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孙晶著
基本信息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ISBN：7801901657
·条码：9787801901651
·版次：1
·装帧：平装
·开本：0开 0开
·丛书名：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文库
内容简介
《文化霸权理论研究》从拓宽文化霸权理论研究的范围入手，分析了文化霸权理论的框架，提出文化霸权具有三个基本特征，即权威、服从与合法性。本著作还从哲学认识论角度探讨了文化霸权的产生根源，对文化霸权理论进行了集中反思，探讨了文化霸权理论研究对于当代文化实践生活的重要意义，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进行了一些对策性思考。
作者简介
孙晶，1971年生，河南正阳人。1997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哲学硕士学信。现为中国社会科院科研局副研究员。长期 从事文化哲学 、历史哲学研究、撰 有《葛兰西兰西 文化霸权理论及其质疑》、《葛兰西与马克思列宁的思想渊源》、、《布罗代尔的长时段历史观》等论文二十余篇。曾主编《当代西方文化新词典》，合著有《“以德治国”与道德建设》等4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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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我们生活在一个文化的世界上，时时感受着并亲身参与着某种“文化力”的相互作用。这个文化的世界是历史地形成的多样性的存在，是多种文化共存的世界。不同的历史发展造成了各种文化之间现实的差别，每种文化都整合为一定的实力并表现出这种力的强度。因此，在不同文化的相互作用中，势均力敌极为罕见，更常见的则是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区分。从理论上讲，我们可能更倾向于认为各种文化都有平等存在和发展的权利。但理论上的平等不能消除事实上的不平等，文化世界中领导权或霸权的存在与作用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
既然是现实，首先就必须认真面对，进而才能积极应对。这种面对和应对不能仅仅停留在事实层面上，就事论事，穷于应付，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对于文化领导权或文化霸权的理论研究，是文化研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西方学者，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长期和深入的研究，形成了一些值得重视的理论观点。中国学术界需要在充分借鉴西方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形成自己对当代世界文化领导权或文化霸权的理论认识。只有这样，才能更自觉地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坚持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在世界性的文化交流中使中华文化现代化。
孙晶同志的著作《文化霸权理论研究》，正是适应上述实践和理论的要求，经过数年潜心研究得出的成果。在国内学术界，这是第一部集中而又系统地介绍、分析和反思文化霸权理论的专著，在这一研究领域中具有开拓的意义。孙晶同志学术功底扎实，英语水平较高，治学态度严谨，在确定这一课题后，努力发挥自身的综合优势，一步一个脚印走下来，终于完成了这一课题的研究。现在，这本书即将出版，呈献在广大读者和学界同仁面前，我深为作者取得的成绩感到高兴。借着受作者之托为该书作序的机会，我想就这本书的内容说几句感想。
这本书首先通过必要的考证和分析，明确了文化霸权概念的含义。作者强调，本书所说的文化霸权和文化领导权作为概念是同义的，即都是指以同意和服从为基础的文化形态的控制或影响。这对于受过儒家文化传统濡染，知道“王”与“霸”的区别的国人，似乎有点难于接受。然而仔细想想，西方的理解自有其道理，它所关注的重点在于各种文化相互作用中的主导者或主导权。这是一种客观的实际或客观的状态，它可以向不同方向演化，表现为我们所理解的“王道”或“霸道”，即确切意义上的领导权或霸权。无论文化领导权抑或文化霸权，其实质就是文化主导权，这是每一个文化主体都无法回避的文化现实。
书中对文化霸权的三个基本特征，即权威、服从与合法性所做的考察，揭示了文化霸权或领导权得以形成的内在根据。文化霸权或领导权的权威与强制性的权力不同，它是以多数社会成员的认可和赞同为前提的。文化霸权或领导权的服从是对非暴力、非强制的权威的服从，不同于对强制性权力的服从。文化霸权或领导权的合法性不能靠外在的强制力量来确立，而只能在这种文化的发展和传播中生成。某种文化成为主导的意识形成并发挥主导作用的过程，就是其领导权或霸权合法性建立的过程。深入了解文化霸权或领导权的这些基本特征，可以使我们意识到一种发达的文化何以会成为主导性的文化，一种发展中的文化如何可能发展为主导性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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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导 论(中、英文)
第一部分 文化霸权的理论形态
第一章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
一 思想渊源
二 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内容及其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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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书摘
葛兰西承认他的市民社会观念来自黑格尔，但他把市民社会划为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领域，是完整国家中的一部分，并且是一个创造与传播思想的组织与技术手段——这一点使他与马克思把市民社会作为经济关系的结构的理论相区别，葛兰西不满意于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把社会的经济和物质生产过程看做决定社会生活所有方面这种决定论与化约论的观点，他把上层建筑分为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两个部分，而且这两个部分也是相互渗透的。他说：“国家，当它想行使与颁布不受欢迎或满足于公共意见的行动或政策时，它需要组织与集中市民社会中的某些组织与要素。”这里，关键的一点是葛兰西认为，政府(政治社会)之所以能取得公众舆论和其他意识形态机构的支持，部分是由于不同阶层的精英和统治阶级共享同样的世界观与生活方式，部分是由于市民社会机构(无论他们是否直接被国家所控制)必须在统治阶级的合法统治与政策允许的范围内采取行动。政汉社会本身是一个国家的统治机构，它依其合法性强制市民社会的成员对它表示服从，它主要利用其包装起采的自由民主结构的外观(议会、法院、选举)来取得公众的支持，并且通过教育使民众接受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政治观。而事实上市民社会对政治社会的这种渗透，并不必然都是反抗的，因为市民社会中的霸权组织，如政党和有组织的教会，往往会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与条件下，变质为统治阶级国家机构中的一部分。葛兰西认为，正是这种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复杂联系，正是这种强制与同意的共同默契，解释了为什么一些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没有爆发无产阶级革命的原因。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葛兰西实际上强调的是市民社会对政治社会的统治产生同意的过程。他认为无产阶级要推翻资产阶级统治，首先要在资产阶级的市民社会中夺取文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从而最后重新把政治社会吸收到市民社会中去(也就是达到马克思早期所坚持的理性国家的状态)，最后，随着市民社会的扩大，当市民社会占领了政治社会时，政治社会就消失了。葛兰西这样写道：“作为一种积极的文化因素(即作为一种创造新文明，新型的人及新型公民的运动)，可以使国家和个人(某个社会集团的个人)保持一致，这一论断必须有助于下决心在政治社会的外壳里建立一个既复杂又井然有序的市民社会，在这样的市民社会里，个人能够自己管理自己，而又并不因此而同政治社会相抵触，相反，倒是它的政党的延续，有机的补充。”
如果说市民社会是文化领导权所施行的地方，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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