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虻观点:
对于单位里使用电脑的人来说,年龄稍长一点的给人最深的印象是什么?是对电脑的回避,和洋洋自得式的阳春白雪:“我不懂电脑的噢”,那个噢字带出来,与其
说是惭愧,不如说是骄傲:“瞧,咱这么高档的人是不用懂电脑的!”。所以今天牛虻碰到谁要求帮忙硬件或者使用软件时,也学会这样说:“俺已经很久不玩软
件,不装电脑了(这是真话,一两年没有重装系统了吧?)”,言下之意是:“侬找别人去,老子没空做苦力”——其实挺灵,从此啰嗦事少了许多。
不懂用电脑等同于文盲,其实是非常现实的,至少在一些行业是这样:如果这个行业可以找到的资料有50%以上在网上,或者有20%以上只能在网上找到,那
么,不懂用电脑这个工具就等同于文盲,一点都不过分。即使是对于院士级的学者来说,那怕打字可以让秘书代劳,但看资料做研究总不能让人代劳吧?更何况电脑
的文盲扫起来是傻瓜级的:最重要的无非是打字和搜索资料而已,那怕是60岁的人,真的学的话,难道真的学不会吗?非不能也,实不为也。无非是摆出一付阳春
白雪式的臭架子:“俺不(需要)懂电脑的噢!”
所以说,不懂使用电脑就是文盲,不懂使用互联网就是文盲,千真万确!
今天是“世界扫盲日”
本报记者 刘虹 郝婧羽 王倩实习生刘毓洁今天是第39个“世界扫盲日”。“时代发展至今,还有文盲可扫吗?”很多人会发出这样的疑问。然而,根据联合国重新定义的文盲标准,如果你不会看地图、不会使用计算机,那你就会被列入信息时代的“新文盲”之列。
观点:新世纪文盲分为三类
联合国重新定义的新世纪文盲标准分为三类:第一类,不能读书识字的人,这是传统意义上的老文盲;第二类,不能识别现代社会符号(即地图、曲线图等)的
人;第三类,不能使用计算机进行学习、交流和管理的人。后两类被认为是“功能型文盲”,他们虽然受过教育,但在现代科技常识方面,却往往如文盲般贫乏,在
现代信息社会生活存在相当困难。专家估计,如果按照联合国目前三类文盲的划分标准,即使像北京这样的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文盲数量也会超过百万人。
现状:重在扫除功能型文盲
我国从建国初期就开始扫盲工作,扫盲标准是识字1500个,能阅读简单浅显的报刊,记简单的生活账目,重点人群是年龄在15周岁至50周岁的青壮年文
盲。到2000年末,我国基本实现了扫除青壮年文盲的目标,文盲率由建国初的90%下降到不足5%。这项工作广东走在全国之先,早于1996年就完成了扫
除青壮年文盲的工作。“十五”期间,我国在巩固扫盲工作成果的同时,重点转移到扫除功能型文盲上,但暂无专设部门负责此项工作。扫除新文盲的任务分散至教
育、科技等部门的具体工作中。如广东省教育厅从1996年至今,扫盲工作分为两个重点:巩固和提高扫盲成果———让脱盲的成年人接受职业教育;杜绝新文盲
的产生———抓好普九教育。而广东省科技厅从今年铺开“村村通”工程,则在扫盲主战场 ———农村,拉开了扫除电脑文盲的攻势。
争议:新文盲标准是否超前
对普通大众来说,这一标准在得到广泛认同的同时,也引来了“过于超前”的非议。“文盲”这一称谓的刺耳,令不少人产生强烈的危机感。赵先生是华为公司
广州办事处的一位白领,他的意见代表了标准支持者———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壮年人士的普遍看法:“计算机将会在生活和工作中无处不在,用电脑会变得像打电话
一样容易和简单,不懂电脑的人将无法生存。”大多数接受采访的人士则认为标准相对于中国现状略有超前。73岁的退休教师张成淦坦承自己属于“功能型文
盲”。“教师是接触电脑比较早的群体,广州市十年前开始普及
信息化教学,50岁以下的教师都必须学电脑。普通人群远远达不到这个标准。”张老师认为,这个标准适用于将来,对于当前有些超前了。人力资源管理工作者王
星白认为,确定“功能型文盲”,可以允许各地根据自身的经济发展状况定不同的标准,关键看劳动力必须掌握什么样的基本知识和技能,低于这个底线的“文盲”
就必须要“扫”。
专家:高标准有利促进学习
省社科院研究员、文化观察人士单世联表示,文盲的概念可以随历史、社会的变迁而发生变化,把文盲的标准定得高一点,对推动和促进人们学习是有帮助的。
他同时指出,是否要把现代知识、现代技术和手段作为文化的基本内容,值得商榷。比如一个小学文化水平的人,不懂得看图表,不懂用电脑,但是他能靠劳动养活
自己,这就够了。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也有不少优秀的专家、学者不用电脑,不能说他们是文盲,比如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何炳棣就不用电脑。中山大学设计系主任
冯原承认,计算机对社会人群做了重新划分,使一部分人被边缘化。当今的社会是一个多种文化并存、具有多元选择的社会,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参与或不参与到计
算机的世界中去,并且每个人的选择权利都该受到尊重和保护。广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李明华表示,我国开展扫盲工作照搬国际标准比较困难,一方面要努
力,尽量跟上世界文明潮流;另一方面要立足本国国情,扎扎实实先把不识字的文盲除掉。(晓航/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