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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李小江
基本信息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页码:535 页码
·出版日:2003年
·ISBN:7108017695
·条码:9787108017697
·版次:2003年1月北京第1版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32开
内容简介
总序
妇女史与口述史具有天然的盟友关系。
口述方法不是妇女研究的独创,口述史的启用了不是从妇女史开始,但它却格外受到女性学者青睐,为女性主义史学家广泛使用。这是因为,口述史对传统史学有着补充和校正作用,它发掘了沉默的人群(如妇女、少数民族、社会底层)和人们沉默的声音(关于私人情感、生命体验等),使得史学有可能更完整的记录“人”的和普通人的历史。女人曾经“未载史册”,以及历史上学术界中“女性的沉默”,使得妇女史研究不得不从“打破沉默”、“让女人发言”开始,几乎是在同一个时间段上(20世纪中期)同步进行,两者相互推动,成为近代以来史学革新运动中比肩行进的战友。
“让女人自己说话”,是建构妇女史的基本原则;发出“女性的声音”,在今天社会中兼有政治的和学术的双重使命。找回和重建女人的历史,不仅是史学的需要,更是女人找回自我,确立自主、自信的人生的必要基石。于此,海外女性主义学者已经有大量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主张从女人的立场出发,用女性的视角分析资料,“将妇女置于历史的主体地位来研究,通过重现一向被忽视的妇女的声音和视角,向男权文化为主导的传统史学挑战。”
在中国大陆这块土地上做妇女口述史,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史学中同样存在着如上问题。长期以来,女性一直是作为社会弱势群体被认知、女性的话语权利和能力一向被忽视、女性的声音很少得到学术界特别是史学界的关注,鉴于此,在我们这里,发掘和记录女性的历史经历和她们的声音,成为建构妇女史的重要部分。
但有必要说明:
这套“丛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妇女史”,它不过是用“女性的声音”表述了女人的历史记忆和感受,对我们已经熟知的历史事件和一些文化现象做出“女性的解释”,试图用女性的表述证明女人的存在,给史学提供一种新的视角,多出一种乃至多种思考
这套“丛书”记录了女人的经历,却不尽是“女性主义史学”,它无意发掘女人的特殊贡献或特别张扬女人的权利,只是试图从“宏大的历史叙事”中剥离出女性的经验,看女人在时代的巨大变迁中对民族、阶级、政治、经济、文化等问题做出了怎样的的历史回应。
不能否认,女性主义史学对从来是男性中心的传统史学是一个有力的挑战,为妇女史建设和史学重建清扫道路—但仅仅女性主义是不够的,它不足以成为建构“历史”的全部基础,甚至也不能是妇女中建设的惟一基石。清醒地认识这一点,于我们的“妇女口述史”项目十分重要。
“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项目参与者大多具有这样的共识:
女性学者的学术关怀不仅应该是女性的,也应该是历史的。对曾经“未载史册”的女人而言,找回女人的历史是责任也是义务,但女人从来就不是孤立存在的,女性的苦难和女人的解放都不过是“大历史”的组成部分,女人的声音一定是“历史”的回声,不可能超越时代而卓然出群。
尤其对中国妇女而言,一个世纪以来,在这块土地上,女性的苦难之外,确实还有浓重的国难和家难;在“妇女权利”之上。确实还有民族存亡的阶级压迫问题;在“男女平等”之中,确实还有于全社会都十分要紧的政治民主和经济贫困问题……于此,中国妇女已经做出了自己的历史反应:很大气,很壮阔,无论你怎样启发和诱导,它的立场远在女性主义之上;的确更像是“民族的”和“社会的”,而不尽是女性的—倘若我们只是把它禁锢在女性主义的理解框架上,也会委屈或曲解了她们的声音。
作者简介
李小江,女,汉族。1951年9月28日生于江西省九江市,1979年-1982年为河南大学中文系西欧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1997年9月-1999年陕西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教授,2000年至今:大连大学教授、性别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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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导 言
李小江
在中国,“少数民族”这个概念被说得堂皇,用于汉族以外所有民族,已经鲜明地标示出以汉族为中心并为主流的文化特征(当然不尽是文化特征)。由此养成一种不成文的习惯,似乎汉族的事可以被看作是“中国的事”,而说到“中华民族”这个概念,也无需特别标示出它其实具备的多民族特征;说到“中国妇女”,则一般以汉族妇女为例——因为她人口众多,居住地域广阔,文化悠久且强势。
因此,在“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中,我们特别突出了少数民族妇女的声音,试图将各民族的声音交汇在一起,构成整个“中国妇女”的交响曲。
以民族为题的主要原因有两个,均出自“中华民族”自身发展的历史渊源:
一是“妇女与国家、民族的关系”。中国妇女在20世纪与民族一国家的发展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它的深度和广泛性,是任何一个世纪、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比拟的,因此既形成了它的世纪的特征,也成为中国妇女解放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国,女人的被发现,是与世纪初(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重新发现”和50年代的(少数民族)“民族识别”同时进行的;即妇女的自我认知和女性身份的重新确认,是在“民族识别”和“民族国家”的建立中逐渐清晰的——我们不妨在这里做这种尝试:从女人的角度出发,看妇女与民族、国家的关系,以及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对妇女的影响。宏大的世纪背景中其实都是些平凡的故事;于平凡人生中见世纪波澜,进步与苦难都在其中了。比如“曾经沧海”,从满族妇女的自述中看民族兴衰与妇女生活的关系;比如“苗岭深处”,从深山僻壤苗族一个家庭中女性的遭遇,看国家政治于民族变迁的作用;又比如“玉龙雪山”下的三代纳西族知识女性,无论悖逆还是顺利,个体命运无不演绎着世纪风云,将个人和民族统统融化在现代国家重建的洪流中。
因此就有了第二个原因,在20世纪,中华各民族妇女的成长和发展,在现代民族国家的重建过程中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一致性:一方面是被(以汉族为主体)的主流社会的接纳和认同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另一方面则是各民族的融和,即不同文化间的融会和同化,在现代化乃至全球化运动中是以加速度进行着的。对于从来是排斥同化、相对滞后于主流进程的女人来说,这一变化显得十分突出,十分触目,我们因此可以从女人的角度去认识和反观这一进程。本卷“民族叙事”试图叙述这类故事,从西南边疆几个少数民族妇女在近半个世纪中的成长——她们的走出大山、走出封闭、走出传统、走上社会、走向解放——看现代化潮流的进程和速度。
说到“民族”,在中国,一般指的是“少数民族”:人数相对(汉族)较少,聚居区域相对(中原)偏远,文化上自成一体,政治上相对自治,在20世纪(中华民族)国家重建的过程中,它们不约而同地显示出如下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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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女性的历史感受,记录女人的历史记忆;以女性的视觉,考量历史的足迹。透过女性的文字,找回女人的历史,令历史的解读更加丰满……本书以少数民族妇女为中心,通过探访,让她们讲述自己或本民族女性的生活经历,从中我们可以透视少数民族女性的生活状态,较全面地了解中国女性的成长进程。
目录
总序 李小江
体例说明
导言 李小江
自家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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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书摘
妇女则不同,在谈论自己的亲身经历时,将那些不相干的“大事”扯进去的现象要罕见得多,尤其在面对另一位女性时,她们最乐于谈论的总是更私人化的题目,例如她们的少女时代、她们的父亲、母亲,她们的家庭经历过的故事,乃至养育孩子的琐事、自己和其他女人的打扮穿着乃至身体等等。这些通常被男人视为琐碎无聊的话题,正是文献、哪怕是如今最为学者推重的档案文献中很少记录的、在研究人的生活史与生命史中绝非无关紧要的内容。这也就是说,对妇女的访谈,更能发挥口述史的长处。
其次,本身是一名妇女而对妇女进行访谈,我自有特别方便和容易切人之处。一般地说,男人不要说向陌生人袒露心扉,即使仅仅是谈论个人化的家庭琐事,也往往难于启齿。何况面对从事访谈的女学者,尤其在我还比较年轻的时候,很多人常常有意无意地表露出某种轻视,而我却从未见到一个女性被访者流露出这种情绪,即使她是一名地位很高的老干部,我都会很容易地与她找到共同的话题,谈话于是会在自然亲切的气氛中展开,双方也能够坦诚相见。
这便是我决定以妇女为主要访谈对象的初衷。我也是因此才接触并走进女性主义与社会性别的研究领域之中的。
这里辑录的,是从我近几年所做数十名满族妇女访谈中挑选出来的片断。其中一部分人的自述,曾发表在我写的《最后的记忆》之中,还有一部分则从未刊布过。到我今天重新整理这些录音和稿件的时候,她们中有一些已经不在人世了。在这里,我要先祝福所有活着的老人们,愿她们健康、快乐、长寿。
多亏我几年前一想到这个题目就立刻着手去做了,而没有等待任何资助和经费,因为这些老人的记忆千金难买。《最后的记忆》出版之后,我兴犹未尽,又做了一连串的访谈,但尽管这时各种客观条件已经远远好于当年,我却再也找不到几年前访问祁淑红、胡福贞和赵秀英等老人时感觉到的那种惊喜,究其原因是,仅仅几年,再想找到对满族的过去还保留着鲜活记忆而且能够出口成章的老人已经难上加难了。这虽然是早该想到的事,但变化如此之迅速,还是出乎我的意料。对于满族老年妇女的访谈,我已决定到此止步了。
如今我已年过半百,有时扪心自问,如果我不是偶然间涉足于满族史与清史领域,并且以后就以此为业、为生也为乐的话,那么要是有哪个年轻一辈的学者来找我做访谈,我除了搜肠刮肚地讲些外祖母与母亲的陈年旧事以外(就如我在前言中讲述的),对于我的民族,我还能说出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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