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吕冀平著
基本信息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ISBN：7801497767
·条码：9787801497765
·版次：1
·装帧：平装
·开本：0开 0开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关于现代汉语的论文集，内容涉及的问题较广：1 关于理论方面的探讨，如：今天对古籍中的“破音异读”应如何对待，“惯用语”的内涵与外延应如何界定，以及惯用语词典的释义总是应如何解决。理论探讨内容的重点是汉语语法，特别是句法，如：主语宾语的定义问题，单句复句的划界问题，等等。2 对汉语知识的解说和对语言文字的分析，如：逻辑、语法、修辞之间具有什么样的关系，并列结构如何搭配，名词、动词、形容词如何运用，等等。3 关于汉语规范化的探索，如：综述我国语言规范问题的来龙去脉，分析我国当前在语言规范化方面存在的问题，等等。4 关于提高语言修养和关于语文教学的论述。如：语言能力的培养问题，普通话与语文教学问题，等等。在这四个方面之外还收入了作者对一些语言学专著和文章的评论，以及为一些语言学著作所写的序言。
作者简介
吕冀平，1926年出生于山东省龙口市。早年就读于哈尔滨工业大学。1948年在萧军主办的《文化报》作编辑，1955年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任编辑，1962年任黑龙江大学副教授，1978年任教授，新时期以来曾担任黑龙江省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黑龙江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中国语言学会第一、二届理事会理事，第三、四届理事会常务理事，黑龙江省语言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语言学科组成员、“八五”规划语言学科组副组长，在国内外汉语学界具有一定的影响，是90年代我国首批获得国家级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之一。现任黑龙江大学语言研究所所长、硕士研究生导师、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名誉院长、黑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吕冀平的主要研究领域为现代汉语语法学，其中尤致力于句法学。80年代中期以后转向语言规范化问题。
上世纪50年代初，青年时代的吕冀平受到我国著名的前辈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的赏识提携，被调到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开始了他的汉语研究生涯。他是当时具有深远影响的“汉语主宾语问题讨论”的主要参加者，在讨论中先后发表了《主语和宾语的问题》、《从两个方面看动词谓语句的构成》（笔名李之琛）、《对于〈主语的定义及其在汉语中的应用〉的商榷》等文章。他的鲜明观点和细致分析引起了语法学界的广泛重视。尔后汇编的《汉语的主语宾语问题》文集即以他的名字为代表而出版，从此奠定了他在语法学界的地位。1957年他在全国语法学界展开的单句、复句讨论中，又与郭翼舟、张中行合作撰写了论文《单句复句的划界问题》（笔名郭中平），提出了颇有见地的观点。1955年他参加吕叔湘、张志公领导的“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的制定工作，还参加了《汉语》课本及其参考资料的编写工作。他为当时在上海新知识出版社出版的《汉语知识讲话》丛书写了《复杂谓语》一书，材料翔实，阐述透彻，80年代又再版发行，影响至今。1960年他与人合作写了《语法修辞》一书公开发行，被多家大学用为教材。1973年又主编了《汉语常识》。
在此期间，他撰写了《〈现代汉语语法讲话〉读后》、《逻辑：语法：修辞》以及《古籍中的破音异读问题》（与人合作）等论文。70年代末，他在长篇论文《两个平面、两种性质：词组和句子的分析》中明确提出，在进行句法分析的时候，应该引进并区分语言和言语这个观念，并具体运用到实践中去，此文对语法分析中一些敏感的难题进行了开拓性探讨，影响很大。而后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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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这册汉语论集的名字原来定为《萤烛集》，我在序言里对它做了简单的解释。编辑先生觉得这个名字有点文学色彩，不够通俗，建议改用现在的名字。我仔细考虑之后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现在就把为《萤烛集》写的序言移录于下，不再另行赘述。
我从事汉语教学工作已有五十多年，时间不能算短，可是文章却写得很少，而且自己认为其中没有值得留下来的东西，因而从未想过要把发表过的文章集结起来付梓。多年前当好心的朋友这样鼓励我的时候，我只能以惭愧二字谢之。据说汉代的扬雄曾“强著一书，悔其少作”。朋友开玩笑，问我这样做是不是也悔其少作。我说岂止少作，连“老作”也同样，不过不是后悔，而是惭愧。后悔是役有必要的，因为本来就是那个样子，既写之则安之。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书读得稍多一点，就觉得写的那些东西实在“拿不出手”，不值得重新排印一次。最近两三年，戴昭铭教授作为我们的学科带头人，大力推动这里的汉语言文字学学科建设工作。他旧话重提，多次对我再加鼓励，敦促，甚至动员，我依然固执己见，敬谢不敏。昭铭身上尚存古风，因为我和他曾有师生之谊，一向对我执礼甚恭。最近他神色庄重地又找我谈这件事，强调“这是工作需要!”我顿时感到一种压力。见我犹豫，他情辞恳切地说了一番话，大意是既然当年写了，发表了，那就总会对从事这个专业的人有帮助，哪怕文章的观点、方法、结论是错误的，印出来让今天的年轻人少走弯路也是值得的。这坦率的肺腑之言，使我无言以对。回顾五十多年中，文章虽然不多，但扪心自问，每篇写得都很认真，决无苟且之处。倘不计其价值的大小高低，这些文章也可以勉强算是给汉语教学和研究事业添了一块小小的砖，加了一片薄薄的瓦。于是我接受了昭铭的建议，准备把它们拿出去，赧颜也好，汗颜也好。我便着手搜集、编选自己的旧作，并且把文集的名字初定为《萤烛集》，因为假如这集于还能有点光亮和火焰的话，那也是萤的微光和烛的细焰；出版它的目的，借用西晋刘子雅的话，就是“愿以萤烛，增辉重光”。
昭铭其实早就安排几位汉语专业的研究生在寻找、查阅相关的刊物，发现一篇就复印下来。他们工作得很辛苦，而且全是在课余时间。我发表过文章的报章杂志自己原是保存得很完整的，“史无前例”的风暴中三名红卫兵为了查出我放了多少毒，从我家中抄走了全部相关的刊物。从此它们便石沉大海，至今无影无踪，一想起来总不免扼腕浩叹。我遍翻旧箧．居然大出意外地翻出一篇发表在1949年哈尔滨《教学研究》上的文章，题目叫做《关于语文规律的我见》。这本杂志不知为什么竟然历尽沧桑留存下来，有几处像是鼠啮的痕迹，透露出它劫后余生的艰难。这大概是我写的关于汉语问题的第一篇文章，时间过去了52年有余，现在看看实在幼稚得可笑，连题目也觉得有点“扎眼”。但它写于共和国建立的前夕，内战尚未完全结束的时候。这反映出塞外的哈尔滨在那个年代已经开始讨论有关汉语的教学问题了，尽管“汉语”这种叫法那时在这里还根本听不到。由于它多多少少显示出此间语文教学的一个历史侧面，所以并未因它太幼稚而加以删除。但是有些文章却并未收入，比如发表于1957年的《拼音方案·普通话·文字改革》。那是个特定的年代，现在把那一年下半年的任何报章杂志拿出来一看便知，所有文章不管是何内容，都必须突出一个共同的主题：“批右”。上述这篇文章虽然也谈了
一些相关的学术性的问题，但通篇看来政治批判的语言压倒了学术讨论的语言。重读之后，觉得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再现那引人梦魇的场面。此外，两篇文章内容如有多处雷同的(大概其中一篇是应约急就之作)，也只收一篇。其余则不计质量如何，篇幅长短，把找到的东西基本收入。除对少量过于不合时宜的例子加以更换之外，尽量存其原貌。
……
目录
自 序
主语和宾语的问题
从两个方面看动词谓语句的构成
对于《主语的定义及其在汉语中的应用》的商榷
单句复句的划界问题
古籍中的“破音异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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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书摘
大致说来，吕先生在《要略》里对主语宾语的处理就像上面介绍的那样。
但是，《要略》也有交代不清的地方。比如上面所引“3·8里的例句也有一部分，可以说那前置的止词是句的主语”，究竟所指是哪一部分呢?为什么不是全体呢?其次，更重要的，是《要略》里关于主语和谓语的定义。《要略》里说：“句子都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个‘什么’……，另一个‘什么’或‘怎么样’……。我们把前面那个部分称做‘主语’，后面那个部分称为‘谓语’。”这里的“前面那个部分”和“后面那个部分”可以理解为“在前的部分”和“在后的部分”，也可以理解为“前者”和“后者”。如果指位置前后，那就跟“处——动——起”、“处——动——止”这两类句子的主语是后面的起词和止词这个说法有矛盾。如果意思是“前者”和“后者”，《要略》本身是没有矛盾了，可是我觉得让主语可以在前或在后，在语法的规律性上还是差点儿。在这一点上我是同意语法小组和张志公先生把“处——动——名”式里的“名”当做宾语处理的。如果说这种句子里动词后面的名词是主语，也得指明它不同于一般主语。苏联龙果夫教授称之为“附属主语”，并且说明它是谓语的一个组成部分(全句是单部分句即无主句)，那就比《要略》里笼统称作主语好多了。
总之，分析汉语动词谓语句是一个困难问题，怎样才能使结构跟意义统一起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以为《要略》里所采取的分别主语和起词、宾语和止词的办法对于解决这个问题也许有些启发的作用，提出来供大家考虑。
近几年来，语法学界曾经比较集中地讨论了一些问题，比如词类问题、句法里的主语宾语问题等。这些讨论虽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但是已经使大家得到启发，基本上弄清了症结所在，对问题的解决有一定的作用。语法里还有些重要问题应该引起讨论，其中之一是单句复句的划界问题。这个问题不论就理论上或者实践上说，都是关系重大的。我们觉得，目前对一篇文章做全面的语法分析所以会感到困难，原因之一就是单句复句的界限还十分模糊。各家语法著作在判断一个语言片段是单句还是复句的时候，意见很不一致。这造成了语法学习上特别是语法教学上的不小的困难。我们以为，语法研究工作者和语法教学工作者有必要通过讨论使这个问题得到初步的解决；即使仅仅弄清症结所在，抓住解决问题的线索，也是有意义的。因此我们在这里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请同志们共同研究讨论。
主语谓语是语法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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