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共识”作为中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代名词，曾引发国际社会继苏联模式、华盛顿共识之后关于经济发展模式的大讨论。该模式的三个主要方面是，政府主导和强调的创新流；根植于中国传统的尽量协调和兼顾各方面并避免极端从而确保稳定的“和谐发展”；坚决的国家安全战略及与之配套的非对称式战术安排。
围绕“北京共识”的概念，中国内部的讨论主要分成了两派观点，支持者认为“北京共识”可以与曾盛极一时的“华盛顿共识”比肩，批评者则指出“北京共识”只不过是“国际制造”的“中国神话”。
笔者就此两派观点的争论采访博科资讯董事长兼总裁沈国康时，这位智者保持谨慎的乐观，在他看来，北京共识并非有夸张至构造中国自身国际话语权的权威力，但这一发展态势中蕴含的中国制造的概念，却着实为推动中国GDP的增长发挥过无可取代的作用，然而，单纯的制造业并不能给中国制造带来高利润，在外资掌握核心技术的情况下，我们只能以廉价的劳动力、廉价的生产资料来赚取其中的很小部分。无论是中国制造，还是北京共识，都有必要寻求一味良药，在治本的同时为中国经济主体活络筋脉，养生健体。
从苏联模式到北京共识
2004年5月，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在伦敦作了题为《北京共识》的演讲，指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在雷默看来，建立在“北京共识”基础上的中国经验具有普世价值，不少可供其他发展中国家参考，可算是一些落后国家如何寻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模式。论文随后发表在英国著名的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网站上，旋即在欧洲、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引起强烈反响，中国的经济奇迹及其背后的“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一时成为世界的焦点。
事实上，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在“北京共识”之前，从1970年代末至1990年代自下而上、因势利导承包特区双轨制的“中国经验”，到1950年代至1970年代党政主导军工、重工业优先的“苏联模式”，坊间从未缺少过兴冲冲地总结和概括。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逐渐形成了一套经济、政治和对外关系的体制，理论界称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苏联模式”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思想理论指导下形成，其经济方面的重要特征是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以及否认和限制商品货币关系的计划经济体制。
在中国，搬用苏联模式发展经济的一大结果是，一方面中国在技术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国家主攻的工业化事业为推动经济发展积累了大量的原始资金；而另一方面，中国的技术创新进步缓慢，尽管中国拥有庞大的制造基地和市场，却缺乏对于促进国家经济发展而言更加重要的技术创新能力。“正如今天的中国，赫然成为世界制造工厂的时候，却没有相伴而生的经济利润”，沈国康摇摇头，“从苏联模式到北京共识，并没有整合出中国经济发展的最优化选择。”从工业化到新型工业化
从苏联模式到北京共识，中国制造和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该如何摆脱历史话语和实践的漩涡？
作为中国经济的支柱企业，制造业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制造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NP)的比重在40%以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制造业出口的比重一直维持在80%以上。尽管如此，从国际制造业分工的角度看，由于中国制造业大都在产业链的低端，缺乏核心技术，只能作为世界制造业的加工车间，赚取廉价的加工费。
实现工业化仍然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艰巨的历史性任务，而信息化更是我国加快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作为制造业未来重要的投资方向之一，信息化是提高制造业竞争力、应对外界挑战的重要手段。制造业信息化将提高制造企业信息流的速度和质量，借助物流供应链管理软件、全面预算管理软件等企业管理信息化系统，改变传统的业务流程和工作方法，减少环节和管理层次，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加快资金周转，能给劳动密集型的制造型企业带来明显的经济效益。
进入2008年，国家原信息产业部更换为工业与信息化部（MIIT），工业化与信息化开始融合。在国家政策的带动下，中国制造业正在广泛开展信息化建设，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道路。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小组的专家认为，工业化与信息化有机融合，对于通过信息技术的不断渗透与扩散，最大限度地实现资源在不同工业行业之间的优化配置，迅速提高制造行业的劳动生产率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信息化是‘北京共识’的注脚”，沈国康语出惊人，“信息化是覆盖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战略任务，中国制造没有问题，但是信息化应当且必须贯穿工业化的整个进程，‘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抓住制造业的关键产业价值链，未来的中国制造和北京共识将无可厚非地载入世界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