：详见陈其泰：《近三百年历史编撰上的一种重要趋势——新综合体的探索》，《史学史研究》1984年第2 期。）梁、章二氏的探索是很有价值的，对后人很有启发意义，但一部中国通史的撰著是多么巨大的工程，不仅要靠体裁体例思考之完善，尤要有统贯全书的理论指导，要有众多学者分途以赴、合力以成，要有安定的、有利于学术发展的社会环境。这些梁、章二氏都不具备，所以他们仅止处于提出有益的设想和探索阶段。 这样，我们可以看出，在过去整整一个世纪中，通史撰著采用何种体裁，实际上是按两条线发展的。一是流行的章节体，本世纪初年夏曾佑《中国古代史》即开创用这种体裁，它是由学习西方章节体史书体裁（经由日本），而又糅合了本国的纪事本末体的特点而形成的。本世纪的通史、断代史、专史著作，以及历史人物传记，都大量采用这种体裁。分章节来叙述背景、事件、演进阶段、各方面状况等项，确有其方便之处，有其优点和合理性，今后无疑还会继续使用。再者便是新综合体的探索和创立。本世纪初梁启超和章太炎提出了有价值的设想，作了某些局部的探索，但还有关键性问题尚未解决，更远未达到全面实践阶段。白先生主编《中国通史》才把前贤提出的设想大大向前推进了，圆满地实现了。白先生何以有如此的魄力？这不仅因为他自觉地以科学理论作指导，在历史观上站到新的高度，还因为他对体裁问题作了多年的思考和探索。 1946年，白先生曾在昆明发表《中国历史体裁的演变》的讲演，提出了《史记》所创体裁“是一种综合的体裁”的概念。又认为，自明代以来三百多年体裁上是“专史为主”的时期。当时，人们都对用章节体写历史书习以为常，但他却认为当前在体裁上处于“艰难万状”，因为：“以前，人与社会的关系不很显著，所以平面的，甚而至于是点线的写法已可以使人满意。现在，人与社会的关系日见复杂，非用立体的写法不能适应大家的要求。……现在将要以人民为重要的内容，并且能供给大多数人民阅读为最大的目的，以后的史书形式必须是能适合这种内容这种目的的体裁才是最好的体裁。”（注：白寿彝：《中国史学史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427页。 ）既然认为史书体裁问题面临很大困境，那就意味着从四十年代起他就在思考史书体裁的创新了。至六十年代初，白先生撰写《谈史学遗产》一文，论述对于我国丰富的史学遗产应自觉地予以批判继承，特别讲到对于以往某些史书体裁，也应以批判继承的态度加以改造、利用：“在表达形式和其他方面，史学遗产中也有优良传统和非优良传统的区别。对于这些优良传统，也要像对待过去文艺形式一样，‘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注：《中国史学史论集》，第433—434页。）传统的史书体裁，一般人容易看成是固定不变的，白先生在此文中则指出应看到同一体裁的发展，说：“我们研究史书体裁，跟著录家不同，不能专从分类上着眼，更应该看到一种体裁的发展。比如就编年体来说，《春秋》只记有年月可考的史事，《左传》就不只记事，还要记言，不只记当年的事，还要于必要的时候或原其事之始，或要其事之终。荀悦撰《汉记》，提出‘通比其事，例系年月’，这是对编年体的一个重要发展。这八个字的内容，不只是要按年月把史事通通安排起来，还包容有类比的办法。”（注：《中国史学史论集》，第440页。）到《后汉纪》和《资治通鉴》，更有新的发展。白先生这一对传统史书体裁中优秀的东西应加以继承、改造、利用的思想，到八十年代初发展成熟，达到重大的突破。1981年，他发表《谈史书的编撰》一文，进一步论述不同史书体裁的互相补充、交叉、综合，说：“史书的体裁，一向受重视的，主要是纪传体、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一般的看法，在这三种体裁之间好像有一条截然的鸿沟，它们的形式也好像是固定不变的。实际上，不是这样。纪传体史书，其中很大的部分是记人物，但不是一种单一的体裁，而是一种综合的体裁。”（注：《中国史学史论集》，第450页。）“纪传体是本纪、列传、世家、 载记、书志和史论的综合。……纪传体把这些体裁综合起来，在每一部书里形成一个互相配合的整体。所以它既是多种体裁的混合，又有自己特殊的规格，形成了一种新的体裁。”（注：《中国史学史论集》，第493 页。）尤其重要的是，白先生在本文中精辟地讲了今天史书体裁的创新，要吸收古代史家的长处，还应该超过他们：“历史现象是复杂的，单一的体裁如果用于表达复杂的历史进程，显然是不够的。断代史和通史的撰写，都按照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体裁，同时又能把各种体裁互相配合，把全书内容融为一体。近些年，也许可以说近几百年，我们这个传统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扬，因而我们的历史著作，在很大程度上不能表达更为广泛的社会现象。就专门史来说，体裁的问题，比写通史要简单些，但单一的形式还是不行的。今天我们要采用综合的体裁来写历史，不止要吸收古代历史家的长处，还应该超过他们。”（注：《中国史学史论集》，第495页。） 这段话，实际上是多卷本《中国通史》实现体裁的重大创新的纲领。采用新的综合体裁，是为了反映复杂的历史进程，反映广泛的社会现象，要继承、吸收传统史书体裁的长处，还要超过它们，体现出高度的科学性和鲜明的时代性。白先生是把理论上的探讨与史书体裁上的探讨二者结合起来，互为表里，同时解决，在历史观指导上做到反映客观历史的规律性与丰富性相结合，在体裁上采用新综合体，内容与形式相得益彰，互相统一。 白先生创立的新综合体的构成是：《中国通史》第三卷“商周史卷”以下，各卷论述一个时期的历史，均采用（甲编）序说、（乙编）综述、（丙编）典志、（丁编）传记，四个部分互相配合，形成一个整体。“序说”，不仅吸收自《太史公自序》至宋、明人论著中的“序说”中有用的东西，又吸收近代以来西方大型历史著作开头设立专章论述历史文献、研究概况的长处，加以发展。《中国通史》中的这一部分，因其系统、翔实论述历史文献和总结研究工作的进展，极受学术界的重视，青年学者更视为必备之书，因为“序说”为治学指示了出发点和门径。前文已讲到商周史卷中“序说”诸多佳处，第八卷元史卷“序说”也堪称美不胜收。它根据蒙元史研究领域的特点，不仅系统地介绍国内文献资料和研究成果，而且对读者了解、掌握甚少的国外文献和外国学者研究成果，作了详尽的论述。此即第七章“国外的蒙元史研究”，分两节，论述“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蒙元史研究”和“二十世纪的蒙元史研究”，涉及到法国、俄国（包括前苏联）、德国、英国、美国、日本、蒙古及其他国家，介绍了多桑、沙畹、施密特、伯希和、韩百诗、符拉基米尔佐夫、傅海波等众多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与前面论述中国学者自钱大昕、丁谦、洪钧、屠寄、沈曾植，至王国维、陈垣、陈寅恪、姚从吾、韩儒林、翁独健、邵循正等人的成就相映衬，全面展现了蒙元史研究进展的历程。这样的“序说”，内容丰富、系统、全面，论述精审严谨，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这恰恰是以前的历史著作中所难以容纳的。 各卷的“综述”部分构成全书的主干，纲举目张，宏观地论述各个时期历史发展的总趋势。第四卷秦汉卷论述的秦汉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伟大的时期，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这个时期进入新阶段，封建社会也建立起来。本卷“综述”即把握了这一历史时期的特点，以秦汉时期的民族概况为第一章，指陈这一历史时期新的民族状况，包括汉族的形成以及一些少数民族的简况，这与第三卷“综述”以神话、传说为第一章，明显不同。继之以二、三两章，论述秦封建皇朝的建立，秦的暴政与秦末农民战争。对于西汉这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大的朝代，作者设立“西汉皇朝的建立和巩固”、“西汉盛世”两章，概况而又具体地论述了对楚战争的胜利，汉皇朝规模的树立，郡国制与封国制的并存，“文景之治”，强干弱枝的重要措施，民族关系和统一局面的发展等重要问题，清晰地再现了西汉时期封建关系成长、国力逐步强盛、民族关系发展的历史趋势，对封建皇权加强和武帝统治政策的制定等问题提炼恰当，因而受到论者的好评。第五卷三国两晋南北朝史卷则面对与西汉长期统一大不相同的分裂局面，撰著者匠心独运，清楚地划分了这一时期不同的历史阶段，在混乱中理出线索。由于撰著者善于把握全局和叙述得当，结果这一本来复杂混乱的历史时期就显得头绪较为分明了。 “综述”与“典志”的关系，是要求前者能阐述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的全貌，而后者则是对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若干侧面的剖视。各个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特点，因之各卷“典志”篇目的设置，既在总体上显出均衡的协调，又各具时代的特色。如隋唐史卷设有“长安和洛阳”，“隋唐科举制”，“隋唐官制”，“隋唐律令”，“隋唐礼俗”等篇；元史卷设有“运河与海运”，“钞法”，“元代投下分封制”，“元代礼俗”等篇；清史卷设有“手工业与资本主义萌芽”，“商人、商业、市镇”，“官修图书”等篇；近代前期卷设有“自然经济的分解”，“交通邮电”，“河工、漕运、盐政的衰败”，“海关、关税”，“宪政”，“秘密结社”等；近代后期卷设有“土地制度和土地改革”，“外国对华投资”，“国家垄断资本”，“民族资本”，“新民主主义经济”等篇。很明显，各卷“典志”与“综述”配合，都是为了从各个社会剖面，来反映历史时期这一“多样性的统一”及其特色。 “传记”在各卷中占有较大篇幅，反映人物创造历史的作用，同时又通过他们的思想、性格、行为表现时代的特点。第十一卷近代前期卷的“传记”，从鸦片战争以来众多的人物中，精心选择了35位各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为之立传。他们是：鸦片战争时期的民族英雄和进步思想家林则徐、龚自珍、魏源，人民起义领袖洪秀全、李秀成、洪仁ｇāｎ＠①、 杜文秀，晚清重要当权人物和封疆大吏慈禧太后、 奕＠②、光绪帝、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维新派人物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近代外交家和实业家黄遵宪、张謇，科学家和工程师李善兰、徐寿、詹天佑，革命派人物孙中山、黄兴、邹容、陈天华、章太炎、秋瑾、宋教仁，复辟帝制的袁世凯和反袁英雄蔡锷，京剧艺术家程长庚、谭鑫培。这些人物传记汇合起来，组成了近代史雄浑壮阔的历史画卷，读者由此能更加集中而形象地看到进入近代80年来，我们民族展开的前仆后继的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反抗封建统治的英勇斗争，看到志士仁人呕心沥血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由倡“师夷长技”先声，继而发动维新变法，到采取武装革命，推翻清朝的反动统治。还有其他出色人物，或以保卫共和政体，或从宣传新思想，或以兴办近代工业，或以哲学、史学、文学、科学、艺术活动，对历史进程发挥了强有力的推动或不同程度的积极作用，当然也有人起到消极甚至反动的作用。“传记”与“综述”、“典志”配合，使《中国通史》展现的历史进程更加多姿多采、波澜起伏、有声有色。多年以来通史著作中没有完整人物形象的缺陷得到弥补，增加了对读者的吸引力，人们也可以从中国历史上众多有作为人物的身上吸取丰富的智慧和思想营养。 白先生创立的以“序说”、“综述”、“典志”、“传记”互相配合的通史编撰体裁，为叙述中国几千年历史成功地提供了宏大而新颖的载体。在这种新综合体中，有对文献资料、考古资料和研究状况的科学论述，有对历史发展主干、各阶段基本脉络和总相的论述，有社会各个横剖面的展示，有对历史运动主体——人的活动的生动清晰的描绘，因此，多卷本《中国通史》体裁的创造，具有丰富性、科学性、时代性的特点，学术界对此同样予以高度评价。曾经有过这种看法，认为旧的史书只提供可资利用的史料，至于其形式等都是封建性的，毫无继承的价值。也曾有人担心采用这种体裁会不会搞成“新纪传体”。现在白先生及众多合作者拿出来的这一成功实践，对此已作出圆满的回答，而且有的省正在进行的编写本省通史，已决定采用这种新综合体。白先生是以科学理论为指导，吸收了纪传体诸体配合、包容丰富的长处，而彻底摒弃其封建性，又吸收了章节体、纪事本末体和外国史学著作的长处，融合在一起。在批判继承、改造的基础上，进行大胆的再创造，使反映历史的规律性与丰富性的指导思想与新综合体的形式互为表里，完美统一。拿各卷中给人物传记较多篇幅这一点来说，这自然是吸收纪传体的长处，但又彻底摒弃纪传体后期把列传变成仕途履历表，和“人多体猥，不可究诘”的严重弊病。使之具有崭新的时代面貌，着重写出人物身上体现的时代特点，以及他对历史的贡献和影响。读着这些传记，我们毫不感到是旧的列传的翻版，而是随处体现出新的观点、新的视角、新的评价，确是新时代的新创作。 总之，多卷本《中国通史》，是一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内容丰富的煌煌巨著。它集中了“积一代之智慧”的研究成果，在历史理论指导上达到了新的高度，并且在体裁上创造了新综合体的崭新形式，实现史学体系的重大创新。这部巨著的完成，是白先生和各位共同合作的专家们向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和二十一世纪献出的一份厚礼！总主编白寿彝先生不顾高龄，仍然保持如此旺盛的学术创新精神，以一二十年的艰苦劳动作出如此巨大的成就，对于我们后学实是最可宝贵的激励！这部巨著又昭示我们：坚持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从事新的理论创造这一方向，发扬传统史学的优良传统，吸收近代史家的优秀成果，坚持学术研究中的创新精神，就能不断推进史学走向新的境界。这对未来世纪史学的发展无疑具有深远的意义。
白 寿 彝 教 授 传
白寿彝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他致力于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已有六十多年，在中国通史、中国史学史、民族史等学术领域里，多有建树，为我国的历史科学的建设做出了贡献。
早年的生活
1909年2月，教授出生在河南开封一个回族家庭。他的父亲白吉甫，曾同友人在开封和郑州两地合办电灯公司和商场、饭庄、剧场等，这在当时都是属于新兴资产阶级性质的事业。母亲钱相云，以能诵读《古兰经》受到穆斯林的敬重。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里的教授，从小跟姑祖母诵习阿拉伯文和《古兰经》，受到民族的传统教育。
幼年时期的教授，好学，喜读书，喜欢接受一些新事物。他经常到书摊上翻阅一些介绍科学知识的书，还把书中的内容讲给父母兄弟及小伙伴听。念私塾时，在所聘请的教书先生中，最受他称道的是吕先生和凌先生。前者崇尚新学，反对死记硬背，教学生读书，讲求理解。后者喜欢谈科学知识，教学生读书，讲求系统和比较。这两位启蒙教师对教授以后的治学道路有重要的影响。在凌先生的影响下，他进入了由加拿大人开办的开封圣安得烈学校。当校长问他为什么要学习英语时，他回答说，我要了解世界。
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日本厂主开枪打死纱厂工人顾正红，英国军警镇压为伸张正义而游行的示威群众，造成流血事件。帝国主义欺压中国人民的野蛮行径，使教授思想上深受震动，感到极大愤慨。他同友人张铸千、赛成惕等发起河南回民沪案后援会，声援上海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此后，教授不愿继续留在外国人开办的学校里念书，认为是一种耻辱，便抱着寻求进步的思想到上海求学，在文治大学读书。当时他只有17岁。
一年后，他回到河南，在中州大学(今河南大学)继续学习。
1929年，教授考入原北平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攻读哲学史。少年气盛的教授想用二、三年的时间写出一本超过前人的哲学史。在导师黄子通的教导下，他懂得了读书的目的和做学问要付出艰辛。燕京大学云集着一批颇负盛名的老一辈学者，陈垣、张星？、郭绍虞、冯友兰、许地山、顾颉刚、容庚等。他们虽然都不曾亲自指导过教授后来所从事的研究工作，但他们是起了作用的。
1932年秋，教授完成了他的学术论文，回到河南，准备服务于家乡的教育事业，但没有能够找到工作。后来，他又回到北平，在禹贡学会和北平研究院历史研究会做编辑工作，开始对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进行研究，逐渐把研究的重点转向历史，写出了《中国交通史》一书。这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文化史丛书之一。
1937年，教授参加了顾颉刚组织的西北考察团到绥远(今内蒙)、宁夏一带考察民族、宗教、水利、文化。在考察中，教授忧虑地注意到西北地区的文化教育，特别是少数民族的文化教育之落后，并把见闻一一作了记录。由于"七．七"事变，考察中断。
他和几个同事由甘肃、青海碾转回到河南，这时已是1937年冬。
教授回到内地后，携带家眷离开开封，经武汉来到广西，任教于桂林成达师范学校，讲授治学材料和方法的课程，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以后，教授来到云南大学文史系任教，系主任楚图南同志请他主讲历史，并建议他开设史堂史课程。这时，他接触了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深受感动，提高了对抗战前途的信心。从此，教授并毛主席视为中国的希望，不断接受进步思想的影响。他参加了回民救国协会，主编几种穆斯林的刊物，宣传抗战救国、民族团结。他讲授历史，从先秦一直讲到明清，从单纯知知识性的传授转向旨在启发学生掌握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上。因此，学生们都感到很有兴趣。日本投降后，教授在南京大学任教，同时还先后同顾颉纲，臧克家主持文通书局《文讯》月刊的编辑出版工作，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笼罩下，《文讯》不断刊出进步作家和党的地下工作者的作品。
1949年，教授参加了有范文澜住处的中国新史学会，担任常务理事，并与史学界进步学者共同迎来了新中国的黎明。这年夏，他作为南京教育界代表出席中国教育学会筹备会来到北京，随后又作为少数民族的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加了开国大典。从这时起，他受聘于北京京师范大学，任历史系教授，以后又兼任系主任三十余年。
教育实践
新中国的成立，给教授增添了无穷的力量和信心。他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的建设中。作为老一辈历史学家，几十年来，他一直从事历史科学的研究教学和普及工作，为新中国的历史科学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付出大量的心血。
建国初期，教授协助郭沫若、侯外庐等筹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二所，并兼任二所研究员，主持明清史研究组的工作。还参加创办《历史研究》，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方向。1956年，他出席了全国科学规划会议，参与了历史学科的草拟工作。1958年，他光荣地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党员。
教授是一位有政治头脑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反映在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两个方面。他认为，高等学校教育的宗旨，应该是着重培养学生们的智力，启发他们的思维活动，使他们逐步形成独立思考和独立工作的能力，正确地认识对时代所担负的责任。自觉地做社会主义新人。高等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要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宽厚的知识，以便他们走出校门后能更广泛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他认为，高等学校的历史系，除去教授学生必须的历史课程，还要培养他们的历史感和时代感，民族自豪感，使他们具有借鉴历史、观察未来的能力。为此，他不但强调要重视历史学科的基本训练，还强调要指导学生正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
五十年代初，教授在历史系推广教研组的教学组织，提倡集体教学，这在当时师资条件的具体情况下是十分必要并且是行之有效的。他还提倡实习教育、直观教育、课堂讨论和历史晚会等多种教学形式。为了开出文理科八个系的《中国通史》，教授组成了中国通史教学小组，亲自指导青年教师编写教材以至课堂讲授，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后来这个小组的教师多数成为历史系的教师骨干。
1950年，教授在《光明日报》主办《历史教学》副刊，结合教学实践，对历史问题、历史教育、历史教学问题、历史教材的编写问题，都努力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经验的介绍理论的探索，这对于当时的历史教育推进起了积极的作用。
1952年，在苏联专家的主持下，教授参与了师大课程教学计划文科部分的改革。按照计划，历史系在理论课程和教育课程以外，设立中国古代及中世纪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世界古代史、世界中世纪史、世界近代史、世界现代史等八门课程。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他感到，这一体系的优点是提倡有系统地进行历史学习，保证了其完整性，但课程安排得比较死板，缺乏与其他学科的相互配合，有很大的局限性。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系里其他同志的配合下，1979年，在教授倡议下，历史系进行了第二次课程体系的改革，提出在原有系统教学计划之外，增设选修课，提倡在全校各系设立现代科学概论的课程，提倡中外历史比较。时至今日，这一方案丰富了学生学习的深度和广度，提高了教师的讲授能力和水平。它在全国各大院校引起重视并得到推广，影响是相当大的。1989年，它作为历史系本科课程体系改革成果，获得了由国家教委颁发的国家级优秀奖。
数十年来，教授一直关注着历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他的历史教育思想也在不断发展之中。他提倡把历史教学推向社会，普及历史知识，让更多的人懂得历史，认识时代，提高对祖国前途和人类前途的认识和信心。他认为历史教育应受到社会上的广泛重视，应在礼会主义建设中起更大的作用。他所著《历史教育和史学遗产》，反映了他对历史教育的主要思想，表达了他对史学应发挥的社会功能的真挚愿望。
学术思想
教授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正象他作为一个教育家一样，对于他所从从事的事业始终是在不断地开拓和创新。他的学术研究领域广泛，造诣深厚，这主要体现在对民族史、中国通史、史学史和史学理论的研究上。
教授对于民族史的研究，是从回族史开始的。后来他把对本民族历史的研究同整个中华民族历史的研究结合起来进行，这使他能够摆脱民族的偏狭性，以科学的态度看待和研究民族史，从而而为民族史理理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从青年时期起开始研究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写出不少有学术价值的文章。其中，《从怛罗斯战役到伊斯兰教之最早的华文记录》是他回族史研究的代表作。这篇论文的重要价值在于它以严密的研究成果论证了唐天宝年间中国同大食间的这场战争之后，中国国势并不绝迹于西方，而且唐在西域仍旧保持相当的势力。战争带来的偶然性影响是：中国造纸术的西行和伊斯兰教义之开始有汉文的纪录。1937年他发表的《论设立回教文化研究机关之需要》和《回教文化的运动》（代顾颉刚写)，表述了他对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研究的最早看法和建议。他认为回族应该了解自己在祖国历史上的贡献，回汉之间应该加强相互间的理解，这对国家和本民族的发展均为有利。他认为设立伊斯兰文化研究机关，不只对纯学术研究有许多好处，并且对于祖国边疆问题和国内民族问题的解决也是不可少的。伊斯兰教文化是世界各种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文化系统，研究过程中，要把学术跟宗教情绪严格分开。这些论点，在今天看起来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教授研究回族史近半个多世纪。他的研究成果，主要收辑在《中国伊斯兰史存稿》中。他还编著了《中国伊斯兰教史纲要》及参考资料、《回回民族的历史和现状》、《回回民族的形成》、《回民起义》、《回回民族的几个问题》等论著，系统地阐明了回族的发展历史，认为回族的形成经历了数百年，是在中国境内形成的民族。他的这一论断，对巩固祖国大家庭内部的团结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也是他对民族史学理论的一项重大贡献。
教授关于民族史的理论，还主要体现在他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论述上。他根据历史的分析，提出了统一的四种形式，即单一民族的统一、地方性多民族的统一、全国性多民族的统一、社会主义全国性多民族的统一。他认为，中国的统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特点，但全国性的多民族统一是中国历历史发展的主流。在民族问题上，在民族关系上，在民族发展史上，民族意识问题是很重要的。历史上某段时期在政治与经济上的分分裂与分散，并不妨碍统一意识的存在。统一和多民族之间是辩证的统一关系。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特点，都有他的对历史上的贡献。任何民族的利益脱离不了国家的共同利益，任何民族受了损害，国家也必然受到损害。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民族关系是曲折的，有分裂，有统一，有战争，有友好。友好是民族关系发展的主流。汉族在全国各民族种，是我们国家的稳定力量，少数民族的合作互助和进步，同样是中国整个社会进步的主要标志。
教授还十分重视民族文化和民族教育的发展，认为-个民族要振兴，必须培养各方面的人材。少数民族的文化和教育是否能振兴，既联系到民族发展的前途，也关系到祖国发展的前途。民族教育应适应各民族的特点而进行，不应一般化，同时又要学习内地教育的经验，吸取教训。
教授关于民族史问题的这些论点，在当前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的研究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最近，他的《民族宗教论集》已由北京师大出版社出版。
教授重视中国通史理论的研究工作。他对中国历史上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集中体现在他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和多卷本《中国通史》的导论中。这两部书，是他出于一个历史家的高度责任感，响应周总理1972年在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号召而编写的。书的宗旨在于教育青年认识祖国数千年悠久历史的面貌，从而增进爱国的热情。他于1975年开始组织编写力量。
1980年，《纲要》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十年之间，发行量达八十多万册，深受广大读者喜爱。《纲要》还有英、日、西班牙、法文、德文和即将翻译出版的阿拉伯、意大利文版向国外发行。多卷本《中国通史》，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有十二卷，第一卷导论已出版。其它各卷正在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它不同于以往的中国通史之处在于：对民族史给以应有的重视；重视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注意全面考察各历史时期的社会性质；肯定封建国家的历史作用；力求表述我国在科技上的历史成就；重视人物在历史发展中的位置和作用；注重史书体例的编撰形式。
教授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经历时代长久，它本身的分期问题应受到重视。一般史书都以皇朝作为历史阶段划分的标准，这是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封建社会的分期应该以社会经济的发展、阶级关系、民族关系和意识形态的总相作为主要划分的依据。封建社会不同历史时期的剥削阶级、劳动阶级的身份上的变化是封建社会的分期标准，也是封建社会向前发展的重要标志。少数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之阶段性发展是划分封建社会阶段的又一重要标志。他提出封建社会阶级结构形式主要是封建等级制，所有制的关系主要是封建等级所有制的理论。
由于各地区各民族发展得不平衡，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是单一的。教授认为，在各个历史时期，有一个主导的生产方式，同时也有多种生产方式的并存，其具体情况是相当复杂的。他提出了多种生产关系并存的论点，他的这个论点，便于对历史问题进行更深入的观察，也有利于中国古代社会分期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进一步思考。
教授认为，详细地研究国家职能的起源流变，探索其发展规律，是历史工作者应担负的责任。封建国家的性质不能离开一定时代的制约。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封建国家有它的统治职能，也有它的社会职能，应进行具体分析。
教授认为，中国历史是中国境内多民族的历史，要遵重各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写中国史，要把中国各民族的历史跟历代皇朝史的历史区别开来，中国史的发展同历代皇朝史的发展并不能完全一致。从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过程来看，如跳不出皇朝史的圈子，就不能说明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历史的过程，也不能很好地发现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不利于民族团结。
教授主张研究中国历史，要重视整个历史的贯通，这是他研究历史的一个特点。与此同时，又要了解各个历史时期，中国社会各方面、各层次间的关系，包含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相互之间、各民族相互之间的发展关系，还要研究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包含中国各个历史时期在世界史上的地位，中国与外国往来和经济文化的交流，以及中外社会历史之比较研究等。
史学史工作是教授近年努力开创的新的史学领域。这个领域，老一代学者中也有拓荒者，但他们的研究成果大多是停留在史籍目录的解题上。四十年代初，当教授开设史学史课程时，所能找到的有关著作，内容也多是关于历代名著的介绍。解放后，教授以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来解释历史问题，对中国史学的发展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在六十年代初写了《寓论断于叙事》、《谈史学遗产》和《中国史学史任务的商榷》，认为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是要阐明我国史学发展的规律和民族特点，发掘史学史上唯物主义因素及其同唯心主义间的斗争。
1963年，教授受高等教育部的委托，编写供高校学生使用的史学史教材，这就是于1964年8月内部印行的《中国史学史教本》(上)。这本教材摆脱了旧目录学式的教材体系，力图通过对历代史学撰述的探讨，探索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在结构和文字表述上都有自己的特点。《中国史学史教本》(上)，在史学史学科的建设中占有重要位置，它是教授史学思想进一步发展的标志。
十年动乱结束后，教授在北京师范大学建立了史学研究所和史学史研究室，招收了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还恢复了他在1961年创办的《史学史资料》，现改名为《史学史研究》。《史学史研究》是国内外仅有的一份研究史学史的专门刊物，它是以历史理论、历史教育、历史文献学、历史编纂学为研究宗旨，通过研究以达到建立和建全史学史学科体系的目的。三十年来，刊物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登载了大量有重要价值的文章，为史学史学科队伍的成长，对这门学科的深入研究，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近几年来，教授的史学思想不断在充实和发展。在史学理论上，他提出了历史的二重性和历史认识的辩证发展。他认为研究历史，是研究客观的历史而不是写的历史。研究客观历史不能离开写的历史，但写的历史不等于客观历史。客观历史本身有它的双重性，这就是说，作为一个简单的历史事件看，历史是过去了的，但从历史事件的各种社会联系及其影响看，历史并没有完全过去。他认为，历史知识是客观历史同主观认识相结合的辩证关系。就历史本身讲，它是客观的存在，但对历史进行的研究、表述，还是主观的东西，是历史工作者通过研究工作对于客观历史的理解。我们只能努力使主观认识尽量符合于客观实际。历史是可知的，又是不断发展的，人的认识也是没有止境的。在一定时期的认识，会比过去有所进步，也必然会有所局限。历史上某个事件是过去的事情，但过去事情对于历史的影响会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改变它的历史意义。对历史的认识越前进一步，就越接近历史的真实，这是历史认识上客观性同主观性的关系，是绝对真理同相对真理的关系，是认识过程上辩证的统一。
教授强调史学的社会功能，认为史学的主流必须是回答现实生活中提出的问题。他重视对史学遗产的研究，在《史学史研究》刊物的研究方向之外，还提倡对历史文学和科学技术史的研究。1990年，中国科学院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出版委员会聘请他为本书的顾问。而他目前正在主编的多卷本《中国史学史》，是继多卷本《中国通史》之后又一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科研项目。教授认为编写这部书是建立史学史学科体体系的一项基本建设工作。这部书的第一卷已经出版，书中详尽的阐述了教授对史学、史学史的认识和他对史学史学科建设的设想和建议。他认为：史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及其规律，史学史是研究史学本身发展过程及其规律和人们曾经如何研究历史。从学科体系上说，史学史是更高层次的工作。他主张扩大史学史的研究范围，在汉族史学史之外还应包括少数民族的史学史，并重史国外史学史的研究状况，这是十分必要的。他的这种思想同他编写中国通史的思想脉络是相一致的。
教授在古籍整理、民俗学等方面也有很大的兴趣。他认为，古籍整理工作是认识祖国的工作。古籍中优秀的部份是我们民族精神的结晶。他在学生时代曾编有《朱子语录诸家汇辑》148卷。七十年代，曾协助顾颉刚主持二十四史标点工作。1983年，他创办了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并担任所长，主持制定了大型古籍项目《文史英华》的整理计划。他是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成员，国家教委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工作指导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在中国民俗学会，他是副理事长。
学者的风范
教授学风谨严。他敢于提出自己的论点，也敢于坚持自己认为正确并被事实证明了的论点。他坚持马克思主义方向，尊重不同的学术意见，既不迎合时尚，也不轻于立异。这种学者风度，在十年动乱期间表现得更为鲜明。当时，"四人帮"大搞影射史学，他们要求史学界全盘肯定秦始皇的历史作用，作为他们反革命的历史依据。面对这股歪曲历史事实的丑恶行径，教授坚持以科学的态度对秦始皇作出公正的评价。"四人帮"为了彻底摧毁解放以来十七年的教育制度，用突然袭击的办法对教育界的专家学者进行文化考试。教授愤然不著一字，拂袖而去。这一举动使"四人帮"大为恼火，利用他们手中的宣传工具作不点名的通报。教授保持了一个史学家所应具有的风范，得到了学术界的尊重。
教授研究历史问题，从不简单地重复别人的研究成果，也不轻易作没有根据的结论。这使他能摆脱门户之见，视野开阔，不断地深入自己的研究领域。
教授治学，最注重"认真"二字。他认真对待自己的著作，每写成一章，都要反复思考，推敲。有时为了更正确地表达一个观点，一种说法，不惜把数万字的成稿推翻，重新撰写。他主张，作者应对读者负责，不应回避个人的辛苦。五十年前，当他潜心于回族史的研究工作时，过着流亡的生活。每移居一地，他都利用流动的条件做实地的考察。他在桂林、重庆、昆明等地都做过这样的工作。在昆明居住期间，教授走遍二十几个县，对当地回族的生活风俗、文化、宗教等进行了调查工作。在占有了大量原始材料的基础上，通过分析，第一次写出了回族自己的历史和中国的伊斯兰教小史。五十年后的今天，教授的作风依然如故。在多卷本《中国通史》的编撰工作中，他是名符其实的总主编。为了这项工作，他几乎是从未有片刻的停歇。教授的眼睛高度近视，有一时期，双眼几乎近于失明。在这种情况下，他以惊人的毅力，请助手反复诵读，完全通过思维能力组织文稿的写作和审定。在审稿的过程中，他态度非常认真，如果遇到史料问题上的疑点，一定要不厌其烦的予以核实。他不放松任何机会孜孜不倦地工作，这包含四次住院手术和去北戴河疗养的日子。
教授认真治学的态度还体现在他在历史研究的用语上。他斟酌每一个词汇的使用，注重它们的历史内容和政治内容。比如，他认为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历朝应称为"皇朝"而不是"王朝"，王朝应是封建统一国家形成以前的称呼。他认为封建皇朝的最高统治机构应称为朝廷，而不是中央。因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不同于朝廷同地方的关系。前者是行政分工的关系，没有贵贱尊卑之分，后者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是有贵贱尊卑的意义的。
教授重视对中青年学者的培养和提携。他平易近人，喜欢和年青人交谈，教导他们在学术领域里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研究方向；提倡要认真读书，提倡在写作之前先要掌握原始材料，养成独立思考的良好学风；提倡准确、凝练、生动的文风。他努力把自己的思想论点无保留地传授给后学，并注意他们领悟理论，驾驭资料和文字表述的能力。数十年来，教授为国家培养了不少的教学人才和研究人才，其中包含少数民族的教学人员和研究人员。他曾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民族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宗教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史学会主席团成员、中国教育学会历史分会会长、北京史学会会长等多种社会学术团体职务。现在是中国民族史学会长、中国明史学会顾问等。
教授在繁忙的教学研究工作之外，还担任着多种社会职务。建国初期，他是新中国政协代表，，此后，又当选第三至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四至六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同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第五届全国人大民委副主任，法制委员会委员。还曾担任国家民委委员、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副主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民盟中央委员，还是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代表。他以极端负责的态度从事各项有关的工作。1984年10月1日，教授作为少数民族的代表登上天安门，参加了文革后第一次举行的国庆大典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
在对外活动方面，教授是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委员，曾出席过在芬兰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他还曾担任中苏友好协会、中国印尼友好协会、中国国际文化交流协会、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中国亚非友好学会、国际和平中国组织委员会、中国统一促进会等的理事和中国阿富汗友好协会会长等。曾访问苏联、日本和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孟加拉、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科威特、埃及、阿尔及利亚等国，促进国际友好往来和学术文化交
流。
精神矍铄的白寿彝教授，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极其乐观。他始终以一个教育工作者的身份自勉。他认为，历史、历史学，不只是一门研究过去的学科，更重要的是一门继往开来的科学。六十年来，他已编著了二十余部书，主编了多种有影响的刊物。然而他并不满足。他常说：我觉得自己在七十岁以后，才真正开始懂得一点学问。现在，我还有许多工作正处在起步阶段。
六十年过去了，教授的工作是镂金、是琢玉，为我们树立了为人师表的典范。
白 寿 彝 先 生 学 谱
寿彝先生姓白，字肇伦，又名哲玛伦丁，1909年生于河南开封，回族。先生撰述繁富，讲学每多新解，可记的行事，可传的议论，都是大量的。我现在只能就个人所知，依照时间先后，写成事目，编先生学谱一卷，只能记其要，不能求其全。如果这篇《学谱》能对先生学术思想脉络的发展有所反映，对后之学者能起点指点门径的作用，那就是我最所希望的了。
1928年，先生19岁，在上海《民国日报》4月23日《觉悟》版上发表了《整理国故介绍欧化的必要和应取的方向》。 这是先生公开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当时，整理国故和全盘西化的争论很活跃。先生在文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主张中西并取。用其所长。后来在他所写许多文章中，还不断反映这种观点。
1929年，先生20岁，出版《开封歌谣集》。 先生早年对民间文学、民俗学就有兴趣，在歌谣集出版后，他还写有《中国古代的龙风龟麟崇拜》和《关于处女的迷信》、《五行家底歌谣观》、《殷周的传说、记录和氏族神》，《民俗学和历史学》等文章； 同年，在开封创办《晨星》半月刊，后迁北京改月刊。 这是以文艺为重点的文史方面的刊物，《河南日报》编辑部陈治策倡议创办，并任主编。先生担任一段时间的主编。这时，先生已写成《先秦思想界三大师》，论述孔老墨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他将其中的部分篇章在《晨星》发表。
同年9月，先生考入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此后三年，在黄子通先生指导下，研究两宋哲学，发表关于朱熹的论文多篇，后又编《朱熹辨伪书语》一书。先生关于朱熹的论著，已发表者有《从政及讲学中的朱熹》、《朱熹对于易学的贡献》、《周易本义考》、《仪礼经传通解考证》、《朱熹底师承》等。先生还编有《朱子语录诸家汇编》148卷及其《序目》发表。 《朱熹辨伪书语》一书，由北京朴社1933年出版。
1935年，先生26岁，创办《伊斯兰》半月刊，《大河杂志》和《新儿童》半月刊。先生在《伊斯兰》半月刊第4期发表《中国回教史料之辑录》，这是先生申论回教史研究的重要性及收集史料应采取的步骤的第一篇文章。
1936年，先生27岁，在《禹贡》半月刊 5卷11期发表《从？罗斯战役说到中国伊斯兰教之最早的华文记录》。 这是先生所写回教史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1937年，先生28岁，为《禹贡》半月刊办了两个回教专号，其中有先生所写《宋时伊斯兰教徒底香料贸易》-文，并有译文多篇。代顾颉刚先生为天津《大公报》写了星期论文：《回教的文化运动》、《中国交通史》出版。 7月，参加西北考察团赴绥远、宁夏、甘肃、青海，考察民族、宗教、水利。《回教的文化运动》一文，在北京、上海、宁夏等穆斯林集中地区影响甚大。《中国交通史》是先生发表的第一部专著，也是我国交通史方面的第一部著作。本书有牛岛俊作日文译本。1984年，1987年、1993年先后在上海，郑州、北京有翻印本。
1938年，先生29岁，在桂林成达师范学校教学，讲治学的材料和方法，主编《月华》。
1939年，先生30岁，接受英庚款董事会资助，在云南大学研究云南伊斯兰史，主持《云南清真铎报》和《益世报》的《边疆》半月刊。 这时，先生开始了云南回教史资料之比较系统的收集，开始了对云南重点人物赛典赤、瞻思丁、杜文秀、马复初等的研究。所收资料中，原始资料和传抄资料都颇为丰富，为回族史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条件。
1940年，先生31岁，在云南大学文史系讲学至1942年。先生开设的课程有中国上古史、中外交通史、中国史学史。这几门课程对先生来说，都是新开的课程。他一边学习，一边讲授，都能胜任愉快。
1942年，先生33岁，在重庆中央大学历史系讲学，开设春秋战国史和伊斯兰文化等课程。出版了《中国回教小史》和《咸同滇变见闻录》。《中国回教小史》是先生所写公开发表的回教史的第一种本子，字数不多，但反映了中国回教发展的整个过程，也是一本有开拓性的著作。
1944年，先生35岁，又回到云南大学讲学，讲史学名著选读。
1946年，先生37岁，出版了《中国伊斯兰史纲要》。在昆明五华书院演讲《中国历史体裁的演变》。《中国伊斯兰史纲要》是在《中国回教小史》的基础上加以提高。它不只是一本伊斯兰教史，从书中论述的各主要内容来说，并且是一部中国回族史。全书采取教材的形式，反映先生对历史教育的重视和把历史知识交给更多群众的思想。本书有法文译本。在五华书院的讲演破史书体裁风俗，另立新意，是先生第一次公开发表的关于史学史方面的意见。讲词见《文讯》月刊1946年新10号。
1947年，先生38岁，在苏州协助顾颉刚先生主持文通书局编译所编务。时，停刊已久的《文讯》月刊已于1946年1月复刊。 文通书局编译所有一个初步设想的出版计划，包含世界文学名著、文学丛书、医学丛书，少年儿童文库。计划因各种原因未能完全实现，但也出了-些好书。
1948年，先生39岁，在中央大学讲授中国通史。时，中央大学已由重庆迁回南京。同年，先生编辑的《中国伊斯兰史纲要参考资料》和校点的《天方典礼择要解》出版。先生在《月华》发表了《纯真篇义证》。 中央大学为中国通史开五个班的课。先生最初用缪凤林的
《中国史要略》为教材，后来改用自己编写的讲稿。"义证"是《古兰经》的一个篇名。先生对本篇经文各种汉文译解加以评论，主张以经译经，以经解经，不要揣测。
1949年，先生40岁。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先生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学，兼在地理系授课，用叶蠖生写的初中历史课本，课文简要而讲解详实，教学效果很好。从1949年到1966年17年之间，先生在历史系开了许多的课程，包含有春秋战国史、隋唐史、明清史、中国社会发展史、中国史学史、中国史学名著选读、历史文选、历史教学法、史学概论、历史唯物主义等。往往是同时开设两三门课程，并采用了多种辅助教学方式，如课堂讨论、学期论文、教育实习、历史晚会等。在努力教学的同时，先生的治学兴趣已逐渐比较集中于回族史、史学史、中国通史和历史教育。此后，先生对于这四个方面的论述都比较多。 1950年，先生41岁，发表了《对于大学历史课程和历史教学的一些实感》。这是先生所发表关于历史教育的第一篇文章。
1951年，先生42岁，出版了《回回民族的新生》。本书从历史上说明解放前后回族政治地位之重大变化。同年，在《光明日报》创办了《历史教学》半月刊，发表了《论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和少数民族的结合》。同年，发表了《爱国主义与历史教学》、《开展历史教学中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论关于少数民族历史和社会情况的宣传与学习》。 同年，发表了《论历史上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这是先生提出来的新问题，对当时史学界很有影响。
1952年，先生43岁。为适应调整院校后课程改革的需要，先生组织青年教师成立中国史教学小组，集体编写教材，分头到各系讲课，解决了六个系的历史教学的共同任务，也帮助了本系青年教师的成长。 同年，出版了《回民起义》。 全书共4册，云南和西北各2册。云南部分是对《咸同滇变见闻录》的充实。西北部分是重新搜辑的。
1954年，先生45岁，发表了《论秦汉到明末官手工业和封建制度的关系(王毓铨合著)。
1955年，先生46年，发表了《明代的矿业的发展》。
1959年，先生50岁，发表了《历史教学上的古与今》、《刘知几的进步的史学思想》， 《论青年教师进修的通与专问题》。
1960年，先生51岁，发表了《关于回族史的几个问题》。 本文谈了回族史上的四个问题和回族史工作问题。在谈到回族来源时，先生认为回族来源有多种不同的国外族源，但形成民族是在中国境内。这还是新的说法，而比较符合历史实际。 同年，先生还发表了《马端临的史学思想》。
1961年，先生52岁，高教部文科教材会议决定把编写高等学校中国史学史教本的任务交给北京师范大学和上海华东师大，由先生和吴泽先生承担。先生开始考虑编写中国史学史的计划，并开始编印专门刊物《史学史资料》。《史学史资料》原为内部刊物，后改为《史学史研究》公开发表。 同年，先生发表了《关于历史学习的三个问题》，《于序事中寓论断》，《历史学科基本训练有关的几个问题》，《谈史学遗产》。 '
1962年，先生53岁，出版了《学步集》。
1964年，先生55岁，出版了《中国史学史教本》上册，发表了《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中国史学史教本》上册，由北京师范大学内部印行。
1965年，先生56岁，发表了《中国穆斯林的学术传统》。 本文是先生在巴基斯坦国际历史家学会上的讲演。后来，在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文化讨论会又讲过一次，题为《中国穆斯林的历史贡献》，内容大致相同。
1972年，先生63岁，协助顾颉刚先生主持24史校点的工作。
1974年，先生65岁，发表了《论秦始皇》。
1978年，先生69岁，发表了《儒法斗争史的虚构》。本文有英、俄等多种外文译本。
1979年，先生70岁。先生曾经说过，他70岁以后才开始作学问。实际上，先生积累数十年来学术耕耘，自70岁以后成果累累，不断开拓新的领域。 同年，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倡导了历史课程体系的改革。 同年，先生发表了《关于史学工作的几个问题》。
1980年，先生71岁，创建了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出版了《中国通史纲要》(主编)。 《中国通史纲要》一书，有一些新的看法。本书的体裁也有新的形式。印数达80万册，有英、日、西班牙、法、德文译本。
1981年，先生72岁，出版了《史记新论》，发表了《谈史学遗产答客问》4篇。 同年，发表了《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
1982年，先生73岁，发表了《六十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关于史学工作在教育上的作用和史学遗产的整理》、《再谈历史文献学》、《泉州伊斯兰教石刻》序。
1983年，先生74岁，在北京师范大学创建了古籍研究所。出版了《史学概论》(主编)、《历史教育和史学遗产》、《中国伊斯兰史存稿》三部著作，并发表了《说六通》、《古籍整理和通史编撰》、《说"成一家之言"》、《要发挥历史教育应有的作用》等文章。
1984年，先生75岁，发表了《说成一家之言》和《中国史学史上的两个重大问题》、《把历史知识交给更多的人》。《中国史学史上的两个重大问题》是一篇重要文章。
1985年，先生76岁，出版了由他主编的《回族人物志》第1册(元代)。发表了《关于史学工作的几点意见》、《关于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指导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等文章。
1986年，先生77岁，由他主编的6卷7册本《中国史学史》第1册出版。 同年，发表了《在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
1987年，先生78岁，由他组织编写的《中国通史纲要续编》出版。本书有英、西班牙、德文译本。发表了《在史学史助教进修班上的讲话》。
1988年，先生79岁，出版了《回族人物志》第2册(明代)。 同年，发表了《在史学史助教进修班座谈会上的讲话》；《在第三次全国回族简史讨论会(兰州会议)上的讲话》、《关于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民族关系》和《在中国民族史学会上的讲话》等。
1989年，先生80岁。由先生主编的12卷本《中国通史》第1卷《导论》出版。 同年，发表了《外庐同志的学术成就》、《说"为人师表"》、《史学史工作四十年》、《多研究点中国历史的特点，多写点让更多人看的文章》。
1990年，先生81岁。出版了《回族人物志》第3册(清代)。 同年，发表了《说豪族》、 《绘画本序》和《关于编写新型回族史的意见》。 同年，12卷本《中国通史》第2卷《远古时代》交付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年，先生82岁。《中国通史》第3卷，《上古时代·先秦时期》(上、下册)交付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年，先生83岁。 《中国通史》第4卷，《中古时代·秦汉时期》(上、下册)交付上海人民出版社。 同年， 《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60多年来先生所写关于民族、宗教的论述的选集。也是颇有新意的。1993年，先生84岁。发表了《读点历史有好处》。 这是先生为《光明日报》史学版创刊40周年纪念所写。文章说："人不要离开现实，也不可能完全离开现实。但也不要掉在现实堆里，只看见眼前的一些事物，闭塞聪明，成为井底之蛙。为了避免这种毛病，读点历史有好处。同年，由先生主要设计编辑的《文史英华》(共15册)出版。 同年，《回族人物志》第4册(近代)发稿。同年，多卷本《中国通史》第5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上、下册)交付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年，先生85岁。《白寿彝史学论集》(上、下册)出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1999年，先生90岁，历经二十年的大型《中国通史》全部出齐，北京师范大学为先生举行隆重学术讨论会，江泽民主席等中央领导人写信祝贺。同年，先生的《中国史学史论集》由中华书局出版。
2000年3月，先生与世长辞。先生主编的《中国史学史教本》于同年10月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江泽民给白寿彝同志的贺信
白寿彝同志：
您主编的二十二卷本《中国通史》的出版，是我国史学界的一大喜事。 您在耄耋之年，仍笔耕不辍，勤于研究，可谓老骥伏枥，壮心未已。对您和您的同事们在史学研究上取得的重要成就，我表示衷心的祝贺！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中华民族历来重视治史。世界几大古代文明，只有中华文明没有中断地延续下来，这同我们这个民族始终注重治史有着直接的关系。几千年来，中华文明得以不断传承和光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先人懂得从总结历史中不断开拓前进。我国的历史，浩淼博大，蕴含着丰富的治国安邦的经验，也记载了先人们在追求社会进步中遭遇的种种曲折和苦痛。对这个历史宝库，我们应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不断加以发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不断作出新的总结。这对我们推进今天祖国的建设事业，更好的迈向未来，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全民族的共同财富。全党全社会都应该重视对中国历史的学习，特别是要在青少年中普及中国历史的基本知识，以使他们掌握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牢固树立爱国主义精神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激励他们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贡献力量。我一直强调，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注重学习中中国历史，高级干部尤其要带头这样做。领导干部应该读一读中国通史。这对于大家弄清楚我国历史的基本脉络和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奋发图强的精神，增强唯物史观，丰富治国经验，都是很有好处的。同时，我们也要学习和借鉴外国历史。历史知识丰富了，能够"寂然疑虑，思接千载"，眼界和胸襟就可以大为开阔，精神境界就可以大为提高。我提倡领导干部"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而讲政治、讲正气，也是要以丰富的历史知识作基础的。
我相信，这套《中国通史》，一定会有益于推动全党全社会进一步形成学习历史的浓厚风气。
此致
敬礼
江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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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白寿彝教授主编的《中国通史》出版。全书12卷22册，1400万字。该书有很多创新之处，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理论价值，是我国通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中国通史》出版后，许多专家学者发表了评论文章，其中对《中国通史》的体例创新、理论价值、学术特点等作了充分的论述。
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是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压轴之作，体例很有创新，全书共分甲、乙、丙、丁四编。其中甲编序说，介绍史料、史籍、考古材料及研究状况等；乙编综述，类似通史著作，又似传统纪传体中的本纪，按历史顺序叙述一代大事；丙编典志，这部分是专史，类似纪传体中的志，叙述各种制度，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礼俗等；丁班传记，这部分在全书中的篇幅很大，每朝代两卷，传记占去一卷。这部书吸收了传统史书中的这一优点，克服了一般通史有事无人的缺陷，令人耳目一新，其序说部分内容非常扎实。它非常详细地介绍了某段研究的史料，其中既包括文献的，也包括考古的；既有当时人写的，也有后人写的，无不作出评论。又用很多篇幅论述研究状况，把读者直接带到了这段历史研究的前沿，让读者了解当前的研究状况是这部通史的一大特色。
目录
第一卷 导论 一册
第二卷 远古时代 一册
第三卷 上古时代 二册
第四卷 中古时代·秦汉时期 二册
第五卷 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二册
第六卷 中古时代·隋唐时期 二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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