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小森阳一
基本信息
·出版社：吉林人民出版社
·页码：311 页码
·出版日：2004年
·ISBN：720604400X
·条码：9787206044007
·版次：2004年8月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32开
·丛书名：话语行动译丛
内容简介
日本学者罕有会得到中国知识人的热烈喝彩的，小森阳一却是个例外。他对日语民族主义“忤逆式”的批判；对多种领域——语言学、历史学、思想史、国语学等等决定性的置换；从国语视角对日本现代化的全盘考量，都引发了国内知识界的强烈共鸣和思考，而这一切，都在本书中的文字得到了见证。
作者简介
小森阳一（1953-），日本著作批评家，东京大学教授，著有《作为结构的叙事》、《作为文本的故事》、《日本近代国语批判》、《后殖民》、《天皇玉音放送》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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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序
德里达在分析卡夫卡小说《在法面前》的同名随笔时，揭示了作为“法”的一种制度化存在的文学与“法”本身在起源上的关联。(中译见雅克·德里达著《文学行动》，赵兴国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在该篇随笔中德里达这样解释道：“法被授予绝对的权威，它一定是没有历史、没有起源或任何衍生体的。这大概就是法的法。……每一种法中隐而不见的东西，就有可能是法本身，它制定这些法的法。是这些法的法。这一疑问与求索是不可避免的，它导向了朝向法的位置与本源不可避免的旅程。”德里达揭示出，所有的“法”背后在其起源上都是暴力的。自然，语言作为一种“法”其背后的暴力性亦不例外。小森阳一在本书中的问题意识毋宁说恰好就表现在这里。换言之，在近代日语、在作为与近代民族国家(它本身便是一个“法”)相配套的“国语”确立过程中，究竟存在过一种什么样的历史语境？它是怎样演变的呢？还有，近代日语之“国语”的确立过程——用德里达的话语来说就是它的立法过程——又是如何展开的呢？立法背后的意识形态，或者说日语这一语言的“法”体系背后的神秘之法究竟是什么呢？等等。
在具体涉及对这本书的观感之前，笔者先就本书的作者作一介绍。小森阳一教授现任职于东京大学教养学部综合文化科语言情报专业，由于他出色的学术成就被公认当今日本具有代表性的文艺批评家。他的工作主要涉及如下几个方面：日本近代文学研究、文艺理论、现当代思想及文学、社会批判等等。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他就以日本近代文学研究和文艺理论方面的卓越创建开始对日本近代文学研究界形成巨大影响，(具体可参考岛村辉《日本近现代文学研究界的现状及方法论变迁》，华中师范大学《外国文学评论》2002年6月期)成为继前田爱之后日本“文本派”理论的核心人物。尽管他本人未必喜欢“文本派”这样的图式化标签(因为时他本人来说，文学的方法论是一高度政治化的选择，决非形式主义式的理论欲望所能尽述)。附带提及，他的日本文学研究理论，尤其是小说叙事理论，对中国乃至世界学界也都会起到一定的启发作用，因为他一直强调日文作为“汉字假名混合文体”的事实，并致力于以现代语言学理论将其理论化，且付诸自己的实际研究中。进入90年代，随着社会经济状况的变化日本的政治气候也发生了多样性变化，加之他本人得天独厚的政治敏感性，致使他的批评活动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政治色彩。面对近年来日本政治上所出现的保守倾向，作为一名富于良知的知识分子，他始终是日本批判性知识分子中最核心、也是最尖锐的一位批判家。
《日本近代国语批判》一书在小森阳一丰富的著述中并不能算作最重要的著作，也决不是其专业领域中代表性发言(事实上如作者本人在日文版后记中所言，他参考了日本许多既有的研究成果)。应该说，因为其过盛的批判意识，本书常常会令中国读者自然而然揣度起其文字背后所隐含的文化民族主义历史在现实中的投影(对于小森而言，语言的问题也许更多是政治的问题。无论如何，本书对中国读者来说将是非常新鲜的，因为他揭示了中国知识分子甚为陌生的日本文化民族主义的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对日本的认识不能不说甚为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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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者罕有会得到中国知识人的热烈喝彩的，小森阳一却是个例外。他对日语民族主义“忤逆式”的批判；对多种领域——语言学、历史学、思想史、国语学等等决定性的置换；从国语视角对日本现代化的全盘考量，都引发了国内知识界的强烈共鸣和思考，而这一切，都在本书中的文字得到了见证。
目录
译者序
一 发现“日语”
1．“言”与“书”之间
2．“清朝考证学”与“国学”的方法
二 近代民族国家与“日语”
1．作为新型媒体的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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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书摘
针对藩阀政客与政商五代友厚互相勾结、政商对殖民利益进行垄断，以及针对开拓使对投入巨额税收的殖民地进行垄断性经营的批判，这些批判活动只是这场战役的开始。
继《东京横滨每日新闻》之后，《邮政报知新闻》、《朝野新闻》、《东京黎明新闻》等报社业也立即参与了这场反政府运动。而此时此刻，一个以明治天皇、有栖川宫炽仁、大隈重信、大木乔任、黑田清隆参议等人为核心的、上千人规模的大型巡幸计划正在筹划之中。就在视察队伍即将出发的7月30日，黑田清隆才好不容易得到了处理北海道开拓使官有物产的“御准”。因此，正式出发定在8月1日。随后，新闻界对低价转让行径的批判达到了顶峰。就连原本属于亲政府派的“东京日日新闻”也转而批评起政府。三宅雪岭在《明治政史》中回顾这段历史时说：“自维新以来，日本举国上下，不分愚智，非议政府举措之程度，皆未及此时之烈也。”
当然，对政府的批评不只是停留于报纸上。8月25日，在东京新宫座，9月24日，在东京浅草井生村楼，都举行了大规模的演讲集会。而且，此时舆论对低价处理国有资产所持的反对意见，逐渐演变为对腐败的政商勾结的藩阀政治所做的强烈批判。舆论普遍认为，要彻底杜绝政治腐败，只有设立国会，建立立宪制。迫于舆论界的穷追猛打，政府只得在天皇巡幸东北及北海道地区之后的10月11日夜晚，紧急召开会议，讨论对策。会议决定中止上述北海道转让提案。与此同时，以天皇的名义约定10年后设立国会。这便是所谓的《设立国会敕命》得以公布的源头。这一事件的平息，是报纸与演说这两种新型媒体联手取得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胜利。他们将反腐败与要求政治体制变革结合在一起，针对成型期的天皇制权力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斗争。自此，通过报纸政论与演说这两种新型媒体获得政治主体地位的人们，可以与权力相抗衡了。
但是，在这次由天皇召集的会议中，还发生了一件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那便是俗称“明治14年政变”的突发事件。参议大隈重信遭到罢免。直至1880(明治13年)的年末，政府中的大多数人仍然认为，设立国会，向立宪议会制过渡为时尚早。但是，大隈重信在翌年3月和1882年末分别召集议员议事，并在1883年秘密地向有栖川宫炽仁提交了一份洋洋洒洒的建议书，主张在钦定宪法体制下设立国会，采取英式议会内阁制。得知这一消息后，伊藤博文也在7月初向三条实美及岩仓具视提交了咨询书。然而，恰在这个节骨眼上，发生了“北海道开拓官低价转让事件”。正因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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