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余英时
基本信息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页码：508 页码
·出版日：2004年
·ISBN：7563345043
·条码：9787563345045
·版次：2004年4月第1版
·装帧：精装
·开本：16开 16开
内容简介
今天人们熟悉的"知识分子"一词源自19世纪的俄国，而知识分子问题是伴随西方现代社会而产生的，借用到中国文化语境之后，已经被剥离了其现代性内涵而作为一种特定价值形态的泛称。在余英时的笔下，"知识分子"最重要的特性有二：一为超越，二为批判。所超越者一己利害得失，所批判者现实世界之不合理秩序。本书作者多角度为你详细解读中国知识分子的兴起发展地位极其使命。
本书是余英时文集第四卷，共选文16篇，主要考察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状况，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关于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递变的介绍，知识分子在中国古代通常被称为“士”，包括汉晋之际士的新自觉和新思潮，宋代士大夫的政治文化概论等，重点是清代学术史观念的形成以及戴东原、章学诚等人在此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另一方面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士的兴起、发展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作了系统的梳理和检讨。
作者研究注重从不同历史阶段的个案出发寻求中国文化内在理路的连续性和价值的再发现，同时作者酷爱中西文化比较，如在谈论作者归纳的知识分子两大特性之一的“超越”是作者把它与中国古代的"道"进行了比较置换，作者指出“ 中国知识分子从最初出现在历史舞台那一刹那起便与所谓'道'分不开，尽管‘道’在各家思想中具有不同的含义。”
全书结构清晰，思路流畅，无论是整体编排架构还是具体行文都给人一气呵成之感，同时作者学识渊博，见解独到，文意贯通，虽着眼于古代，投射的意义却是现代的，资料翔实权威，饮用准确简洁，对于了解中国的知识分子整体发展状况及今天的很多文化现象都很有帮助，具有很高的阅读参考价值。
作者简介
余英时，安徽潜山人，1930年生于天津。1950年至1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先生，获博士学位。曾任美国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中国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现居美国。著有《汉代中外经济交通》、《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士与中国文化》、、《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兼论他的学术精神与晚年心境》、《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现代儒学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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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这部《文集》是沈志佳博士费心费力编成的。她近几年来搜集了我所有的中文论著，分门别类，重新编排。这里所集四卷便是其中的一部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热心印行这四卷《文集》，先后也很费周章。我必须在这里表示诚挚的感谢。
这四卷《文集》大体上都是关于中国史学、文化史、思想史方面的论文，但也有几篇是讨论西方历史与文化的。写作的时间上起20世纪50年代，下迄近一二年；在这半个世纪中，我自己的知识和思想都有很多的变化和进展。如果我以今天的理解重写这些论文，它们当然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但无论是重写或彻底修改，在事实上都是不可能的，我只好让旧作新刊，以存其真。王国维云：“人生过处唯存悔，知识增时只益疑。”可见这是一切治学之士的共同感受，我也唯有借这两句诗来自解了。
1901年梁启超写《中国史叙论》，在第八节“时代之区分”中首先提出中国史应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第二是“中世史，自秦一统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第三是“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很明显的，通过当时日本史学界关于“东洋史”的研究，他已接受了文艺复兴以来西方人对欧洲史的分期模式。梁氏这篇论文是现代中国新史学的开山之作，和他第二年（1902）的《新史学》一文同样重要。就他所提出的“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和“世界之中国”三个基本概念而言，他确实拓开了中国史研究的眼界，其贡献是很大的，但就其所援引的“上世史”、“中世史”和“近世史”的分期而言，他却在无意中把“西方中心论”带进了中国史研究的领域。欧洲史分期论和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合流，使许多中国新史家都相信西方史的发展形态具有普世的意义。以西方史为典型，中国史直到清末都未脱出“中古史时代”，几乎成为20世纪中国新史家的共同信仰。
20世纪30年代冯友兰写《中国哲学史》便明白承认：“直至最近，中国无论在何方面，皆尚在中古时代。”（见第二编第一章）但是我自始即不能接受“西方中心论”这一武断的预设。在广泛阅读西方文化史、思想史之后，我越来越不能相信西方是“典型”，必须成为中国史各阶段分期的绝对准则。现代中、西之异主要是两个文明体系之异，不能简单地化约为“中古”与“近代”之别。在中国史研究中，参照其他异质文明（如西方）的历史经验，这是极其健康的开放态度，可以避免掉进自我封闭的陷阱。所以我强调比较观点的重要性。但是我十分不赞成“削足适履”式的比附，因为这将必然导致对于中国史的全面歪曲。1877年马克思在《答米开洛夫斯基书》中坚决反对有人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论断变作一种历史通则，应用于俄国史的研究上面。这一强烈抗议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这四卷《文集》所收的史学论著，虽然写作的时间有迟有早，大体上都是从上述的立场出发的。我诚恳地盼望得到读者的指正。
余英时
2004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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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人们熟悉的"知识分子"一词源自19世纪的俄国，而知识分子问题是伴随西方现代社会而产生的，借用到中国文化语境之后，已经被剥离了其现代性内涵而作为一种特定价值形态的泛称。在余英时的笔下，"知识分子"最重要的特性有二：一为超越，二为批判。所超越者一己利害得失，所批判者现实世界之不合理秩序。本书作者多角度为你详细解读中国知识分子的兴起发展地位极其使命。
目录
第四卷 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
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
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
中国知识分子的古代传统—兼论“徘优”与“修身”
士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士与中国文化》自序
道统与政统之间—中国知识分子的原始型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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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书摘
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中又有御史和谏官，也是制度化的批判者。御史监察百官，谏官则纠正皇帝，两者都是所谓。言官”。谏官在秦汉的正式名称是“谏议大夫”，顾名思义，“议”便是批评。可见中国统一后的政治秩序中，内在的批评和反对自始便已取得合法化的地位。不但中央政府如此，秦、汉地方政府中也设有“议曹”，为郡守提供各种不同的意见。为什么秦、汉政治制度的设计中包括了这许多“议”的职位呢?我们相信这和战国时代自由知识人“议”的传统有关，特别和稷下先生“不治而议论”的影响有关。例如东汉初年，任延为会稽都尉，聘请董子仪、严子陵等名士，待之以“师友之礼”，又署隐士龙丘苌为“议曹祭酒”(《后汉书·循吏任延传》)，这便明明是一个具体而微的稷下制度。荀子不是在稷下“三为祭酒”吗?任延的议曹模仿稷下是极为明显的。谏议制度为中国知识人在担任官职以后开辟了一条合法的
“言路”，使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批评朝政。言官的激烈批评，往往给他们招来被贬逐甚至被处死的命运。韩愈上《论佛骨表》，大触唐宪宗之怒，初欲论死，终贬为潮州刺史，即日上道。故韩愈诗云：“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见《昌黎先生集》卷十)但是后世知识人却因此而更为尊敬韩愈。苏轼撰《韩文公庙碑》便特别推重他“道济天下之溺”，又说：“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妇之心，故公之精诚能开衡山之云，而不能回宪宗之惑。”(《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五十五)这几句话的意思正是说：知识人如韩愈，是根据“道”来进行政治批判的，而帝王如唐宪宗，则完全靠“力”来把持天下。由此可见，帝王如果无“道”，则只能代表“世间”的负面势力；知识人如果能紧守“明道救世”的原则，则虽立身帝王之朝，仍然可以代表“超世间”的理想。这一点最可说明儒家知识人“即世间而超世间”的特性。在世间和超世间发生直接冲突时，帝王的惩罚反而成为知识人的光荣；惩罚愈重，光荣也愈大。范仲淹三次因谏议而遭贬黜，当时知识人则认为他一次比一次更光荣：第一次僚友为他送行，说：“此行极光”，第二次说：“此行愈光”，第三次则说：“此行尤光”。所以他最后笑谓送者曰：“仲淹前后三光矣。”(文莹《续湘山野录》)他第三次被贬时，梅圣俞作《灵乌赋》安慰他，他也作赋报答(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九)。他的《答灵乌赋》中有两句名言：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范文正公集》卷一)
传统的中国知识人认为诤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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