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邀请东西方22位著名学者和作家，描述了他们眼中中国的现状与未来。从军事力量、经济实力的增长，到社会内部的挑战与冲突，中国的未来将会如何？22位专家的观察，将带给我们长久的思考。”这是美国智库世界安全研究所中国项目主编的《中国安全》季刊最新一期的内容，该刊称自己为美国唯一一家致力于将中国视角带入华盛顿政策制定圈的学术刊物。这22位学者和作家都被要求在500个单词（英文）内描述他们对中国的现状和未来的思考。“中国崛起”、“中国模式”、“改变”、“合作”、“矛盾”、“不确定”这些词是这22篇论述中见到最多的一些词语，而主编中国项目主任孔哲文（Eric Hagt）则用一篇“盲人摸象”为这篇文章开了个头。
以《盲人摸象》这个中国古老的寓言故事为题，孔哲文描述了他对于这篇文章的思考。“2005年《中国安全》在以广阔的视野审视中国战略发展——从对平民百姓的社会政策到核武器——以及对世界的冲击。我们这样做，是为了打开视野。正如盲人摸象，每个摸象的人对这头庞然大物的认识都是依靠他摸到的那一块，把对中国的总体感觉作具体的解释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任务。此外，这个国家的文化、政治、社会和战略水平也存在时代因素。中国的变化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孔哲文在文章中说。
孔哲文告诉《北京科技报》：“在美国有很多的研究院、有很多智库都在研究中国，对于他们来说，中国非常大，也非常重要，这些研究院和智库都有中国项目，但是都有不同的角度，都在研究不同的方面。因此，没有一个人或者一个机构能够完全了解中国。可以说研究中国是一种现象。但是，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战略、军事等等每一个方面作为一个研究对象都非常宏大。在华盛顿，虽然每个机构都有不同的研究方面，但是你会感觉到，每个观点都只触及到了问题的一小部分，不管这些研究者是支持中国的相关政策还是反对的，你会越来越觉得中国是一个非常难全面了解的国家。”
《中国安全》出版3年多的时间，选择了这样一个时间，出版了这样一篇专稿，用孔哲文的话来讲，“这是一个合适的时机来讨论中国的未来”。
孔哲文告诉《北京科技报》：“一方面北京奥运会在即，奥运会是一个形象，一个事件，这代表很多人会注意中国。但更深的一方面是中国的发展，我觉得中国已经到了一个阶段。在过去的5到10年的时间里，我们就在谈论中国的崛起，而现在中国已经崛起了，起码是在物质方面的崛起已经有一定的成就。虽然还不能说中国已经可以挑战美国，但是中国已经是一个大家都必须研究，必须注意的大国了。而在这个时候就应该问，到了这个阶段中国要怎么往前发展？”
对此，孔哲文提出了三个问题：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大国，如果是这样，这代表什么？对于世界经济，除了另一个经济支柱，中国给世界提供了什么？中国的将来是否会改变国际格局？
于是，《中国安全》季刊向全球近40位一流国际问题专家发出了撰稿邀请，询问了相同的问题，并且得到了大多数专家的回应。并刊登了22位专家的500字（英文）短文，12位来自美国，3位来自欧洲，7位来自亚洲。这些专家都认同了中国的经济崛起，但是对于中国的未来几乎都认为充满不确定性。
在很多位专家的短文中都提到了“中国模式”这样一个词语。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问题专家亨利·哈丁称，中国正在形成一个第三世界国家新的发展模式。西方人将此称为“北京共识”，其义为：坚决进行革新和试验（如中国经济特区）；积极维护国家边境和利益（如台湾问题）；以及不断精心积累具有不对称力量的工具（如美元外汇储备）。但中国人并不这样说，而是简单的称为‘中国模式’。相对……中国模式在第三世界国家已经形成了相当的吸引力，特别是那些对抗西方的政权。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崔立如院长的论述里也提到了“模式”问题，他写道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论已经成为一个热点，“中国发展道路的特点就是缺少一种模式。在实践当中，中国没有固定在一种发展道路上前进，而是尝试了不同的模式，采取了因地制宜发展优先的方法。”
“中国模式”是什么？为该刊撰稿的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茅于轼教授对《北京科技报》说：“世界上有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起飞得到成功了，像东南亚四小龙、现在还有印度、巴西。中国的特点与他们都不一样，中国比较有特色的是，有一个文化大革命的背景，由于‘文革’对中国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因此现在很多中国人对‘文革’是非常之厌恶的。‘文革’中的做法就是个人没有自由，所以引起了后来人们普遍对自由的一种追求。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特点是在追求自由的时候并没有出现混乱。一方面是个人自由很大的扩大，一方面是政治严格的控制。这种做法在中国是很成功的。但是再按这种途径走下去肯定不行，因为这种做法有很大的副作用，就是社会的矛盾。”
孔哲文对这些专家的分析认为：“大部分人还是没有说清楚是一种什么样的模式，只是一些暗示或者是部分分析。我觉得基本上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这种模式确实和美国有所不同。也会有一定的挑战，但这个挑战不是一个完全消极的挑战。现在感觉到的是中国想要形成的一种模式，会如何影响国际体系。专家们不管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观点，都认同这种模式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这也是很多人担心的一点。”
对于这种不确定性，文章第一篇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李成（音）的《速度与方向》中，开头用了一个故事：“在一次跨太平洋飞行中，机长向乘客们宣告，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我们比计划飞得快，坏消息是我们迷失了方向。”并且，“没有比这个故事更能恰当的比喻今天的中国了。”李成认为，中国的经济能力迅速的崛起，但是政治方向似乎没有到达“想去的目的地”，中国的政治制度已经“越来越难以适应复杂多变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茅于轼教授在文章中写道：“在过去30年令人称奇的经济成功发展中，中国已经不再是以前的那个中国。社会物质进步的同时出现了社会矛盾，现在也可以说社会矛盾的出现也一定会让社会发生改变。也因此，中国不可能在接下来的30年重复过去，使用过去的模式。可以确定的是改变肯定会发生，但如何改变是不确定的。”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查道炯教授对于这种不确定性认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他告诉《北京科技报》：“在我本人来看，不确定性首先来自人口的压力，这个压力在上世纪50年代就有了，现在还存在；紧跟着是人的欲望，现在人对生活的满足和一二十年前是完全不一样的；不确定性是人和资源的问题，比如水资源的问题，也包括其他生活基本资源，在遭到破坏后，将它恢复的程度。同时有资源配置的压力，包括我们通过对外发展的关系，获得国外的资源满足国内的需求这方面的阻力越来越大。”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他写的《不确定性的崛起》中说，中国会重蹈20世纪德国的覆辙：不仅夸大经济力量，高估了军力以及软实力资源，也忽视了国内变化中的不确定性。约瑟夫认为，当前最大的危险是中国与西方彼此间逐渐上升的敌意。这种不确定性不仅仅体现在某一位专家的论述中，综合看这22位专家的文字，意见大相径庭，有些人认为这种不确定性来自国内，有些人认为这些不确定性来自国际。
查道炯教授也收到了约稿的邮件，题目要求具体这样描述：“……1964年日本东京奥运会意味着日本已经从‘二战’的阴影中走过来了。这一次北京奥运会是不是意味着绝对的崛起了？” 查道炯表示，当他看到这样一个题目的时候，他想到，要看中国的强大或者是不是崛起了，要先看中国社会的自我调整能力。
查道炯在撰写的短文中用“和谐相处”作为题目，他向《北京科技报》解析说：“看中国的崛起不能看在军事上有多少核弹头，经济上贸易排第几了。是不是崛起了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看在遇到挑战的时候，社会自我复苏的能力。在这个标准下看中国有没有崛起有没有强大，这就需要‘和谐相处’。而我对中国社会观察发现，大家还是在‘相互竞争’。为别人着想的成分还是少一些。在汶川地震之前，让老百姓为别人着想牺牲自己的利益还是需要外力影响的，在我看来这恰恰是中国社会的弱点。”
而从国际方面，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赵汀阳在他的文章中说：“中国历史贮存了丰富的思想有待于现在去开发借鉴。‘天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种思想源于3000年前周朝的外交：如何通过拉拢更多的强国来获取和保护臣民的忠诚。‘天下’寻求的是合作最大化和冲突最小化。”
美国《五角大楼的新地图》一书的作者托马斯·巴尼特在文章中写道：“美国在19世纪末期也经历了同样的一种‘崛起’。美国只有在鼓励中国成为让全世界公认的稳定秩序提供者时，世界才能体现出全球化的优势。因此，21世纪中美结盟是不可避免的。”
当然除了这些“中国模式”和“不确定论”，一些学者的对华评论中流露出了对中国崛起的悲观或是威胁世界安全的看法。美国波士顿学院教授罗伯特·罗斯在《民族主义的挑战》一文中认为，中国持续增长的海洋实力，会受制于美国军力。“所以，中国崛起很容易，但是最大的挑战可能才刚刚开始”。在《无意识的结果》一文中，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李侃如也认为，中国不知不觉中已成为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而气候变化可能将成为世界最重要的议题，中国持续发展是否能成功，将受限于这一重大的全球趋势。
对于所谓“中国的威胁”，芝加哥大学政治科学院的教授约翰·米尔斯摩称：“历史证明，很多强大的国家在‘崛起’的过程中都避免不了和其他强权国家的战争。这是否也说明正在崛起的中国也要面临一次国家安全的挑战，甚至是与邻国或美国的战争？一些中美的战略家认为不会。但那些乐观的态度被证明是错误的。”约翰在文章中认为，中国虽然不会为了追逐地区性的领导权而像日本在1931年到1942年侵略邻国，但是中国希望获得对于邻国行为原则的指挥，正如美国在西半球所做的。“崛起的中国也在试图将美国赶出亚洲，就像美国当年把欧洲列强赶出西半球一样。”约翰认为，虽然中美不一定发生战争，但亚洲将很有可能是一个危险地区。
此外还有美国公共广播电台伦敦记者站站长罗伯·吉福德用“中国‘过去’与‘现在’对话”的剧本形式阐述相同的观点：“‘过去’说：他们认为你是新殖民主义。‘现在’说：胡说！我一直都遵守全球商业规则。‘过去’说：是的，但他们担心你会像过去的日本那样……”
前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委员、迈阿密大学教授金·德福尔·德勒尔则干脆认为，中国的未来就是“另一个帝国主义列强”。
查道炯教授对于这样一些评论表示，有些观点在我们看来是比较刺耳、言过其实和不中听的。“我们要想到如何去面对这种不确定性，以减少未来发展过程当中的摩擦力。”
这些专家的争论是否回答了孔哲文提出的三个问题？孔哲文表示，很难去评价谁说的对谁说的错。孔哲文说：“看到这些专家的文章，很有意思，不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来写，还是能感觉到中国想要传播的形象和外界所看到的还是有一些差距的。比如西藏问题，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外国人所理解的和中国人所传播的对待藏人的态度就有很大差别。此外火炬的传递也是。中国在经历了30年的发展后，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通过火炬的传递希望全世界和她一起庆祝，结果一些国家打击了中国。”
但是他们也都同意一个结论，那就是中国很重要，一定代表一种东西。
孔哲文在中国的时间已经很长了，经历中国的很多变迁。孔哲文说，虽然很多人拼命的想了解中国，但是中国的变化非常快，让人很难一下研究清楚。虽然中国这一年碰到的问题非常多，但不能从一年的事件中看到未来的趋势。
孔哲文说，物质、经济的改革是第一轮的，而个人的，社会、政治这些方面的改革才刚刚开始。这几年一些事件显现出了第二轮改革开放的一些矛盾和一些问题，今年对中国来说是很关键的。因为技术和英特网的发展，全国相当一部分的平民都能参与讨论很多东西。中国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形象和别人对她的形象认识之间的差距。“要不要改，怎么改，国外一些消极的批评的评论是不是对的，这里就有点儿反思的意味。”
(来源:北京科技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