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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怎麽知道我的童年

來源:互聯網  2011-12-01 13:08:25  評論

我很清楚地記得小學四年級時候寫的人生第一封信。那會兒我們年級時髦寫信,我自是不落後,于是,我遠在襄樊的外公便成了我的第一個幸運讀者。我興奮地用各種當時所能掌握的詞彙和語法向他問好,並告知“爸爸已經安排好了舅舅的工作”。這出人意外並非滿是空話的兩頁紙,被仔細地擱進信封裏,用膠水牢牢封好——最後不放心,還用透明膠條再封一道——才小心翼翼地塞進高高的郵箱裏。

這段回憶充分說明,我,一個發展中國家的年輕公民,從小就是很有“隱私權”這個法律意識的。

很多同齡人或許都有這樣的經曆,我們小人之心地懷疑郵遞員叔叔會跑到某個角落偷偷拆開我們的信看個痛快——盡管那裏面其實並沒有什麽要聞機密。這得益于我們當時旺盛美好的想象力,更重要的,那些白白被多余消耗掉的膠水和透明膠條還責無旁貸地證明了我們對自我的重視。

我想像不到,很多年以後,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人們開始懷疑他們一直很擁護信賴的Google,懷疑Google侵犯了他們的“隱私權”。歐盟甚至認爲Google侵犯了相關隱私保護法規。懷疑對象從Google保存的用戶活動記錄,到Google地圖裏的隱私信息,到Google旗下視頻網站公布的內容,相關的事件很多,我就不一一展開描述騙取稿費了。

毫無疑問,提供信息服務的Google是這個時代最酷的互聯網企業,他的風頭甚至強過上世紀末的美國總統克林頓先生——長期以來我認爲後者該爲前者做形象代言。

長期以來,Google一直在記錄並存儲用戶的每次搜索活動,這樣既可以更好的服務于用戶,也可以用這些掌握的信息服務于他的廣告商。但是,前幾天,英國隱私權保護機構PrivacyInternational在一份措辭嚴厲的報告中說,“Google在與隱私爲敵”。在隱私保護方面,Google在近20家大網站中排名墊底。故此,歐盟要求Google縮短用戶活動記錄的保存時間。

幾乎同時,在大洋彼岸的發展中國家中國,政府要求運營商延長對用戶記錄的保存時間,以便“打擊網絡色情活動”。

也是這個時候,那個曾經把信封得死死的小學生已經成了落魄中年,很多當年同樣把信封得死死的同齡人已經開始在博客上寫自己的隱私,在MSN或QQ上毫無忌憚地展示真實的自己。

那麽,到底是應該縮短用戶行爲記錄的保存時間,還是延長?

一個小學生的信那麽重要,並不是因爲裏面有什麽要聞機密,而是對自我的重視。隱私權其實就是一種自我重視,它是相對的,也是相互的,不獨立存在的。比如博客,它既是隱私也不是隱私。博客的出現滿足了“自我重視”,但是裏面包含的私人信息在作者的許可的對象面前就不是隱私。這個例子很清晰地說明,隱私是相對的,是有存在環境的——這個程度定義,取決于隱私者本人。

很明確的一點是,大家也已經不會再相信那句落伍的名言“在互聯網上沒有人知道你是條狗”。在互聯網上,很多時候,人們不但知道“你是條狗”,還知道你“一絲不挂”。傳說中的聊天監視軟件以及很多網絡暴力事件都是生動的說明。

寫信的時候,上網的時候,你必須對你自己的隱私負責與定義。當然,反過來,Google需要做的是向網民發布一道公示,“你的記錄被可能保存,你可以通過某種途徑作選擇:保存與否或者時間長短”。這不是個隱私權的問題,是信息不透明的問題。

除了被惡意地盜取的情形外,個人隱私的出現就是一次交易。交易的時候,你必須自己權衡風險。從我童年的信,到張钰的錄像帶,到Google的信息,莫非如此。

如果我不說,Google是永遠不知道我童年的那封信裏到底寫了什麽的。

我很清楚地記得小學四年級時候寫的人生第一封信。那會兒我們年級時髦寫信,我自是不落後,于是,我遠在襄樊的外公便成了我的第一個幸運讀者。我興奮地用各種當時所能掌握的詞彙和語法向他問好,並告知“爸爸已經安排好了舅舅的工作”。這出人意外並非滿是空話的兩頁紙,被仔細地擱進信封裏,用膠水牢牢封好——最後不放心,還用透明膠條再封一道——才小心翼翼地塞進高高的郵箱裏。 這段回憶充分說明,我,一個發展中國家的年輕公民,從小就是很有“隱私權”這個法律意識的。 很多同齡人或許都有這樣的經曆,我們小人之心地懷疑郵遞員叔叔會跑到某個角落偷偷拆開我們的信看個痛快——盡管那裏面其實並沒有什麽要聞機密。這得益于我們當時旺盛美好的想象力,更重要的,那些白白被多余消耗掉的膠水和透明膠條還責無旁貸地證明了我們對自我的重視。 我想像不到,很多年以後,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人們開始懷疑他們一直很擁護信賴的Google,懷疑Google侵犯了他們的“隱私權”。歐盟甚至認爲Google侵犯了相關隱私保護法規。懷疑對象從Google保存的用戶活動記錄,到Google地圖裏的隱私信息,到Google旗下視頻網站公布的內容,相關的事件很多,我就不一一展開描述騙取稿費了。 毫無疑問,提供信息服務的Google是這個時代最酷的互聯網企業,他的風頭甚至強過上世紀末的美國總統克林頓先生——長期以來我認爲後者該爲前者做形象代言。 長期以來,Google一直在記錄並存儲用戶的每次搜索活動,這樣既可以更好的服務于用戶,也可以用這些掌握的信息服務于他的廣告商。但是,前幾天,英國隱私權保護機構PrivacyInternational在一份措辭嚴厲的報告中說,“Google在與隱私爲敵”。在隱私保護方面,Google在近20家大網站中排名墊底。故此,歐盟要求Google縮短用戶活動記錄的保存時間。 幾乎同時,在大洋彼岸的發展中國家中國,政府要求運營商延長對用戶記錄的保存時間,以便“打擊網絡色情活動”。 也是這個時候,那個曾經把信封得死死的小學生已經成了落魄中年,很多當年同樣把信封得死死的同齡人已經開始在博客上寫自己的隱私,在MSN或QQ上毫無忌憚地展示真實的自己。 那麽,到底是應該縮短用戶行爲記錄的保存時間,還是延長? 一個小學生的信那麽重要,並不是因爲裏面有什麽要聞機密,而是對自我的重視。隱私權其實就是一種自我重視,它是相對的,也是相互的,不獨立存在的。比如博客,它既是隱私也不是隱私。博客的出現滿足了“自我重視”,但是裏面包含的私人信息在作者的許可的對象面前就不是隱私。這個例子很清晰地說明,隱私是相對的,是有存在環境的——這個程度定義,取決于隱私者本人。 很明確的一點是,大家也已經不會再相信那句落伍的名言“在互聯網上沒有人知道你是條狗”。在互聯網上,很多時候,人們不但知道“你是條狗”,還知道你“一絲不挂”。傳說中的聊天監視軟件以及很多網絡暴力事件都是生動的說明。 寫信的時候,上網的時候,你必須對你自己的隱私負責與定義。當然,反過來,Google需要做的是向網民發布一道公示,“你的記錄被可能保存,你可以通過某種途徑作選擇:保存與否或者時間長短”。這不是個隱私權的問題,是信息不透明的問題。 除了被惡意地盜取的情形外,個人隱私的出現就是一次交易。交易的時候,你必須自己權衡風險。從我童年的信,到張钰的錄像帶,到Google的信息,莫非如此。 如果我不說,Google是永遠不知道我童年的那封信裏到底寫了什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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