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前，电子科大毕业的龚兵，一次偶然的机会，从宏碁电脑跳槽进了TCL通讯手机销售部门，成为国产手机大军中的一员新兵，“同样的理由，因为在那时，手机行业是代表未来”。
如今处“手机江湖”已远，但每当忆及那个年代，龚兵依然神情激动，“几乎每周，你都能听到‘一夜暴富’的神话，而且就真实地发生在你身边”。
市场的狂热，亦让民间资本疯狂涌入。“几乎每一天，你都能听到有新人加入手机的产业大军。”龚兵告诉记者，这些“新人”很多来自珠三角一带的电脑、电子元件厂商、手机经销商，还有从国产品牌手机厂商出走单干的。
在市场巨大需求的驱动下，中国作为电子产品加工制造大国的产能动力，在手机产业领域被空前激发。
来自IDC的统计数据显示，至2005年，全球手机出货量为8.25亿部，其中在中国境内生产的手机超过了总量的三分之一，约占36.8%。这意味着全球几乎每出产三部手机中，就有一部是中国制造。
这其后，昔日的国产品牌手机市场开始下滑，并相继亏损。这最终导致龚兵这样的“手机人”纷纷逃离。但龚说：“我们走了，但中国的手机制造能量还在延续。”原信产部统计显示，2007年我国生产手机5.48亿部，占全球市场产量比例约40%。
艰难的起步
众多的业内人士看来，1999年应是中国手机产业的元年。
当年1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快我国移动通信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又称“五号文件”)，其核心之一，“严格控制移动通信产品生产项目的立项、审批”——这便是日后影响深远的“牌照制”的开始。
由此，中国的手机制造业蹒跚起步。
首批发放的国产手机牌照不到10家，康佳、TCL、海尔、熊猫、波导等日后广为人知的手机企业均位列其中。
上述原TCL移动生产部人士这样形容当时的国产手机生产，“1999年代的国产手机厂不叫制造工厂，而是搬运工”。
所谓“搬运工”，是指将韩国、法国等外国手机成品，直接进口，贴上自己的品牌出售。也称“整机引进”。
直到2000年，少数国产厂商才开始引入法国WAVECOM模块，进行简单的组装，“其实，WAVECOM模块已经将射频和电流处理完了，我们的工程师只需做一些简单的外围电路的连接”。据了解，波导、TCL、南方高科等超过70%的国产手机厂商，均使用过WAVECOM模块。
这意味着，在继续着整机引进的同时，中国手机制造开始步入半散件引进阶段。
而技术的提升，亦带来产能的急剧膨胀。据波导股份(600130)2002年年报显示，2001年波导手机仅年300万的产能，到2002年产能急剧扩张到1500万部，时隔一年产能翻了五倍。
但在急速扩产的背后，引入WAVECOM模块却存在两个硬伤。其一是价格偏高，据悉，2000年一款WAVECOM芯片的售价大约要在千元以上；其二是稳定性不足。这也是导致当时国产手机普遍返修率偏高，部分品牌甚至超过30%。而相比之下，诺基亚等外资品牌的返修率一般维持在5%以内。
直到2003年，ADI芯片在国产手机厂商的大量应用，才使得国产手机质量的稳定性有所提升。“但ADI最开始不支持彩屏手机，成为其致命缺陷。”原国虹手机制造总部助理总经理彭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因为国产手机大规模采用ADI芯片，导致在2004年的“彩屏大战”中，“国产手机落后了洋品牌半年”。
彭刚说：“很长一段时间，国产手机在芯片上的短板，制约了其扩张的步伐，快而不稳。”
直到2004年下半年，这一“被动”局面才开始出现转机——来自台湾联发科生产的MTK手机芯片，在中国大陆横空出世。
MTK加速器
MTK手机芯片预先整合了手机软件平台，并集成了较多的多媒体功能和较低的价格，其刚问世，即在大陆手机厂家和手机设计公司风靡至极。
彭刚认为，MTK很好地弥补了国产手机研发能力不足的短板，同时其低廉的价格也迎合了国产厂家低成本的需求。据悉，当时一款MTK芯片的价格大约17美元左右，而直到2003年，WAVECOM的售价还在600元人民币。
“在2003、2004年，国产手机价格战日趋激烈，利润压力与日俱增。而MTK的大量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很好的缓解了当时国产厂商的成本压力。”彭刚说。
一时间，包括TCL、联想、波导等国产品牌厂商悉数引用MTK平台。
但在现实的另一面，MTK的问世，让手机制造——这个一度被认为是“高端电子产品制造行业”——的门槛大大降低。
“民间资本正是在那个时候，朝着手机行业蜂拥而入。”深圳市多达康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毛红江对记者回忆，几乎每一天，你都能看到挤进这个行业的“新兵”。
一个典型的公司架构是：“几个国产品牌厂家出来的技术人员、其他电子行业从业者和手机经销商凑成一家公司。因为经销商对市场渠道最为把稳，往往是项目的出资方。”
“蜂拥而入”的背后，一个被日后多方诟病的“山寨机”产业雏形，正在市场规律下暗暗酝酿。
手机制造加速度
针对手机产业的新变化，监管层的态度也在悄然生变。
2004年下半年，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卫星电视接收机及关键件、国家特殊规定的移动通信系统及终端等生产项目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并点明“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是指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至此，延续五年之久的手机生产“审批制”寿终正寝，取而代之的是手机生产的“核准制”。
在电信专家付亮看来，“审批制”的主体在政府，在中国手机产业起步阶段，手机项目更像是一个政府主导行为。而“核准制”的主体则转化为企业，“有一种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演变的产业思路”。
但在更多的手机行业从业者看来，“核准制”并未在手机行业兴起多大风浪，门槛依旧过高。“两亿元的资金门槛依然未变，事实上当时启动一款手机项目，200万元的资金足矣。”彭刚说。
市场却继续以“市场化”的方式博弈着“核准制”。从2004年下半年开始，不少未获“牌照”的手机企业，甚至摈弃手机“贴牌”，直接向二三线城市和农村市场出货——彻底沦为“山寨机”。
在东莞一带，密布着大量的电源设备厂、手机模具、机壳工厂，而深圳此前亦是全球电子元件的制造基地。“对于手机这种协作性极强的制造工艺，珠三角的产业配套优势，正好迎合其发展需求。”深圳市手机行业协会副秘书长苏杰曾对记者分析。
而随着手机制造工艺的不断改进，“山寨厂商”甚至凸显出比品牌厂商更为灵活的制造能力。“包括双卡双待、超长待机等新功能，都是所谓‘山寨机’率先研发的。”苏杰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讲，“山寨机”的研发能力，甚至走在了这个产业的前列。
来自信息产业部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运行司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国产手机总产量为1.5亿部。而多位业内人士对记者保守估计，2007年“山寨机”产量至少在5000万部以上，若据此推算，“山寨机”占国产手机总产量的四分之一。
2005年，波导首度亏损，并将亏损原因之一归结为“山寨机”带来的市场冲击。此后，传统的国产品牌手机悉数将“山寨机泛滥”作为亏损的说辞。
“(国产品牌机)把市场下滑归罪‘山寨机’并不合理，‘牌照制度’也不能限制山寨机的发展，山寨机的存在有其自身的市场基础。”苏杰认为，对待有着相当手机制造能力的山寨机厂商，国家要从政策层面加以引导。
2007年10月，沿袭多年的手机“牌照制”最终取消，手机生产改为“备案制”。电信专家付亮认为：“从监管企业转向监管产品质量(入网检测)，表明国家对手机生产彻底市场的趋势。”
就在这年年底，离开手机圈的龚兵就开始酝酿写一本与国产手机历史有关的书。在序言的初稿中，他写到：“尽管2008年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降低、原材料涨价、劳动力成本提高、美国次贷危机影响社会大环境等因素，都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内外交困的中国手机行业……国产手机未来突围始终不仅仅是梦想，广阔的亚非拉和中东地区已经活跃着大量的深圳制造的手机，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一直还在散发着绚丽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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