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褚平
基本信息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ISBN：7532725944
·条码：9787532725946
·版次：1
·装帧：平装
·开本：0开 0开
内容简介
本书共收作者19篇论文，是西方公认的反映作者独创理论的代表作品。各篇论文围绕当代科学哲学的胶沿问题，即科学变革的本质，从科学的问题、方法、语言以及对自然的信念等方面作了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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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的话
20世纪60--70年代，英美哲学界热闹了一阵。托马斯·库恩1962年出版的一本仅百来页的小册子《科学革命的结构》在英美科学哲学界引起轰动，大家的目光转向了库恩的“范式”理
论，他们明显地意识到这一理论对科学理性的冲击。此时，法伊尔阿本德又以其激烈的言词、善辩的口才、对科学史实的旁征博引，向理性的世袭领地发起攻击。科学哲学传统历来认为，如果说人是理性的动物，那么科学便是人类理性的典范。科学至上的西方哲学家通常或者是充当科学的卫士，为科学的合理性作哲学上的论证；或者运用科学的方法或成果探究诸如认识论等哲学领域。固然，人本主义哲学对此种理性主义发难已久，但毕竟只占得一块地盘，尚可“井水不犯河水”。如今后院起火，库恩和法伊尔阿本德这两位深谙科学史的大师的非难自然非同一般。这引起了西方科学哲学家们的不安，于是许多哲学教授起而反抗。其中一部分学者在强调科学史研究的同时，试图清除历史主义学派中的非理性主义因素，我国称这派人的思想为科学哲学中的新历史主义学派，达德利·夏佩尔就是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
达德利·夏佩尔(1928一)先后在哈佛大学获得哲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1960—1970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1972—1975年任伊利诺伊大学哲学教授，1975—1984年任马里兰大学哲学教授，1984年至今任美国韦克福里斯特大学哲学教授。1966--1975年曾担任全美科学基金会主持的“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规划”特别顾问。他还是《科学哲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月刊》等杂志的编委。夏佩尔在西方哲学界十分活跃，曾去过许多国家作学术报告。仅在美国国内，他先后应邀在各大学、各学术会议上的演讲就多达150余次。其主要著作有：《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1965)、《伽利略：哲学研究》(1974)以及这本《理由与求知》(1984)。
《理由与求知》是一本论文集，它是作者从其近30年哲学生涯中所撰写的几十篇文章中精选而成。此书不仅反映了作者的哲学思想发展过程及对科学哲学问题的探索，而且对当时的哲
学热点，如语言哲学、逻辑实证主义，特别是库恩、法伊尔阿本德等人的历史主义进行了分析批判，从一个角度展现了英美(主要是美国)几十年来科学哲学的风云变幻。
本书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对语言哲学、逻辑实证主义，特别是对库恩和法伊尔阿本德哲学的批判性分析。第二部分是对一些重要哲学问题的探索。第三部分论述了系统的科学
哲学。这些作品反映了他的新科学哲学观的基本思想。
20世纪下半叶，夏佩尔正值其创作“巅峰期”，译者曾多次去信就有关问题请教，他对此往往语焉不详，只简单一句：“附上新作‘……’，其中回答了你的问题。”随信而来的不是厚厚一叠打印稿，便是在某杂志上新发表的文章。译者还有幸看到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夏佩尔《科学与哲学中的观察概念》一书的目录。从文章和书的目录可以看出，夏佩尔所要建立的新的系统的科学哲学已基本完成。需要指出的是，夏佩尔这一新哲学的基本观点均可在我们翻译的这本论文集的第三部分，尤其是在导言中见到。
以这短短篇幅概括出此书的主要思想非译者能力所及。好在作者的导言已作了最好的介绍，无需译者越俎代庖。这里我们只想就夏佩尔在不少文章中以不同形式论述的重要问题，即
科学理论的客观性和合理性问题作一介绍，这个问题是夏佩尔关注的焦点，也是西方科学哲学的一个中心课题。
传统的经验主义哲学认为，对一个科学命题来说，所谓客观性是指，它只是以纯粹的事实为基础，或者是从纯粹的事实中推演、归纳出来的；所谓合理性是指，它只是依赖演绎和归纳规则从纯粹事实中得出结论，而这些逻辑规则本身不依赖于任何事实前提。所以合理性也涵盖了客观性。……
目录
作者为中译本写的序
原编者序
作者序
材料来源和鸣谢
导言
第一部分 批评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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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书摘
一般来说，遵守P对于科学大有益处。科学的目标总是在于依据尽可能少的、独立的假说来说明尽可能多的经验。并且P实质上是一种避免需要任何新的独立假说或修改旧假说的方法，这样来看，在P中所概括的推理就成了科学中“简单性”原则的特殊运用。
但是不管怎样，以下的情况可能是真实的：尽管我们在承认比方说在我们的例于中所观察到的一些差异的存在时，其代价是采用一个新的力学原则或修改一些旧原则，但从长远的观点看还是可以对现象作出更好的，即更简单、更可用的说明；因为这种变化可以使其他一些以前认为是基本的和独立的定律概念在理论上成为多余的。真正非独断的、科学的态度必须承认，“这些卫星环绕木星运转速度受地球年季节影响”的可能性至少是存在的。
但是，当科学面临补充、放弃或修改某些基本原则的可能性时，它自然地并且有充分理由持保守的态度。实际上，条件要求的是应遵守还是不应遵守P，这通常并不是完全清楚的；并且在这样的情况下，科学总是采取“等待和观望”的态度。以下讨论将说明可以采取这种尝试性态度的三种情况，这三种情况在实践中常常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库恩充分意识到他的观点所包含的相对主义，他的常识和历史感使他竭尽全力来使那令人担忧的结论变得温和些。例如，接受一个新范式只是。经常”导致必须对相应科学进行重新定
义。不同范式的支持者只是“至少部分地”相互误解。虽然他们“从同一个方面、同一个角度所看到的是不同的东西”，但这“并不是说他们可以随意看到任何东西。他们都在观看这个世界。(第149页)。他们只是“在某些领域里看到了不同的东西”(第149页)。但这些限定只是表述了读者从库恩观点中发现的问题，而不是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的最后几页，读者可以略微宽慰地看到：“进步是科学事业不可避免的特征”(第169页)，特别是如果这个“进步”(无论其目的是不是要发现最终的真理)至少不是对过去错误的发展的话。当细心的读者看到库恩的下述提问，即“还有什么比科学群体的决定更好的(科学进步)标准吗”(第169页)时，也不会感到放心，因为库恩已经告诉我们，一个科学群体采取新范式的决定并不是根据充分的理由；相反，所谓充分的理由是由这种决定确定的。
当然，最后这些问题已经接近我们前面提出的两个基本问题中的第二个问题，而且我们看到，这两个问题并不像开始看上去那样不同。因为怀疑科学在运用这些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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