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刘成
基本信息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ISBN：7806576215
·条码：9787806576212
·版次：1
·装帧：平装
·开本：0开 0开
内容简介
饱受暴力冲突伤害的社会，如何让其成员对过去的历史采取和解态度的？如何为一个和平而稳定的未来奠定根基？如何应对复仇的冲动？对前政府时期国家暴力行为的责任者应如何处置？个人和社区如何尽最大努力去妥善处理民族创伤的后遗症？本书中探讨了这些令人痛苦与困惑的难题，具体分析了不同社会在处理过去创伤问题上所采取的不同方式的优点和缺陷，明确指出了接受过去与展望现在和将来的和平文化之间的联系。
作者简介
安德鲁·瑞格比是英国考文垂大学宽恕与和解研究中心主任，成果颇丰，包括《过去的遗产：通敌问题和巴勒斯坦个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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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实际上在我还没有着手拟订本书计划之前，本书的主题思想就已经形成了.当我开始注意被现在一些人称之为金箴“全球伦理标准”——你希望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应该怎样对待别人——的时候，我被如何遵照这种强制性伦理规定的困境难住了。那些“伦理脱俗之人”，他们具有坚定不移的勇气，决不会因为物质上的舒适和暂时的好处而在他们的伦理标准上做出妥
协。与他们相比，我在这方面深感不女口。我读过描写乌托邦式生活经历历史的书籍，在公社制下，所有个人和集体活动都在为改变世界而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个人和集体示范行动的力
量令我惊叹不已，它成为促进非暴力社会变革的一种手段。
后来，我看了马克斯·韦伯的文章《作为一种职业的政治》。在这篇文章中，他明确区分了政治领域内所追求的两种伦理体制的理想类型：一是终极目标或信念型伦理，其特征是毫不动摇地遵循一套价值和理想；二是责任型伦理，它认为在现有条件下，某种已知的具有实践可能性的政治行动需要有人引导。韦伯得出了悲观的结论：两种模式都不能绝对正确地指导人们的行动。信念型伦理致使人们相信，只要目的是好的，就不必在意手段是否符合伦理标准，这就会导致古拉格(苏联劳改营)和集中营的出现；或者导致人们轻视一切，只相信最完美的一种手段，放弃了反抗现时罪恶所能采取的任何有效办法。责任型伦理同样存在着巨大的陷阱。你可以充分展示出你的想像力，一旦妥协了一次，就会有第二次，你将会在这些相关的罪恶之间艰难地做出选择。
这里提出的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忍受非理想世界的无奈，学会在现实世界中生活，而不向分离主义和宗派主义妥协?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早期，我一直被这种两难困境尖锐地击打着。当时我正在研究巴勒斯坦运动或大起义(Intifada)。我开始看到许多人正受到勾结以色列占领军的指控，这些人曾处于困境之中，并根据他们的伦理标准和利益做出了抉择。我开始设想这样的问题：如果面对同样的遭遇，我在什么情况下也会做出同样的行动——我女儿患了一种必须到国外治疗的疾病，只要我同意与占领军每月交谈一次，他们就同意我带她出国治疗?
我开始被这种通敌现象吸引住了，感受到了人们生活在占领区下的尴尬和无奈。这导致我研究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通敌现象。我过去认为，抵抗者和通敌者、受害者和作恶者
之间存在着明确的界限，现在看来是完全幼稚的。扬·布鲁马有过在荷兰被占领期间的生活经历，我很赞赏他在感想录中所表达出来的思想：
被占领总是一件羞辱人的事情，这不仅意味着主权和政治权利的丧失，而且它使人性的弱点也戏剧性地表现出来。那是缺乏英雄的时代，只有愚蠢的人才将自己放置于英雄的幻影之中。下列情况很容易理解：人们为了保全自身安全去做那些有失尊严的事情；在占领军主人家偷偷摸摸地做勤务工；听到盖世太保脚踢邻居家门声就跑开。等到我长大的时候，所有丢脸和与英雄不相称的事情都做过了。
当进一步研究那些被占领地区看到的现象后，我发现在那些所谓的开放社会，多数人受到体系和制度的损害，这些又是由他们自己维护和复制的。跟他们一样，我们是压制下的牺牲品，也是压制的支柱。为了与现实生活协调一致，我们所有的人都进行着自我调节。但是，在被占领或独裁政体下，每日的妥协产生于强烈的宽慰之中。只要人们继续生活在谎言中，就会按照日常生活的习惯再造这一制度。
……
目录
中文版序
序 言
第一章 和解与宽恕过去
第二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清洗
第三章 西班牙：大赦与失忆
第四章 远逝的真相与正义：拉丁美洲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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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书摘
总之，清洗或审查行动不是在权力真空状态下进行的。当某个政治运动关注这个问题，并与自己的特殊利益联系起来，当人口中重要的一部分群体出于自己的原因(羞辱、罪责、怨恨)，比较容易接受这样的行动和结果，在这种情况下，一般都会出现这样类似的情况：开始的行动是在控制中进行的，但后来就不断升温，超出了界限，而自由民主国家的多数人却认为是可以接受的。这样的情况正好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因此，虽然审查对象只限定于那些高级官员，到1992年冬大选处于高潮的时候，据报道说，小学的主厨和其他公共部门的工人也被勒令辞职，理由是案卷中发现了他们的名字：与此同时，右翼报纸公布了几千人的所谓情报员名单，这些姓名来源于被认定为牢靠可信的卷宗。就是通过这种不严谨的方式，15万多人的姓名被公布出来，并失去了工作，没有任何的补偿和上诉的权利——一切都是出于道德清洗上的“公共压力”。
现在，我们回到那些基本的难题上来，在集体性试图保证肆意违反同胞人权的罪人不应该分享未来赦免的果实的前提下，如何才能保持对清洗过程的控制?如何才能避免它成为促进特殊利益和野心的载体?如何才能追求正义又不加深社会的分裂?对此，并没有简单的答案。在下一节里，我们将考察德国处理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专制遗产的时候，是如何利用其相当可
观的财政和经济资源的。
众所周知，真相委员会并不是解决南非问题的灵丹妙药与此同时，它也是至今仍然有效的一种重要方式。几年后回过头来看，也许我们会发现真相委员会已成为精英们达成政治和解的关键性基石，旧制度下的受益者和受害者之间的社会和解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为此，重要的是决策者们要认识到，揭示过去和承认真相是社会和解进程中的重要方面。与此同时，和解需要的不仅仅是真相，它呼唤着少量的正义——不是必定对作恶者的处罚，而是社会经济不平等的建设性观念下的行动。没有底层大众的压力不可能实现这个目标，同样，真相委员会和社会团体的维护人权的所有教育性工作也很重要。当人们确实为创建—个新南非而动员起来时，他们将采取民主和非暴力的手段，将南非遭受暴力冲突的威胁降到最低程度，防止南非的所有和解希望化为泡影。
我们要在前敌对方之间撒下和解的种子，和平和个人总体上(不同程度上的)安全感是必要条件，但决不是充分条件。根据约翰·保罗·莱德里奇提出的理论结构，我们可以发现，和解作为一个触及结果的过程和状态，它还需要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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