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软件园：我们的对手在印度
本报记者綦久竑 位于西安高新区的西安软件园正在成为一块旺地，每周都会吸引一些投资机构和海外公司前来淘金。目前，包括美国通用电气、日本富士通、NEC和丰田汽车等在内的知名跨国公司都已经在此设立研发基地或商务据点。而软件园自己也声称，他们的中期目标是要和印度软件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一争短长。
软件公司升级程序：股改、引资、上市
由于拥有西安交通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和西北工业大学等国内一流的信息科技学府，西安在发展软件工业方面的优势令人羡慕。电子信息业公司占据了整个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区企业总数的60％，其中绝大部分又集中在西安软件园。目前西安有大小软件公司400 多家，成规模的有近60家（每家人数在60人左右），全市软件从业者4万余人，而且每年还有4000－5000多人的毕业生加入到这个队伍中来。这种丰沛的人力供给，即使在印度也是很少见的。
西安软件园主任毛爱亮认为，自己的当务之急有二：一是做好项目和企业资源，一是要做好资本工作，通过风险投资、上市公司、股权投资等把资本资源更好地组织到一起。现在，软件园已经完成了10多家软件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大多数此类公司手里都持有2000多万的现金，后续发展是不愁的。“我们和海内外很多投资机构和投资银行都有密切的联系，以便合力把资金引进来，并把发展成熟的软件企业推向资本市场。”毛爱亮说。
毛爱亮自称是西安软件园所有企业在资本市场方面的引路人。“做企业是干啥？不在于你的控制权有多大，而在于你能够把企业做到多大。”他说，“企业做到一定程度后就一定要与资本市场结合，成功的一大标志就是上市。”他说，目前软件园里已经股改成功并积极准备上市的软件企业已有十几家，其中，通视股份已经排定日期于今年6月在香港创业板上市。
竞争对手在印度
曾在大学教过书、后来做过西安高新区管委会经济发展局局长、现在是西安软件园教父级人物的毛爱亮对投资者的心理看得很透。“做软件企业，只要能够找准一个方向，有几十个人，坚持那么一两年，这个公司就会变得很值钱了。”他说，“因为这相当于建立起了一条柔性生产线，投资者看重的就是这个班底，所以千万要想方设法把班底稳定住，不然就一文不值了。”
毛爱亮说，软件公司现在缺钱只是表面现象，更缺的其实是市场。他认为，最佳的发展路径是，与海外留学生合作，集中精力承接国际上的单子，在打开海外市场后，再以海外市场和资本为依托，返回国内来收购和整合同类企业。
目前，毛爱亮的精力主要用在了为软件园扩充地盘、铺设宽带通路上。等这些硬件设施建成后，就应该鼓动软件园的企业去和印度的同行们在市场上好好争一番了。“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软件市场，印度凭借十多年的经营和在英语方面的优势已经拿下了这个市场，在这方面我们要和人家争已经没戏了。”毛爱亮说，“但是，包括日本和东南亚在内的地区是世界第二大软件市场，在这方面中国企业的优势就要比印度大多了，因为中国和这些市场的语言和文化渊源很深，沟通起来更容易。”
此外，包括西安软件园在内的中国软件企业还有两个秘密武器：海外留学生和台湾企业。因为软件公司必须是国际化生存的企业，而这正是国内企业目前最缺乏的。留学生已经在海外当地累积起来了一定的社会信誉，如果能够通过股权的方式把他们在技术、信息和国际商务经验等方面的优势利用起来，就可以弥补国内企业最大的不足。毛爱亮强调说，这些留学生并不见得都要回来，让他们在海外留下来反而对开拓国际市场更加有利。而更大的机会，则是借用台湾企业在开拓国际市场和国际商务方面的丰富经验，帮助我们的软件公司和产品进入全球市场。这个机会如果不好好抓住，将是非常可惜的。
目前，台湾的诚洲电脑、草莓资讯和力新国际等企业都已经开始把研发机构设在西安，或寻求与当地软件公司的合作。日本富士通已经在西安设立了亚洲最大的开发基地，NEC也已把需要500个工程师一年完成的开发工作交给了西安，丰田汽车也在西安寻求开发它的全球维修点管理软件，而日本人在西安开办的奥林岛软件公司则完全是利用西安当地的人才和日本的市场开发财务软件，业绩也已经很突出了。
中印差别：软件“大侠”与软件工人
虽然西安软件园已经把印度软件企业当成了自己的主要竞争对手，而且在人才储备和基础设施方面还可与对方一比，但他们也不得不承认，现在自己和印度同行比还有很大的差距。而最大的差距，是在无形的观念和经验等方面。
毛爱亮的助手朱立明2月份加入了一个西天取经的代表团，专程去参加“2001年印度软件大会”，并参观了9家大企业，包括Infosys和Tata集团等龙头公司。“最直接的印象就是，印度软件公司的业务量都非常饱满，根本不愁市场。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已经完全按照国际业界的标准实现规模化和产业化了。”朱立明说。
善于寻找差距的朱立明此行对于印度软件企业有三点发现，而这恰恰正是中国软件公司的软肋：首先，它们是真正的国际化公司，使用的都是英语，这不仅仅只是一个语言问题，而是在思维习惯、文化、沟通和管理模式等方面都是和西方企业一样的，就像是美国公司的翻版。其次，它们的应用技术是和美国同步的，在技术前沿和美国的沟通是实时的。在新德里和班加罗尔的书店里，数量最多的都是软件图书，而且大多是美国目前最新的技术书籍，起码要比中国市面上流行的最新技术书籍早一两年。在班加罗尔软件园巨大的数据中心机房里挂着四个报时钟，显示的分别是格林威治时间、本地时间、美国东部时间和美国西部时间。那里的不少公司都是24小时3班倒，美国用户往往头天把问题发过来，第二天印度方面就把修改好的开发结果传回给客户了。
而最大的差别则在于，它们真正把软件做成了一个产业。印度公司实行的是工业化和标准化的生产、控制和管理，是依照软件工程的规范进行操作的，这和我们随意性很强的作坊式软件生产大相径庭。“在印度的软件工厂里，常常是成百上千的软件工人在开发软件。这种大工业的场面在我国的软件企业基本上是见不到的。”朱立明说，“我们一直都很推崇软件方面的个人英雄，实际上形成了一种不自觉的误导。软件工业确实需要少数几个英雄和游侠来规划项目、提供创意，剩下的工作则需要一个严格遵循工业化标准的系统来完成。而我们的很多软件从业者完全被媒体宣传的硅谷式的幻觉和奇迹迷住了，人人都想当大侠和英雄，普遍都没有工业化和标准化的意识。现在，我们最需要的其实是严密规范的开发体系和老老实实的软件工人，如果人人都想做大侠的话，整个软件工业恐怕永远都只是幻想。”
中国经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