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胡续冬
基本信息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页码：209 页码
·出版日：2001年
·ISBN：753542208X
·条码：9787535422088
·版次：2001年7月第1版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32开
作者简介
马骅：生于1972年，从小在天津长大。1991年－1996年就读于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大学期间开始创作诗歌、戏剧和小说，是复旦诗社的中坚力量，并担任燕园剧社社长。在北京，马骅就职于北大在线，同时还与朋友一起策划、编撰了"藏羚羊"等系列旅行图书以及与"文学大讲堂"有关的系列文学、电影图书。在网上，马骅是中国互联网诗歌平台的建设者之一，担任"诗生活"、"北大新青年"、"泡网俱乐部"、"网易"等著名论坛的版主。2003年2月，马骅来到云南省迪庆州德钦县明永村担任免费乡村教师。2004年6月20日晚，因汽车失事落入澜沧江失踪。
媒体推荐
代序一
思想的碎片
鱼宏亮
学术突显，思想淡出。九十年代初，《人民日报》曾以《“国学热”在燕园悄然兴起》为题对当时尚未发达的北大传统文化研究作了长篇报道，那些还未被人们所熟知的名字才开始
在媒体上崭露头角。不管是一种预言还是一种导向，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九十年代以来学术界的萧索情绪似乎找到了一种归属，人们一下子投入到对传统文化的热忱之中，从学者到平民，一下子都成了国学的死心塌地的信徒。中国的学界又热闹起来了，儒家、黄老，甚至释教也成了博雅君子常常挂在嘴边的话题。
短暂的启蒙时期结束了。
八十年代的思想就像跑马一样在中国人的头脑里踢踏一通又绝尘而去，不留下一丝痕迹。人们的话题又接着七十年代开始进行。思想运动的历史往往就是这样，种下的是龙种，收获
的是跳蚤。这并不难理解。
有人说传统文化研究的复苏是中国学术走向成熟的标志。不管怎么样，能使得人们专心致志地从事学术研究总是一件好事情。因为，真正的学术最终都会突破那些以学术的名义进行的人性的桎梏。虚妄在真理面前总是无处躲藏。
但是，我们的困境似乎在于，一旦我们进入了解读传统文化的语境，就会与当代的世界思潮失之交臂。传统依然是过去的传统，谁也无法提交令人心仪的当代形式。当学者们又开始提倡皓首穷经、“日若稽古”式的‘学问之道时，另一部分绝顶聪明的学人却在以另一种形式向思想的集权靠拢。说他们“绝顶聪明”绝不是说他们都因为学问做的太久而脱卸了少年的乌发而华发早生甚至毛之不存。相反，他们都很青年，青年得让从职称上引为同侪的教授们如坐针毡，剧感郁闷。于是，波普尔、哈贝马斯、福柯、后现代、自由主义、新左派等等等等的大师们又在中国人头脑里跑了一回马。虚构的论题，假想的论敌，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当然，这样的头脑运动并不是没有产生任何果实，多少人出版了论著，评了教授，多少人成了学术权威，建立了自己的“话语权力”。多少个山头被迅速占山为王，而鲁钝者就不得不落草为寇。长袖善舞是不能落寞的资本。
这种状况不是没有原因的。以繁荣学术、解放思想的崇高名义——为学者们的梦呓定义一个宏大的主题正是统一口径者的能事。所以，九十年代以来的这些思潮也就免不了成为一场闹剧，那些建立起宏大叙事的学派只是满足于独领风骚三五年的“辉煌”成就，而最后，一切都不免流于沉寂。学术突显，思想淡出。在这句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概括里隐含了多少袖里乾坤、皮里阳秋。
思想的碎片在熠熠闪光。我们只能蹑手蹑脚地在学术和思想的高楼大厦抑或废墟之间寻找着那点点“鸡零狗碎”的东西，来慰藉我们落寞的心灵。这本小册子收集的这样一些东西，没有体系、不成系统。许多人连名字都不知道，大家都是通过他们可爱的ID进行交流。也有一些我们崇敬的知名学者的文章，相信大家读了以后自有分说，这已不在话下。
编辑推荐
北大作为中国最知名的学府，不仅在校园周边地带通过传统媒体的辐射为当代中国营造了一种独特的"精神魅力"，在网络文化建设上，北大人也极力塑造一种既自由、开放又先锋、深邃的交流氛围，倡导互联网上的人文关怀。
目录
思想的碎片(代序一) 鱼宏亮
相濡以沫，傲啸于“三角地”(代序二) 马 骅
网来有鸿儒
智者戏谑——阅读王小波 戴锦华
北京大学的使命：公民科学与自由教育 李 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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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书摘
自然法学派的国家观，特别是社会契约的思想是人类历史上关于国家学说的一个重要发展，也是国家学说的一个重要的流派。这一国家观念对于近现代的西方国家和法律的组织构成、功用分析具有极其重要的奠基性作用。今日，自然法学派的关于自然状态以及国家的社会契约论的描述在经受了许多学派的批评之后，已经被众多学者放弃；即使如此，那种关于国家是一种社会契约的思想仍然存活在西方许多思想家的著作中，更重要的是这一观念已经溶人西方政治法律活动的实践之中，成为一种社会信仰，而这是难以凭借理论的否证就能使人们拒斥的。
然而，有一个问题仍然需要回答。这就是这种国家观是如何形成的，又何以能够形成一种社会的实践性话语。一些西方学者将之归于自然法学派的一些伟大思想家个人的远见卓识，他们个人的影响力；一些中国学者实际上也受到这种观点的影响。但是从接受理论的角度来看，一种思想之所以为人们所接受，与作者关系也许并不那么大，而是与读者的知识结构有关。将这一观点推及社会契约理论，我们则可以说接受社会契约理论更多与一个时代的需求、与这个时代的人们思想有关。因此过分强调思想家个人的作用或多或少有悖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观点。
但是，我们也不能简单地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来替代对社会契约国家观的发生、发展和接受作具体、细致的分析。这不仅因为任何原则只能为我们指出了一个研究问题的方向，提出一些需要研究的假说；真正的结论，必须是在分析研究之后。更重要的是，简单的经济决定论无法回答，为什么只是社会契约论成为这一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学说，并影响了西方国家政治法律的实践。马克思、恩格斯曾多次反对简单的经济决定论，指出影响人们创造性活动的并不仅仅是经济因素，而且有许多承继下来的社会因素，包括思想的传统。本文正是在充分意识理论发生的经济、政治背景的重要性的同时，试图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探求作为一种国家学说的社会契约论的发生和接受何以可能(因此不必定是对历史的描述和真实再现，而是一种解说)，并由此引申开来，探求思想传统、知识的社会结构，对一种理论的发生和接受同时具有的促成性和制约性影响。
因此，这一研究的意义并不在于或不限于以社会契约国家说的产生来例证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我选择这样的命题有其他的一些学术思考。首先，尽管许多西方学者使用了社会契约的观点来论证国家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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