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余英时
基本信息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页码：369 页码
·出版日：2004年
·ISBN：7563345019
·条码：9787563345014
·版次：2004年4月第1版
·装帧：精装
·开本：16开 16开
内容简介
书中蕴含着一种巨大的历史悲情和时代悲情相互激荡，使你无法确认，作者是在为古人悲慨，还是在为今人忧思，还是在为他自己叹息。无论是论史还是论史与时代的关系，他都把一个史家的深厚学养和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价值关怀结合得那么成功。
本卷所收12篇文章涉及历史观、历史思想与历史哲学、史学著作的比较研究等领域，传达出在史学研究中要求达到主客交融、恰如其分的境界之理念。 书中既有对具体的史学现象的分析，也有从史学角度论述的某种史学特质。在论述某种具体历史现象的时候，作者力求从多角度论证，例如在论述东汉政权的建立与士族大型的关系一文中，从士族的数量的变化和士族的起源开始，到王莽政权的兴亡，洋洋洒洒几万字，即从历史时间的总想，又从历史空间的横向对这个问题作了深入探讨。
“史学、史家与时代”，似乎是余英时比较注重的一个问题，也是《余英时文集》第一卷的标题。文集中余英时的一篇同名文章，就是他在新亚书院研究所举办的中国文化讲座的演讲记录。余英时在演讲中以洋洋长论，详述了史家与史料、史家与价值判断、史家与其所置身的时代的关系。行文流畅，用词相对通俗，循序渐进，提供的史料也很充足，包括不同时期史家们的论证，还有是料的记载等等。便于读者理解和体会其中深意。
作者简介
余英时，安徽潜山人，1930年生于天津。1950年至1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先生，获博士学位。曾任美国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中国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现居美国。著有《汉代中外经济交通》、《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士与中国文化》、、《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兼论他的学术精神与晚年心境》、《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现代儒学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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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这部《文集》是沈志佳博士费心费力编成的。她近几年来搜集了我所有的中文论著，分门别类，重新编排。这里所集四卷便是其中的一部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热心印行这四卷《文集》，先后也很费周章。我必须在这里表示诚挚的感谢。
这四卷《文集》大体上都是关于中国史学、文化史、思想史方面的论文，但也有几篇是讨论西方历史与文化的。写作的时间上起20世纪50年代，下迄近一二年；在这半个世纪中，我自己的知识和思想都有很多的变化和进展。如果我以今天的理解重写这些论文，它们当然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但无论是重写或彻底修改，在事实上都是不可能的，我只好让旧作新刊，以存其真。王国维云：“人生过处唯存悔，知识增时只益疑。”可见这是一切治学之士的共同感受，我也唯有借这两句诗来自解了。
1901年梁启超写《中国史叙论》，在第八节“时代之区分”中首先提出中国史应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第二是“中世史，自秦一统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第三是“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很明显的，通过当时日本史学界关于“东洋史”的研究，他已接受了文艺复兴以来西方人对欧洲史的分期模式。梁氏这篇论文是现代中国新史学的开山之作，和他第二年（1902）的《新史学》一文同样重要。就他所提出的“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和“世界之中国”三个基本概念而言，他确实拓开了中国史研究的眼界，其贡献是很大的，但就其所援引的“上世史”、“中世史”和“近世史”的分期而言，他却在无意中把“西方中心论”带进了中国史研究的领域。欧洲史分期论和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合流，使许多中国新史家都相信西方史的发展形态具有普世的意义。以西方史为典型，中国史直到清末都未脱出“中古史时代”，几乎成为20世纪中国新史家的共同信仰。
20世纪30年代冯友兰写《中国哲学史》便明白承认：“直至最近，中国无论在何方面，皆尚在中古时代。”（见第二编第一章）但是我自始即不能接受“西方中心论”这一武断的预设。在广泛阅读西方文化史、思想史之后，我越来越不能相信西方是“典型”，必须成为中国史各阶段分期的绝对准则。现代中、西之异主要是两个文明体系之异，不能简单地化约为“中古”与“近代”之别。在中国史研究中，参照其他异质文明（如西方）的历史经验，这是极其健康的开放态度，可以避免掉进自我封闭的陷阱。所以我强调比较观点的重要性。但是我十分不赞成“削足适履”式的比附，因为这将必然导致对于中国史的全面歪曲。1877年马克思在《答米开洛夫斯基书》中坚决反对有人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论断变作一种历史通则，应用于俄国史的研究上面。这一强烈抗议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这四卷《文集》所收的史学论著，虽然写作的时间有迟有早，大体上都是从上述的立场出发的。我诚恳地盼望得到读者的指正。
余英时
2004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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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蕴含着一种巨大的历史悲情和时代悲情相互激荡，使你无法确认，作者是在为古人悲慨，还是在为今人忧思，还是在为他自己叹息。无论是论史还是论史与时代的关系，他都把一个史家的深厚学养和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价值关怀结合得那么成功。
目录
第一卷 史学、史家与时代
东汉政权之建立与士族大姓之关系
广乖离论—国史上分裂时期的家族关系
说鸿门宴的座次
史学、史家与时代
——新亚书院研究所、新亚书院文学院联合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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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书摘
(八)亲族之休戚相关
前面说过，士人与其宗族的关系，自武帝以后便日深一日。这种密切的宗族关系，在动乱之世表现得更为显著。此观当时起事者多以宗族为基础之事实即可了然。而且在这种情形之下，宗族即有不参加者，事败亦不能免于祸。邓晨响应汉兵，及汉兵败退，“新野宰乃污晨宅，焚其冢墓。宗族皆恚怒，曰：‘家自富足，何故随妇家人人汤镬中?(按邓晨娶光武姊，故云。)’晨终无恨色”。(同书本传)彭宠尝有大功于光武，后复叛之，事败遂“夷其宗族”。隗嚣季父崔闻更始立，亦欲起兵应汉，嚣止之曰：“‘夫兵，凶事也!宗族何辜?’崔不听。”(同书本传，又《后汉纪》卷一)赵孝王良为光武叔父，“光武兄弟少孤，良抚循甚笃。及光武起兵，以事告，良大怒，曰：‘汝与伯升志操不同，今家欲危亡，而反共谋如是!’既而不得已，从军至小长安”。(同书本传)盖当时整个宗族的祸福相依，无法分开，故族中主要人物的动向势必牵连及于全族。而族人为自身的利害计，最后亦唯有出诸支持一途。此所以刘良虽反对侄辈之举，终“不得已”而从军；隗嚣虽不赞成叔父之谋，也还是卷人了漩涡，且成为领袖人物也!
尤有进者，当时的宗族关系尚不止于一姓，父族之外，往往扩大至母族与妻族。地皇四年王莽诏已云：“刘伯升与其婚姻党与妄流言惑众，悖畔天命。”其后光武阵营中，如樊宏为“世祖之舅”，是母党；阴识、阴兴为阴后兄弟，是妻党；又如邓晨，自邓氏言亦为妻族。田戎据夷陵，其妻兄辛臣亦在军中，同为妻族之证。不仅此也，当时又有因争取宗族势力而交结婚姻者。早在王莽时，刘敞“欲结援树党，乃为祉娶高陵侯翟宣女为妻”(《后汉书·城阳恭王祉传》)。注引《东观记》曰：“敞为嫡子终娶宜子女习为妻，宜使嫡子姬送女人门，二十余日，义起兵也。”又延岑、田戎“并与秦丰合。丰俱以女妻之”。(同书《公孙述传》)田戎已有妻室而秦丰犹以女妻之，其以婚姻为交结之手段，尤为明显。更为明显的例子是光武娶郭后，《刘植传》载：“时真定王刘扬起兵以附王郎，众十余万，世祖遣植说扬，扬乃降。世祖因留真定，纳郭后，后即扬之甥也，故以此结之。乃与扬及诸将置酒郭氏漆里舍，扬击筑为欢，因得进兵拔邯郸，从平河北。”从这一条证据看，光武之定河北实颇得力于婚姻关系。鲍永“遣弟升及子婿张舒诱降涅城，舒家在上党，(田)邑悉系之”(《冯衍传》)。同传注引《东观汉记》载田邑致鲍永书曰：“张舒内行邪孽，不遵孝友，疏其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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