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胡大年
基本信息
·出版社：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页码：362 页码
·出版日：2006年
·ISBN：7542840576
·条码：9787542840578
·版次：2006年7月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16开
·丛书名：开放人文
内容简介
中国人为什么能在1917年至1920年代中期，迅速地、不费力地、而且实际上无争议地吸收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他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在这部引入入胜的著作中，胡大年为我们提供了优雅而有说服力的答案。本书的另一项贡献是，胡以多层次的专业知识，为许多中国物理学家作了生动的小传，从而使其研究人性化。“文革”期间的主要意识形态鼓吹者们强行否定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企图，为一个精彩的故事提供了严酷而又扣人心弦的结局。
本书由作者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改写而成，系第一部论述中国接纳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历程的专著。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在世界范围内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本书以大量的原始文献和史料为基础，揭示了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在中国传播的曲折历程，探讨了中国吸收相对论的特点，分析了1917—1979的60余年间，中国公众表现出的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几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及其转变原因。本书收录了唯一一张爱因斯坦在上海的图片。
作者简介
胡大年，美国耶鲁大学博士，先后任教于马萨诸塞大学和马里兰州的州立摩根大学，现为美国纽约市立大学城市学院历史系及亚洲研究项目助理教授。胡大年是美国物理学会、科学史学会、亚洲研究学会及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的会员，其目前的研究工作集中于20世纪中国物理学史和中外比较科学史。
媒体推荐
书评
中国人为什么能在1917年至1920年代中期，迅速地、不费力地、而且实际上无争议地吸收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他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在这部引入入胜的著作中，胡大年为我们提供了优雅而有说服力的答案。本书的另一项贡献是，胡以多层次的专业知识，为许多中国物理学家作了生动的小传，从而使其研究人性化。“文革”期间的主要意识形态鼓吹者们强行否定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企图，为一个精彩的故事提供了严酷而又扣人心弦的结局。
——史景迁(Jonathan Spence)
耶鲁大学历史系Sterling讲座教授
现代中国科学史是一个极其重要而又严重缺乏研究的领域，本书是对该领域的一项新颖而独到的贡献。该书介绍了大量的新信息，并极大地增进了我们对于中国在动荡的20世纪中接纳相对论过程的了解。事实上，该研究工作的贡献还不仅限于此。胡大年以相对论作为关键案例，说明了现代科学移植于中国这片土壤的过程中所具有的某些普遍特征。
——阿列克谢·科耶维涅科夫(Alexei Kojevnikov)
美国乔治亚(Georgia)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兼俄罗斯科学院科技史所高级研究员
我非常喜爱阅读此书。我认为该书是一本具有高度独创性的著作，对于我自己的研究领域——相对论史，尤其如此。该书第一次对一个缺乏19世纪物理学背景的社会接纳相对论的情况作了研究……爱因斯坦学者和传记作者将发现该书极有价值。
——丹尼尔·肯内菲克(Daniel Kennefick)
《爱因斯坦全集》编辑部编辑
编辑推荐
中国人为什么能在1917年至1920年代中期，迅速地、不费力地、而且实际上无争议地吸收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他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在这部引入入胜的著作中，胡大年为我们提供了优雅而有说服力的答案。本书的另一项贡献是，胡以多层次的专业知识，为许多中国物理学家作了生动的小传，从而使其研究人性化。“文革”期间的主要意识形态鼓吹者们强行否定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企图，为一个精彩的故事提供了严酷而又扣人心弦的结局。
目录
对本书的评价
内容提要
作者简介
中文版说明
致谢
前言
……[看更多目录]
文摘
书摘
几何学与力学也有密切关系，如牛顿在他的《原理》(Principia)中所说：“几何学以力学的实践为基础，它不是别的，而是普遍适用的力学中的一部分。”8爱因斯坦则认为“(欧几里得几何学中的)形式逻辑体系”是西方科学的两大基石之一。9如同在西方那样，《几何原本》在中国也是天文学和力学深入发展的关键性基础。10
利玛窦和徐光启从事翻译的方式，成为后世传教士效仿的模式。他们翻译《几何原本》的过程与公元5世纪佛教学者翻译佛教经典的过程类似，虽然规模要小得多。11首先，利玛窦将原文口译成汉语，徐光启则用文言记录下来成为第一稿。随后，徐光启再通过利玛窦的口头翻译，比照原文对译文进行精雕细琢。12
除了欧几里得几何学，利玛窦还介绍了其他西方科学，如光学和力学。不过他的最重要的贡献是通过学术来传教的策略，这种做法启发了一代又一代的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利玛窦对中国现代科学发展的贡献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历史学家们将他来华的日期作为中国科学现代化的起点。13
自1595年起，利玛窦就开始请求他在罗马的上司派一位“优秀的数学家”到北京来，如果是一位“天文学专家”就更好，因为他在中国政府中的朋友们一再请他帮助修订中国的历法。利玛窦认为，如果耶稣会士们能够校正中国的历法，将“提高我们的声望，使我们能更方便地进人中国，并更好地保证我们的安全与自由。”14罗马方面在远远超过利玛窦所预期的时间后才满足了他的要求。不管怎样，的确有更多以传教为目的的科学家于17世纪来到中国。这其中有两名德国人，即邓玉函(Johann Terrentius，1576，1630)和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1666)，他们二人均于1619年7月抵达澳门，以后又先后在中国的历法改革工作中承担重任。
P4
点此购买报价￥2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