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曦女士原名胡友松，她是李宗仁先生黄昏恋的夫人与伴侣。
1966年7月26日，27岁的胡友松与75岁的李宗仁在北京正式结婚。他们的结合虽然跨越了48个春秋，但他们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却相依为命，度过了狂风暴雨的九百余个日日夜夜，直到1969年1月30日，李宗仁以78岁高龄离去。
1990年3月9日，胡友松以王曦之名，孤独一身来到李宗仁先生的家乡、故里，以寄托多年的哀思。
女士多次改名换姓
这天，王曦到达桂林车站后，直奔向山下的去峰寺陈列馆，当时市文物工作队初创的“李宗仁文物陈列室”设在这里。陈列室预先已收到她捐献的文物，得到充实。我们在这里迎候着她的到来。
我们已有书信往来，但这是首次见面。见面后，她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高挑的身材，娇美的鹅蛋脸，白皙的面容，道地的京腔，快人快语，外着风衣，落落大方。
早就听说她是多次改姓换名，令人奇异。此次见面，我不免问起了个中缘由。她坦然地回答:我最初的名字叫若梅，是在南京时我生母取的。从字义上可知，母亲是希望我像梅花般能经得起人生的风霜。后来，当我还记不清姓什么时就成了孤儿，父母亲人都惨死在日寇的大屠杀之中了。4岁时，曾是张宗昌的胡姓姨太太流落南京，做家庭老师，收养了我。1947年随她去了北平。上中学时，我的生活非常艰难，便自取友松为名，勉励自己能像松柏那样坚强。1959年20岁时，以胡友松之名毕业于北京第三护士学校，踏入社会，也以此名进入李宗仁的生活中。但是，当善解人意的德公知道了我的不幸身世后，都以若梅相称，相处近3年，使我重又恢复到童年的温存中。1973年从湖北沙洋农场劳动改造回京后，力图清除那些痛苦的回忆，改名换姓为王曦。
原来，她数次的易名变姓，正是反映了她特别的经历。
要为故人看活人
王曦来到桂林后，一切都感到迫切，她对我提出了在桂日程，希望能看到德公的原配李秀文女士，要去凭瞻文明路德公的官邸，要去两江德公故宅寻找“养鸭子”的地方，还要求立即参观有她一份爱心的德公文物陈列室……就是没有要求去游览漓江与阳朔。
她告知，自从她与李宗仁结婚时起，亦从人称，尊称李宗仁为“德公”；李宗仁的旧友与部属则多称她为“少夫人”。这样的称呼，使大家都很开怀。
谈到要去看李秀文，王曦说:我与德公生活了两年半，还不知道有位原配夫人健在，李秀文的名字是在1973年春节前夕才听说的。那时有人传闻，李宗仁的原配夫人李秀文要回国了！这爆炸性的消息传来，我还认为是谣言。
但王曦又说:我很感激老夫人的出现。是因为她要回国，才使我得以早早结束了在沙洋农场“五七”干校的劳动改造，所以对老夫人一直萌生着潜在的感激之情。此次来到桂林，我一定要去看望老夫人。
原来，在李宗仁的谢世之际，正是“四人帮”的恶行之时，当他的骨灰放入八宝山公墓不久，她作为李宗仁少夫人的身份也跟着结束了。一天，公安人员敲开了她一再搬迁的房门，勒令她马上离开北京，去干校劳动接受改造，改造她的资产阶级思想，认清自己为什么要嫁给国民党二号战犯的人生观。
王曦回忆，这是一处地图上找不到的鄂西北隅境偏远地方沙洋农场。当时专门在这里改造全国人大、政协、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中的重点统战对象。对外的代号是“1357”。由于李秀文要回归祖国，而为了统战需要，她又被匆匆调回北京。
对此，曾有好心人对她提出了劝告，说不能引见。说是一旦李幼邻及亲属知道她的造访会很不高兴的。不料王曦说道:“我当时是正儿八经与李宗仁结婚的。我与李秀文还是姐妹呢！我这是小妹妹看望老大姐，有什么不可以的？”
她的直爽快言影响了我，我也感到这虽是一件极敏感，但是一件极普通的拜访事，觉得应该去撮成此事。当天下午，我陪着王曦凭瞻了还是老干部活动中心的文明路李宗仁官邸后，径直去到叠彩路1号的李秀文女士住宅。老夫人已于1973年12月10日回到这里安居。
此时的李夫人已住进了工人医院(今市第二人民医院)治病，住宅由她的侄儿李嘉球、侄媳谭明伉丽管理。他们都是我很尊重、熟悉的长辈。
老夫人因年事已高，处于长期的“醒状昏迷”状态，住在医院后楼三层的特优高干病房。
百余岁的老夫人虽然有寿斑点点，但是脸色红润。床头病员卡写着:1988年8月28日入院，脑血管硬化。
谭阿姨凑近老夫人的耳朵说:“姑妈，有人来看您了。”老夫人忽然说了话，但话未对题的道:“我还要，我还要！”谭阿姨颇能通晓她姑妈还要什么，立即剥开蜜桔，一瓣瓣喂进了老夫人的嘴里。老夫人慢慢咀嚼着，然后咽下去。这时，王曦走到跟前，仔细观察了老夫人。
正要告别时，谭阿姨笑着对王曦说:“这位同志，怎么总不讲话？”我只好帮着敷衍。离开谭阿姨，王曦终于说话了:“老大姐脸色红润，能吃能喝，完全是老年病，没有其它毛病。”她多年从事护理，很善于观察。她又感慨地说:“听到老夫人的两江口音，又使我想起了德公的音容！我是为故人看了活人。”
寻找养鸭子的地方
王曦到桂林的第二天，就急着要去临桂县两江镇头村李宗仁的故居，她说:“我要去凭瞻德公的足迹，还要去寻找我们当年准备回来养鸭子的地方。”
“养鸭子的地方？”我感到疑惑，问她此事怎讲？她回忆了往事:“『文化大革命』深入到1968年，『四人帮』要向『阶级敌人』猛刮12级台风，德公是想当然的阶级敌人，我们已是终日在狂风暴雨之中诚惶诚恐地度日。曾有红卫兵闯入大院找德公问话，那时统战失控，阶级划线，工作人员中也有的开始了造反，平日常来家里相聚的旧友都被揪斗抄家。旧属刘斐被剃了阴阳头，家中被抄已身无分文，许多中央领导及民主党派领导人也纷纷被揪斗关押，周总理虽然是保护神，但已力不从心，自身难保。我们差不多是蜷缩着过日子。有一天德公对我徵求意见说:『若梅呀，要是我们实在在北京过不下去了，就彻底做一个自食其力的老百姓，回到桂林的两江乡下去养鸭子吧！』”
谈到养鸭子，早在《李宗仁回忆》一书中披露，还曾是他年幼的愿望:有一年的秋收时，年幼的李宗仁与他的大哥李宗唐，跟着母亲刘肃端氏在田里割禾。休息时，母亲问他们将来长大了希望做什么？李宗仁的回答很是朴实，只想做个养鸭子的人。他在《幼年诗》里不知读过多少遍:“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他在回忆中解释道:“在我们小孩子想来，鸭生蛋，蛋生鸭，十分可□。”
在那“文革”的历史逆流中，李宗仁自然又想起了这个幼时的愿望。王曦提起此事，显然又沉入了那段他们相依为命的情景。
在陪同王曦凭瞻李宗仁的故居过程中，我好奇地询问:“在那逆境中，李宗仁先生对自己选择的回归是否有过后悔？”她未加可否地回答道:“那时，他只是替朋友担心。一是为共产党中的朋友担心，他曾很久不见周总理了；二是为旧同事关心，与他来往的部属旧友都被揪斗不再来往了。不过有一次，德公提到了郭德洁，他说:“要是郭德洁活到现在，可受不了这没完没了的罪啊！”
“至于他自己呢，德公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这是私下说的:『也许回来不是时候。我自己选上的道路，我是要走下去的。』他认为自己已经与中国共产党息息相关了。”王曦这才直言回答。
李幼邻如是说
1991年8月，自治区党委受到中央之命，在桂林举办《纪念李宗仁先生一百年诞辰座谈会》，李宗仁长子幼邻受到邀请，从美国回桂林参加了座谈会。
我与李幼邻先生自1987年筹办“李宗仁文物陈列室”时相识，数年的接触已成为朋友。会后他提出了遗憾，他对我慨然道:“李志圣、郭德凤、王曦都没有邀请到会，实在太可惜了。”
“李志圣就是父亲的血亲，是我的弟弟；郭德凤是郭德洁家属中最好的代表；王曦为晚年的父亲作出了很大的牺牲，虽然后来因太年轻改过嫁，也可作为父亲的『生前好友』特邀。”李幼邻是一位直言快语的人，观感从不顾隐讳，心地坦然。
此时，我乘机对他说:“幼邻先生，去年3月，我做了一件事请不要介意。”就把王曦来到桂林半月，秘访了老夫人等的经历和盘托出。他却回答说:“这没有什么介意的。她与父亲正式结婚，动乱中又与父亲相依为命，她对父亲的牺牲很大，很值得我的钦佩。父亲去世后，还因父亲去了劳改农场，后来虽因太年轻曾经改嫁，但不到一年还是想念着父亲而离异，也是值得我的同情。大家见见面有什么不好，我前些年去到北京曾去找过她，但未见到。如果此次她也来了，我还要请她吃饭哩。社会上一些人把我看得太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